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 悦读会】No.26
推荐书籍：《我生活的种种模式》
[作者简介]
本书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尔伯特·A·西蒙的自传。西蒙是20世纪文理兼通的一位科学奇才。他从研究社会科学起步，却在政治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颇有建树。从50年代开始，他把关于组织行为决策管理方面的理论应用于经济学，还开创了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信息处理心理学等新学科，开辟了探索人类思维和智能的新天地。
[内容简介]
全书分四部分，西蒙用一个跨学科专家的眼光扫描了20世纪下半叶众多学科领域的发展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其间他还以时间和地域为经纬，穿插点缀着自己对生活、爱情、友谊及科研等往事的回忆。从内向聪慧的孩提时期的种种轶事，到成年后获诺贝尔奖时的庄严时刻，作者个人的历史伴随着他幽默智慧的语言、活跃机敏的思想渐海外侨胞闪现了出来，与时代的背景融合在一起，绘成了一幅五色斑斓的人生画卷。
读完本书，任何喜欢思考的人都不难发现，现代科技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后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序言]
普鲁斯特把他一生著作的最后一卷称为《夺回往日》。当然，往日是夺不回来的。记忆也被后来的记忆所覆盖，被自我辩解、自我怜悯所损坏，被私利所防卫，被巨大的遗忘裂缝所撕碎。普鲁斯特没有夺回他的往日，而是以一种他过去生活中肯定没有的洞察力奇妙地重建了往日。
想象我能仿效普鲁斯特是荒唐的，我即使只是试图这样去做也是愚蠢的。小说家给我们以隐喻和具体的例证，几乎没有公理和定理，当然也没有证明。确实，托尔斯泰有时也违反规则，进行说教并提出概括性的东西，甚至普鲁斯特也会在他的记忆中沉浸于夸夸其谈的演说。但一般说来，给我们数据是小说家的事（或许也是传记作家的事）；而从中归纳出理论则是读者的事。
由于我是一个科学家、理论家，我将比托尔斯泰更经常地违反规则。重读自己的手稿，我发观随着时间的进展，我越来越经常这样做。一个人如何走向老年，是逐渐用反思代替了行动。
我在生活道路的迷宫中遇到许多分岔，我时而向石拐，时而向左拐。对于献身科学、致力于理解人类如何作选择的人来说，迷宫的隐喻是不可抗拒的。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要是我生活的早期没有遇到迷津，在后来乔治，路易斯一博尔赫斯的故事中也会遇到它们，我把生活描绘得像迷宫一样，并不意味着我曾作过大量精心思考过的痛苦的决定，去沿着某一个方向走。相反，我只作过极少的决定。使我走上我所走过的特定道路的是对机会和环境的明确反应，而不是经过研究的决定。
与迈诺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王，死后做阴间法官——译者）的原始迷宫不同，我的迷宫中没有人身牛头怪。实际上它非常宽厚，从未把我置于威胁到生命或事业的考验之中。沿着我的生活之路，读者会遇到一些令人惊讶的，以及我希望是有趣的情景，但如果你期望危险的冒险或人身牛头怪或提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子，曾除灭盗贼立功，并进入克里特岛迷宫斩妖除怪——译者），那你只好另选一本书来看。
在我开始写一个章节那样长的自传时，我称它为“我生活的一种理论”。现在，它扩展了。我更确切地把题目改为“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从单数改为复数消除了任何难以达到的科学真理的许诺。既然缺乏这一点，在没有一样东西看来是确定时，为何不提供几种对事件的解释？读者可能希望给出其他种种解释。
但是使用复数还有进一步的理由。这是一种否定——生活，至少我的生活，并非只有一种核心主题，只有一条围绕生活的统一线索。真实情况是，有各种主题（又是复数），有些主题比其他的更明朗、更复杂、或更强烈。也许科学家和教师的主题是最清楚的，进行持久的启发式搜索，寻找关于人类决策的真理的圣杯，对我而言，那线索甚至是由更精细的绳股编织而成：政治科学家、组织理论家，经济学家、管理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然后有一些私人的主题：成长、爱情、家庭、朋友、旅游和休闲。第三条线索追踪着大学政治家，寻求建立和形成他的科学工作的环境。第四条线索通过纽约、华盛顿甚至北京和莫斯科展开：科学政治家的主题，作为“波里斯”的顾问关心科学，关心着社会科学的健康，甚至（夸张地）关心科学对保持世界和平与保护全球环境的可能贡献。
