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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 | 探寻真正的ESG整合

重点研究 | 探寻真正的ESG整合 景顺投资
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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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什么是真正的ESG整合?我们认为唯一能够提供真实答案的人是资产管理人。在景顺与丹麦银行联合撰写的文章中,我们呼吁回归真实性和基础的方法,提倡由基金管理人推动ESG整合的流程,进一步推动投资者、资产管理


什么是真正的ESG整合?我们认为,唯一能够提供真实答案的人是资产管理人。在景顺与丹麦银行(Danske Bank) 联合撰写的文章中,我们呼吁回归真实性和基础的方法,提倡由基金管理人推动ESG整合的流程,进一步推动投资者、资产管理人与学术界的合作,从而制定有意义的指标。

本文由丹麦银行(Danske Bank)与景顺资产管理联合撰写。

近年来,市场涌现出大量有关将环境、社会和管治因素融入投资决策的理念。 因此,声称能够就此取得最佳效果的评估工具也随之增多。


这些工具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更加可持续的全球金融体系。资产管理人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公司如何解决ESG议题,而且资产拥有人也希望了解针对这些投资组合管理相关问题的关注度日益上升,资产管理人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这些需求至今仍然存在。一直以来,人们都十分渴望能够对ESG考虑因素进行分类,以提供更有效的管理准则,同时提供一个整体捕捉风险框架。


然而,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有人却质疑这些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方向。在面对世界上成百上千的不同评估工具和方法时,或许,我们应当思考一下,许多ESG整合可能会或已经沦为一种表面功夫,几乎没有为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拥有人等提供深刻的见解或价值。令人更感讽刺的是,这些以透明性和清晰性著称的工具和方法实际上恰恰导致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模糊框架。


1. 从准则到扩散

通常情况下,伴随着一个行业的持续发展和成功,会逐步形成行业准则。行业准则不大可能只有一套,但研究表明,只有少数会成为一种惯例并被广泛接受。研究显示出即便应用在混凝土桩这样模糊的产品上时,行业准则也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1]


然而,在负责任和可持续投资这一向来被视为十分复杂的领域中,却完全相反。企业、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拥有人发现其所面临的矛盾性需求不断扩散且令人倍感困惑。


2. 指标与定义:价值还是估值?

尽管我们提倡披露这一想法,但我们要说的是,当事事都声称变得重要时,那么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的重要性可言。而这可能正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实际上,所有报告、调查和框架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在所提出的问题中,究竟有多少真正需要回答?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以更加细致和平衡的方式看待ESG得分和评级。它们不应被视作判断成功企业和价值较低的企业的分水岭,但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提醒投资者对相关企业进行深入考察。目前存在的大量ESG相关资料应可帮助基金管理人了解企业,并提供更多深刻意见,从而令管理人能够在持仓时识别并评估风险。它们应当作为指引投资决策的参考要素。


而且,要接受评估的不仅是公司,资产管理人自身无疑也成为被衡量的对象。投资者会评估其对ESG评分的应对方式以及如何淘汰未达标公司、在全球企业周年股东大会中的投票权、对管理人员薪酬等事宜的否决频率甚至是向公司发出的函件数量。


投资者过分关注这些数据,但却忽略了关键绩效指标或能够真正反映出资产管理人是否确实将这些因素融合在投资决策中的重大指标。例如,一个资产管理人 “去年进行了350次交流”这种数据就毫无意义,你要知道的是交流的详细性质或这些交流是否由负责买卖决策的基金管理人提出或落实。


目前对整体数据的过分关注正影响着投资决策,进而令投资者蒙受损失风险。因为这导致基金经理注意力分散,无法专注于对业务模型的可持续性和管理层团队(稳健的财务和状况和估值的基础)进行分析这一重要任务,而是迫使其过分关注自身和自身的得分。基金管理人的首要任务永远应当是满足客户需求。


在不考虑投资知识的情况下进行孤立的评估也导致资产管理人需要自行负责日常事项,明确负责任和可持续投资的定义以及其对ESG整合的诠释。

3. 主动式所有权权力和由基金管理人发起

的对话

参与具有意义的交流和积极主动的对话有助于提供切实的深刻见解。我们目前的任务已远不止根据主观性极强的以结果为基准的ESG标准来避免或淘汰表现不够突出的公司。


也远不止认为撤资就是最好的应急方式。退出投资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可以通过主动式所有权带来具有重大转折的机会。我们提倡前瞻性的方式以及真正的ESG融合,而不是单纯地将无法立即满足各种指标需求的公司排除在外。


但这一切都不表明ESG评估工具毫无用处。正如我们之前所述,这些工具可提醒投资者作进一步调查并作为指引投资决策的参考要素。但如果将其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则将从ESG整合流入投资流程。


[1] 资料来源:Swann, GMP : The Economics of Standardization (2000), and Bongers, C : Optimal Size Selection in Standardization : A Case Study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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