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会|瑞士钟表，分秒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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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和它们的创造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超过了其他任何产品。瑞士制表业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制表匠的个人发展史，他们将制作工艺、技术创新和众多商业技能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一个产业，而这往往是在制约一切商业行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完成的。的确，如果不是那些被迫从法国和动荡的其他欧洲国家迁来的能工巧匠，瑞士制表业很可能不会存在。

亚伯拉罕–路易·布勒盖1747年出生于纳沙泰尔，他可以说是制表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15岁时，他被继父约瑟夫·塔代送到凡尔赛学习钟表制作。学徒期满后，他留在了巴黎，并在钟表一条街开设了名为“宝玑”的工作坊。当其他人都忙于生产更加精准的海上计时器时，布勒盖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他为贵族甚至皇家不断供应设计新颖、功能独特的钟表。这些表有的带有日历，有的装着能提示时间的钟铃。与竞争对手不同的是，他更注重钟表的外观，不论是摆钟还是怀表，他都会刻上自己的签名。他向来对其产品的内在运行原理守口如瓶，因此他的产品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个同龄人这样描述道：“佩戴一款精美的宝玑表，你就会觉得自己拥有了这位天才的智慧。”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与贵族保持密切联系是很危险的。在一段时间里，不畏恐吓的布勒盖继续为路易十六提供摆钟和手表，连路易十六被执行死刑后也没有中断——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也被送上断头台之前，他还为在狱中的王后制作手表。最后，时局越来越危险，连布勒盖也不能自保了。当罗伯斯庇尔带领的雅各宾派发起了“恐怖”行动后，法律的正当程序被废除，而杀戮则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在此期间，瑞士成了避风港，不仅提供资金庇护，还为法国财政总监雅克·内克尔和他名气很大的女儿斯塔尔夫人等一些政治难民提供庇护。1793年8月，布勒盖忍痛决定和儿子、儿媳逃回瑞士。在他离开前一年，瑞士军队曾试图保卫路易十六及其在杜伊勒里宫的家人，尽管费尽全力，但还是全军覆没。

在日内瓦这个位于法国国境之外却仍被法国觊觎的城市，布勒盖全然没有安全感。他的朋友兼商业伙伴德孔布兹劝他搬到纳沙泰尔，而不是留在加尔文主义的中心城市，因为在这里他被视为革命的叛徒。布勒盖在纳沙泰尔没有找到工作，于是他又去了当时瑞士制表工艺最为卓越的中心之一力洛克，设法在这里开办一个小作坊，继续为英国和俄国的皇室供应钟表。

由于只有6名瑞士员工，布勒盖无法在力洛克制作太多钟表，但他也没有浪费两年的流亡岁月。在此期间，他开启了机械制表业最重要的发明计划，包括所谓的陀飞轮，也称“旋风”，这一装置可以弥补当时手表因重力因素而产生的误差。

到了1795年，布勒盖认为返回巴黎应该安全了。在凡尔赛宫，革命风暴使得制表业受到重创，然而布勒盖的归来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们确信有了他的协助，这个行业将会复苏。毕竟，陆军和海军都迫切需要钟表。布勒盖看到了这个能让他再次发财的机会，但又极力地讨价还价，最终他以恢复自己的生意并赔偿他在恐怖时期的损失为条件接受了邀请。此外，他还提出他的员工应该免服兵役，以便他能尽快重建他的企业。

至此，布勒盖的职业生涯开始进入最多产的阶段，他开始用流亡期间所构想的创新发明来制作钟表。他的作品在1798年和1819年的国际展览上展出，并获得了广泛赞誉。这位富商在1823年担任享誉全球的国际博览会评委时去世，享年77岁。

布勒盖的后人继承了家族传统，直到1870年前后，他的孙子路易–克莱芒·布勒盖将公司卖给了首席钟表师、英国人爱德华·布朗。布朗家族继续在巴黎经营着宝玑，直到1970年被尚美巴黎收购。此后，由于巴黎缺少优秀的制表师，宝玑又迁回瑞士。在专攻微型制表技术的制表师丹尼尔·罗特的技术指导下，公司在布拉苏丝的汝拉山谷得以重建。1974年，宝玑被一家名为巴林投资集团的私募股权公司斥巨资收购。1999年，斯沃琪集团又从巴林投资集团手中收购了这个品牌。宝玑手表仍然是人们所能买到的最独特的腕表，同时古董宝玑表成为拍卖会上的宠儿。2010年，宝玑的销售总额达到6.75亿瑞士法郎，占斯沃琪总收入的12%，大大高于账面收益。