这四条线索（以及其他一些线索）有着相当独立的作用。这四个主题以及它们各自的迷宫使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或者是可分开的角色。吝啬的时间出纳员每天只施舍给24小时去做所有的事，这四种角色又为各自的探索争夺时间，所以我只好把它们综合在一起。
在呼唤真正的赫尔伯特·西蒙时，这些通过不同迷宫的漫游者哪一个将向前走？他们全都会向前走，“真正的自我”是一种幻觉。我们每时每刻生活在情境之中，不同的时刻处于不同的情境。说我们是演员其实并不使我们“不真实”或虚伪。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的迷宫中表演自己的生活，舞台上和早期电影中的性格演员乔治·阿利斯在他扮演各种人物时仍然是可以被认出的乔治·阿利斯（如同“名利场”动画片曾恶作剧地指出那样），这是真的。但哪一位是真正的乔治阿利斯——夏洛克、迪斯雷利还是透过所有这些角色的假发和化妆所看到的那熟悉的鼻子、眼睛、下巴？
我是个科学家，但涉及许多学科。我在许多迷宫中探索过，然而它们并不是连成一个的迷宫。我并不想把我的一生写成单一的统一体。如果我能无愧地扮演自己的这些角色，这些角色能互相借鉴，但每个角色在回到各自的舞台上时能努力适当地表演，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角色不会以一种声音或单一的风格说话。童年岁月或中国之行或恋爱故事讲述者的简单的说明并不为了写出一段精神史的开端，或阐说国家科学院错综复杂的政治学。所以那完全不是单独的一出戏，而是23个独幕剧，它们有些是互相连接的，有些是互不相干的，因此有许多单元。
题目中的“种种模式”与我以前的著作的题目一致。《人的种种模式》是一本1957年出版的有关数学理论、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现象的文集。1977年我出版了《发现的种种模式》，那是我的科学哲学论文集。我的认知心理学论文集《思维的种种模式》第一卷1979年问世，第二卷1989年问世。最后，两卷《有限理性的种种模式》收集了我的经济学论文，于1982年出版。虽然本书既没有数学也没有控制实验的报告，我还是想使它与其他各卷的精神一致。
在我60岁左右最初打算描述我的过去时，我把故事组织成三部曲。第一部分从1916年6月15日到1937年6月15日；第二部分到1955年12月15日；第三部分是到1978年12月10日为止的余下二十多年。我们会看到，这些日期选得很有道理：它们正好是我21岁生日（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我们第一个人工智能程序的发明，以及我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日子。
三部曲比四部曲更合常规，因而或许更容易规划。但现在我74岁了，必须加上比其他部分要勉强一些的第四部。无疑，这会使整个格局变形。我知道在克拉科夫中心广场的圣玛丽教堂祭坛上有一幅驰名天下的四联图，（导游书上称它为五联图：包括两边各有一对折叠的画板和中央固定的画板。牛津词典确实认为它是五联图。）这使我多少感到一些安慰，但它完全是对称的，另外，它两个中央的画板可以折迭，以表明它不管有什么样的形式还是三联图。我的故事的整体可能更像是一系列快照而不是电影。但它主要是我所记得的我生活的快照，在连续的旅程中间插有一些光彩夺目的清晰情景，——安藤·赫洛希格那些关于从江户到京都的东方之路沿途的风景画。但所有这些在讲述中都变得很清晰，关于我的意图和将如何组织故事，我已讲了很多。最后我简单地钩画我的四部曲，这四部曲可以作为线索引导读者穿过迷宫。
第一部“通向21岁生日的旅程”把我从出生经过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带到第一次参加工作，以21岁生日作为结束。其中两幕在威斯康星（第1和第2章），两幕在芝加哥（第3和第4章），我17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密尔沃基的家中，后来的6年生活在芝加哥校园。
第二部“青年科学家”中的几幕的地点比第一部的地点变动大。1937年结婚之后，我妻子和我留在芝加哥一直到1939年秋天（第5章）。然后我们搬到加州的伯克利住了3年（第6章），1942年我们回到芝加哥又住了7年，那段时间我是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教员（第7章）。第8章讲到从30年代到1963年期间有关忠诚和忠诚调查的事，为了有条理一些，我把这些事件放在同一章。
1949年我们离开芝加哥到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大学。在匹兹堡的最初7年包括创建工业管理研究生院（第9章），经济学和组织的研究计划（第10和第11章）及人工智能的诞生（第12和第13章）。
