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发展前景展望

过去十年间，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长期增长放缓是因为几十年来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工资成本的增加致使这些经济体逐渐失去出口竞争力。现在，这些经济体已经达到了更加难以实现增长的阶段。那些曾经取得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生活水准已逐渐提高，它们当中的许多行业也因此逐渐向成本较低的地区迁移。同时，尽管中国的制造业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服装、鞋履或玩具的生产已开始向越南、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家迁移。这也是导致中国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从 2000至2008 年期间的 10.6% ，下降至 2012至2018 年期间的 7.1%（最近更是下降至 6.4%）的部分原因。中国GDP 增长无疑将在未来几年内进一步放缓。

从根本上来说，任何经济体一旦到达技术前沿，增长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过去，农民进城务工能为经济体带来巨大收益，但到了技术前沿后，这类收益就变得难以捕捉。因此，即使提高了技术知识和生产力，日本、韩国等主要亚洲经济体仍无法加强它们在生产廉价成品方面的竞争优势。这种情况迫使它们转向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例如，汽车、电子产品和服务）。

同时，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会逐渐下降，导致劳动力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

人口寿命的延长往往会导致抚养比提高，进而导致整体增长放缓。在日本，这种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在未来几十年里，韩国、台湾和中国也将出现这种情况。

如今，东亚经济增长较快的经济体往往是越南、孟加拉国等的“边境经济体”。在这些经济体内，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仍然很低，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出生率也较高。这些国家在近几年里才实现稳定增长。

实际上，全亚洲出现了一种现象，即：低附加值产业向低成本地区迁移，高收入国家被迫从事附加值更高的经济活动，导致各国和各部门都出现了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模式（指不间断的产品和流程创新机制，即新的生产单位通过该机制取代过时的生产单位）。这种灵活性意味着亚洲自然会出现拥有强劲竞争力的企业和经济体。

从较短期的周期性增长角度来看，亚洲的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波动——特别是构成主要出口市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例如，经合组织成员在2003年至2008年期间实现了稳健增长，推动亚洲年均出口增长率达到20%（以美元计）。同时，由于发达经济体向中国外包业务，让中国的市场份额增加，同时中国融入亚洲供应链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的出口在同一时期的增速更快，年均增长率高达27%。

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在贸易方面的表现好坏参半，越发不稳定。在危机刚刚发生后，中国启动了一项规模巨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实现了中国国内消费和进口增长，推动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出口激增30%。随后，亚洲出口增长和内需增长持续疲软，2012年至2018年期间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仅为 3.3%（以美元计）。

最近，有两道阻力阻碍了东亚的增长和出口业务。首先，美元普遍走强，在2018年期间的贸易加权基础上上涨了8%至9%，而美元的浮动经常会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业务造成伤害。

其次，2018年期间，由于欧元区（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表现不尽人意，全球贸易增长放缓。美国财政刺激措施的影响力减弱、美联储年内加息产生的影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都加剧了全球经济活动的放缓趋势。

展望未来，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务与 GDP 比率居高不下，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还对货币增长施加限制，这些因素导致财政扩张受限。因此，这些经济体都无法为全球经济带来新一轮的强劲增长。此外，中国也无法复制其在 2008年至2010年期间所实施的大规模刺激计划。

这些因素都表明，那些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供应大宗商品的新兴经济体将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大赢家。

我认为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东亚的消费者导向型的制造业将继续受益于中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这将带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对消费品的需求。

我认为，亚洲的出口业务很可能会继续保持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中国的刺激政策能推动国内消费恢复增长而提高中国对来自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进口商品的需求，以及当经合组织内的发达经济体开始出现更强劲的消费增长为止。

从长远来看，毫无疑问，亚洲拥有的技能、低成本基础和广为人知的劳动力灵活性有助于亚洲各经济体保持竞争优势。但是，从短期来看，经合组织和中国的需求疲软和消费增长放缓将会抑制亚洲出口增长的上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