布勒盖的职业生涯之所以卓越，不仅是因为他的技术创新和高超的艺术水准，同时也因为在他身上体现的瑞士工业的特点：像瑞士这样一个小国，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引进一些理念和技术来推动本国工业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布勒盖出生在一个制表业发达的国家，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学习国外的制表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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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布勒盖一样，瑞士制表业一开始基础也相对薄弱。自14世纪机械表问世以来，瑞士就有了钟表匠，他们经常从那些铁匠和枪匠那里学习技艺。起初，这些工匠们大多是为教堂塔楼和城门做大钟的。其中最杰出的是位于温特图尔的钟表世家利希蒂。这个家族12代人都在从事制表业，时间从1514年到1857年（他们的炮塔时钟从16、17世纪到现在依然饱受赞誉）。随着技术的革新，出现了更小的时钟。没过多久，又有了富人家里用来装饰的所谓哥特式铁钟；与此同时，橱柜匠和木匠也发明了更便宜的改良版木制钟表。

也许，在瑞士钟表业最广为人知的名字要数欧米茄了，该公司的手表曾被带往月球。1848年，路易·勃兰特作为手表批发商在拉绍德封创立了这家公司，当时他只有23岁。他的儿子路易–保罗和塞萨尔将公司搬到比尔，并使之成为瑞士最大的钟表制造商。1894年“欧米茄”运动成功发起，并最终用它作为公司的名字。欧米茄因在体育赛事中作为计时工具而成名，而当1969年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巴兹”·奥尔德林都佩戴欧米茄超霸表登上月球时，该公司又成为行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宣传典范。欧米茄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家登上月球的钟表制造商，这使其受益良多。尽管公司的所有权已经变更（自1982年以来，它逐步成为斯沃琪集团的一部分），超霸表的制造工艺却始终如一。欧米茄已成为斯沃琪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占其总收入的34％，利润总额的46％。

来自国外的竞争不断挑战着瑞士制表业，但也刺激了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瑞士制造商不止一次落后于外国竞争者，而每逢此时，他们都会将借来的想法、人才和本土的创新理念结合在一起并重新独占鳌头。

一种新的竞争形式在瑞士悄然出现。移居而来的美国商人想利用瑞士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为美国市场提供工业化生产，其中有一位来自波士顿的企业家弗洛伦蒂尼·阿里奥斯托·琼斯，他创立了现在享誉全球的万国表公司。

起先琼斯看上了现有的制表中心汝拉，但他发现当地的制表师为了生计不想涉足工业化生产。于是，他又来到位于莱茵河上游的沙夫豪森，有位年轻人海因里希·莫泽在那里建起了一座独特的水电站，并于1851年投入使用。莫泽希望沙夫豪森能成为一个工业化城市，并试图吸引一些需要水力和电力的企业，比如1868年成立的万国表公司。

然而，琼斯本人并没有在瑞士制表业中获得成功。随着美国手表制造商开始意识到来自国外的冲击，他们呼吁联邦政府援助自己并对进口手表和组件征收惩罚性关税。面临破产的琼斯回到了美国。后来，他的工厂被沙夫豪森的一个工业家族劳申布施接管。在随后的几百年里，工厂的所有权多次变更，直到积家和朗格接手，并于2000年将其卖给了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之一——历峰集团。然而，所有这些变化并未削弱万国表公司作为一个奢华手表制造商的骄人业绩。万国表近年来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京特·布吕姆莱因，这位工程师在2001年去世前，已将万国表、积家以及朗格发展成了全球领先的奢华腕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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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之初，瑞士虽然还是全世界最大的钟表制造产地之一，但并不是第一大制造商。不过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头20年里就有了转机，这不仅得益于“一战”所孕育的商机，还要归功于瑞士制造商所研发的手表新产品及其大批量的生产，瑞士生产商终于成了世界上最杰出的钟表制造商了。

这当中没有什么比瑞士最知名手表劳力士的崛起，更能体现这种大规模、高品质手表生产的转变了。劳力士公司年收入现已超过50亿美元，被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评为全球第四大奢侈品品牌。然而，创立公司并将其发展为瑞士制表业最有价值生产商的，既不是瑞士人也不是钟表师。

1905年，一位出生于德国的企业家和一位英国投资者在伦敦设立了一家名为“威斯多夫&戴维斯”的手表经销公司。汉斯·威斯多夫对流行款式独具慧眼，他已经注意到男性传统的马甲已经失宠，据此预测怀表将很快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这意味着威斯多夫&戴维斯必须研发出体积小并可以戴在手腕上的表。他所选择的供应商赫尔曼·埃格勒继承了一家制表厂，曾专门生产小型表超过25年。在埃格勒所在的加工厂，威斯多夫看到供货方提供的机芯直径仅为25毫米，比怀表的机芯小了约10毫米。为了保证得到埃格勒的供货，威斯多夫孤注一掷签下了50万美元的合同，这相当于威斯多夫公司价值的5倍。威斯多夫为这些新手表起名为“劳力士”，并于1908年成功注册。此举同样别出心裁，因为当时的主要制表大师常使用自己的姓氏作为产品的品牌。最初，埃格勒还不断地供应其他厂商，如美国的高路云。为了使埃格勒与劳力士荣辱与共，威斯多夫&戴维斯公司和埃格勒实行了交叉持股。于是，伦敦的经销商成了在大英帝国为埃格勒供货的独家经销商。