第三部“登高望远”，从人工智能研究开始到我1978年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第14章讨论我们的研究计划，第15章理出我个人生活的线索。第16和第18章叙述我在卡内基校园的事情，第17章回顾我的一些学术论战(第19和20章描述我离开匹兹堡校园时一些生活，前者主要涉及到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科学政治学，后者主要涉及我在世界各国的旅行。）
第四部“60岁以后的研究”，从诺贝尔奖开始谈起（第21章）。在同一章中接着谈我1978年后的研究，关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发展，关于我在科学政治方面的不断活动，第22章讲我过去10年中在中国和苏联的旅行。第23章讲述引导我在生活中作选择的一些一般观点。
在跋中，我对我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作了反思，它可以被看作预告，即我不打算把最后一章看作结束；如果允许的话，我将继续留在这令人愉快的、激动人心的工作岗位上。汉译本序言我的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即将用中文出版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喜悦。同时，我对自传的译者曹南燕、秦裕林（在吴雯芳的帮助下）怀着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不久，我便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多次访问中国使我和我的夫人多萝茜娅深深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愉快而宝贵的回忆。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看到了中国的经济能力在满足人民需求以及不断改进老百姓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进步，极其重要的是，我们有机会参与了这种变化过程，尽管参与的程度很小。两年前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使我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为此我感到无比高兴。
我在中国的一个特别宝贵的经历是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对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人类记忆理论以及与学习有关的认知过程进行研究。在这里，我不能一一提及在这些项目中所有合作者的名字，但我必须提到其中两位。一位是荆其诚，他是我在中国活动全过程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也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另一位是朱新明，他组织和领导了根据现代认知理论，为中国的学校设计一种新的、非常有效的中学代数和几何课程的项目，这个项目十分引人注目，他和他的夫人曾在匹兹堡访问过一年。在那一年里，我们共同对这些课程的理论和实验基础进行了研究，并成为亲密的朋友。
我很幸运，生活在现代电子计算机诞生并由此导致了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的年代。我的自传中有很多发生在那些令人激动的岁月中的故事。对我的自传，我主要的希望是，它能给正在考虑以科学研究为职业，或刚进入科学研究事业的年轻人提供一些有关科学研究生涯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当然，这些画面也许附着许多久远的旧时代的色彩，而且就地域而言它也离中国很远。但是，一个科学家想要探究未知世界的迫切感是不拘于任何时间、不特定于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世纪、哪块土地上，我们都会对这种迫切感有所响应，都会因发现对人类有价值的新思想和新事物而感到欢欣和满意。
最后，我必须提到来自中国，师从于我并与我共同度过我的部分科学研究生活的三个年轻人，张国骏、沈为民、秦裕林。在此，我想对我的朋友和读者重述一下孔夫子的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赫尔伯特．A．西蒙
匹兹堡，宾夕法尼亚
199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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