悦读会|跨国公司钟爱瑞士

01

几十年来，各国政府一直通过互相竞争吸引外国企业入驻。而近来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吸引大型企业上，比如汽车部件及组装厂，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政府通常会提供税收优惠、免费土地使用以及其他福利。瑞士很少参与这种竞争，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或需求。但它却成功地吸引了一些子公司和地区总部，以及与人才开发相关的办事机构。

的确，正如全球的瑞士公司不胜枚举一样，驻瑞士的外国公司也比比皆是。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还有一些家喻户晓的公司也在瑞士开展重要业务，如IBM、利乐包装、默克、佳能、美敦力和思科等公司。目前，外国跨国公司的收入占瑞士GDP的近10％，份额可以和瑞士银行业相媲美，但是跨国公司的增长要比银行业快很多。因此，很多人断定这个行业要比银行业的增长潜力大。如果把瑞士跨国公司也算上（它们日渐向外国同行看齐），那么这一数字将上升到占GDP的1/3。瑞士是世界上最大公司的首选驻地。

本章着眼于一些落户瑞士的外国公司，仔细研究它们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以及对瑞士的过去和将来有何影响。

它们为什么能够入驻瑞士？究其原因，并不是瑞士高昂的生活成本或日常生活的诸多硬性规定。当然，瑞士的税率很优惠，但税收优势几乎不会给善于招商引资的瑞士带来长期的公司投资。瑞士外国公司的入驻之谜远非税收这么简单。

02

纵观瑞士外商独资企业的经营范围，可以看出它们的种类繁多，不一而足。有些是地区总部，有些是研究机构，有些是区域生产商和营销组织，还有一些则是集团总部。通常这些类别会合为一体；起初是冒险涉足营销，后来却开展其他业务。

无论业务性质或类型如何，税收方面的考虑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入驻瑞士的关键因素。除却其重要性，税收的原因可以说既复杂又有争议。公司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减少税额。在许多公司中，税务部门更是一个利润中心，负责合法缴纳最低税额。对于金融和商品交易领域的公司来说，保密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瑞士所奉行的保密原则和相对较低的税率对于嘉能可、斯特拉塔、维多和鲁克石油这样的大公司以及布勒旺·霍华德这样的对冲基金公司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不过，政府之间以低税率吸引企业的竞争并非没有限制。经合组织就税收制定了一套基本标准，要求各国遵守，其中也包括了要求各国强制征税。不履行经合组织标准的国家都会被公开列入避税黑名单。无论经合组织方案是好是坏，包括瑞士各州在内的大多数声望良好的国家都不想像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一样上黑名单。

事实是，瑞士许多州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都相对较低。目前，瑞士公司的所得税保持在12.5%~24％之间，相比之下，英国的为28％，而美国的为15％~35％。将瑞士联邦和各州税率结合在一起的个人所得税则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大致相似。瑞士的增值税为8％，而许多西欧国家则为20％左右。一些专家表示，瑞士税收征管和支出权被层层下放直至基层，政府高度放权刺激了区域竞争并导致了税率较低。批评者认为，这无异于一种“贫邻政策”，即以别的州和国家损失税收为代价让自己获益。

然而，总体税率总有一定的欺骗性，总有些地方打算提供更低的税率。一些欧洲外围国家提供10%甚至更低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于公司选址同样重要的个人所得税，摩纳哥和保加利亚也远低于瑞士。考虑到扣税、税收减免和交易比例等影响预期纳税的实际因素，实际税率对广大企业的选址决策同样意义重大。实际税率和标准利率可以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就税收而言瑞士具有竞争力，但并非一家独大。

那些灵活选址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被称为公司间税收转让的形式。这是通过调整不同国家的分公司，对产品或服务的内部定价减税。瑞士因此吸引跨国公司的程度还有所争议，根据行业领域的不同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因此，虽然税务是一个企业选择瑞士作为其业务网点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因素。本章试图通过调查几个具体案例来梳理出其他一些因素。

03

低廉的公司税、自由裁量权和一流大学，肯定是很多公司（无论是研究型还是经营型）首选瑞士作为总部的原因，而这样的公司也越来越多。陶氏化学公司就是其中一例，公司于20世纪50年代在苏黎世成立了其在欧洲的第一家销售处。

该销售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展迅速，1966年，销售及管理部合并为技术服务和研发中心，并于次年迁至豪尔根。1968年，陶氏化学公司决定将苏黎世升级为欧洲总部。陶氏欧洲区前总裁卢西亚诺·雷伟仕回忆称：“迁至苏黎世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就是苏黎世的中心地理位置。瑞士自古以来都是欧洲中心，从斯堪的纳维亚绵延到意大利，从伊比利亚半岛扩展至东欧盟国。选择在中心位置建立总部可以进行跨国高效经营。”陶氏首席副总裁兼陶氏欧洲、中东和非洲区总裁杰弗里·默谢伊补充说：“瑞士基础建设良好、法律和税收稳定、高素质员工用之不尽以及生活质量上乘，这些也是关键因素。瑞士不仅是全球精英创业的首选，也是享受天伦之乐的绝佳之地。”