为了实现以手表取代怀表的梦想，威斯多夫必须解决一些问题。首先，腕表要比怀表承受更多晃动和冲击。（即使是平均晃动值较准的宝玑表，也会因不同角度的移动和变化而导致每天两个小时的误差。）腕表机芯更小，而部件尺寸越小，误差也越大。此外，腕表较那些裹在舒适马甲里的怀表更容易受到灰尘、水等外界环境的影响。世界上第一块腕表，由那不勒斯女王在1810年委托宝玑制作，花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而威斯多夫不是制表师，他只是一名推销员。他很清楚必须找到合适的人选，他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和对市场的敏锐嗅觉，让这个新贵品牌名垂史册。

1910年，威斯多夫满怀信心地将他的腕表提交给日内瓦市手表检测中心进行检测。由于该中心通常只检测怀表和精密航海计时器，所以传统派都觉得此举没有按常理出牌。然而，经过为期两周的检测，小型腕表获得了高精度钟表认证。1914年，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里经过为期45天的检测之后，劳力士又获得了一个类似认证。然而，腕表的突破性发展并不是来自技术创新，而是世界大战引发的市场变化。

“一战”期间（1914~1918年间），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参战的坦克和飞机，更强大、命中率更高的大炮和机枪也随处可见。在战争中，手表对士兵至关重要。虽然在1850年左右，小型表就已经大批量生产，但主要是医院的护士用来观测病人的脉搏，因此，对于大众市场来说，手表多少有些女性化。不过，很快前线的士兵和飞行员就转变了这一看法，因为手表能拯救生命。手表和另一发明无线电，一起成为实现远距离协同作战的关键。此外，士兵也可以通过看到炮筒里的闪光和听到的声音之间的时间差，来推算敌人进攻的火力强度。到战争结束时，手表已经成为阳刚之气的一种象征，而这种产品也在几十年里不断发展壮大。

然而，伴随战争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却又改变了瑞士钟表业的出口环境。瑞士手表进入英国要征收高额关税，这迫使威斯多夫在1915年将他的出口办事处转移到了位于比尔的埃格勒瑞士加工基地，并专供欧洲大陆市场。战争结束后，他关闭了伦敦办事处并将公司迁往日内瓦，他认为那里是发展时尚、精致手表的绝佳之地。这种将企业分为两个自主实体的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04年，日内瓦的劳力士吞并了比尔的劳力士。时至今日，钟表机件仍在瑞士比尔制造，而模型的设计和机械的组装则在日内瓦进行。

在荣获“天文台表奖”之后，劳力士证明了手表可以和怀表一样精准。而威斯多夫并未满足于现状，他的工程师成功地设计出一种完全防尘、防水的表壳，命名为“蚝式”，并于1926年获得专利。据说威斯多夫用餐时点了牡蛎，可他怎么也撬不开，于是以“蚝式”来命名这种外壳。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是，劳力士一直苦于寻找将发条和外壳连接处密封的方法，还是一只受伤的、嘴里含着珍珠的牡蛎给了他们启发。不管这个名字有何渊源，这都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因为它很好地将牢固性和高品质结合在了一起。为了推销这种手表，威斯多夫在橱窗里放了一个装有手表的鱼缸，鱼儿在其周围游动时，手表也跟着滴答作响。1927年，当他听闻英国速记员梅赛德斯·格莱策打算成为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性时，他又为她佩戴上了劳力士蚝式表。在海里游了15个小时并到达多佛后，格莱策的手表仍然精准。这对于威斯多夫来说是个莫大的胜利，他买下了伦敦《每日邮报》整个头版来刊登格莱策的壮举，当然还有她佩戴的劳力士手表。

然而，威斯多夫仍未满足。他一直在担心手表上发条时灰尘和水会更容易渗入机芯。当时的怀表都有自动发条，而手表却没有这种耐用而稳定的机芯。

来自比尔的埃格勒工厂找到了解决方案。一位名叫埃米尔·博雷的设计师给机芯安装了一种偏心调速轮，它可随佩戴者手腕的活动向发条传输动力。该装置于1933年获得专利，被命名为“恒动”，因为从理论上讲，只要佩戴者一直戴着它，手表就可以一直运转下去。

这正是威斯多夫营销策略的另一方面，使劳力士成为“精准，防水，自动”的代名词。劳力士被视为专业领域用表的首选品牌，无论是军事飞行员和赛车手使用的秒表，还是需24小时都显示的民航用表。1960年公司将一块手表安装在深海潜艇“的里雅斯特”号上，随着瑞士科学家雅克·皮卡尔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创纪录的33000英尺，那块劳力士手表也经受住了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