1970年，苏黎世总部认为办公空间太局促，于是决定将欧洲总部转移到附近的豪尔根，公司花了4800万瑞士法郎建起一栋兼具管理和科研功能的崭新办公楼。和那时的跨国企业不同的是，陶氏拥有新建中心的所有权，目的是想通过将销售、管理和技术研发整合起来、协同发展，使这个正宗的欧洲组织能在此落地生根。但这同时也表明，即使像苏黎世这样的小城市也日益拥挤。

与几英里之遥的IBM实验室截然不同的是，陶氏的设备不用于基础研究，而是在豪尔根研究出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为欧洲各地客户量身定制产品。默谢伊称：“将集成化的技术和国内的经营结合是陶氏在欧洲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的业务在过去20多年里增长很快，已到了可以和巴斯夫（BASF）、赫斯特和拜耳这些欧洲化工巨头平起平坐的地步。正是瑞士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使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如今陶氏在位于豪尔根的总部控制着60家欧洲生产设备部，以及20个国家的30个销售办事处。2010年，陶氏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公司员工共有13400人，实现销售收入185亿美元。（而斯沃琪拥有25000名员工，年销售额为70亿美元）。

04

也许没有什么比陶氏和谷歌之间的对比更明显的了。陶氏是一家著名的化学品和塑料制品国际企业，而谷歌在陶氏迁至瑞士时尚未成立，但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谷歌一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

2004年，谷歌在瑞士开设首个美国之外的工程场地，具体位置选在了苏黎世。显而易见，谷歌不同于众多因“新经济”起家的企业，它们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流星般滑过。谷歌于1998年1月成立，在短短6年时间里，谷歌已然变身为一家销售额和利润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科技巨头。当然，利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单纯的想法：拍卖文本广告空间和相应的搜索结果。谷歌期望苏黎世研究室能再创辉煌。

人们理解谷歌为什么不想独自在美国经营其工程业务，毕竟有才华的工程师奔向加州或纽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而他们也可能投奔其他一些欧洲城市。为什么公司选择了苏黎世，而不是都柏林、阿姆斯特丹、汉堡或伦敦这些同样拥有销售业务的地方呢？

此中原因当然不是苏黎世的税额较低。苏黎世的企业和个人的税费是瑞士税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虽然员工可以从所在州获得较低税率）。但前提条件是所选城市能吸引到潜在员工。众所周知，信息工程师们工作流动性大，生活和工作经常融为一体。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城市的独立榜单随处可见，而多个瑞士城市一直名列前茅。（2010年伦敦金融城对金融公司进行的世界最具吸引力城市年度调查显示，苏黎世和日内瓦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仅次于伦敦。）

正式排名虽然只具有指导性，但也往往会遗漏一些难以衡量的因素。陶氏欧洲区的常驻总裁杰弗里·默谢伊用一句话总结瑞士的强大优势就是：“伴侣的最爱！”

还有另一个起决定性的选择依据：两所著名的技术大学，即苏黎世的联邦理工大学和洛桑的联邦理工大学联系紧密。它们的计算机科学课程确保了当地的人才库永不枯竭，已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共生关系：谷歌从这两所学校源源不断地吸收大学实习生，而作为回报，谷歌公司为该校学生提供学位课程、博士及博士后奖学金。谷歌负责招聘工作的兰迪·纳夫尼克说：“我们的实习生不是廉价劳动力，与正式工程师一样，他们也开发重大项目，并且能得到不菲的报酬。”因此，谷歌实习生大多成为谷歌的终身雇员，不足为奇。

05

不过，“谷歌人”（尤指员工）很另类，他们或公司是否适应瑞士传统的工作方式也不得而知。首先，谷歌的业务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而不是做实物产品。其次，它成功利用了“即时满足”的原则，即用户获得信息越快就越有价值。瑞士慈运理和加尔文的信徒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强调延缓满足感的重要性。最后，谷歌是一个大“冒险家”，它认为多数企业应该放弃规模大、风险高的回报，侧重于开展规模小、风险低的业务。瑞士人素以小心谨慎而闻名，因此对风险尤为重视。（用一位瑞士著名木匠茨维摩·梅森的话说就是：三思而后行。）

第四，谷歌的业务基于新颖、高效的广告提案，为广告商提供机会去接触（并为这种接触行为付账）那些对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感兴趣的客户。传统的广告形式和授粉很相似。广告抵达大众，希望能有一些受众感兴趣，但不利于广告商的是他们必须支付整个受众的广告费，而不只是那些对产品有浓厚兴趣的受众，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公路上的广告牌或电视广告就是典型的例子。当消费者使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时，每次搜索的内容中都能显示其喜好，谷歌就会在这些网页上投放相关广告。如果消费者点击该广告谷歌就向广告商收取相应费用。

而消费者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谷歌瑞士区域主管帕特里克·沃肯说：“我们的做法就是顺其自然，如果‘用户’喜欢，他们就会‘使用’。谷歌现已涉足《连线》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在其著作《长尾理论》中所描绘的领域。由于谷歌业务已覆盖全球，现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开辟了小型专业化市场。以需要46码以上（美国12.5码）鞋子的人群为例，所有大型城市的传统鞋店无法准备或推销这些需求较小的产品，但互联网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