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场盛大的“逃离北上广”营销刷了屏，当大城市人们还在感慨“逃不掉”的时候，这周却有了“北上广实质迎来人口拐点”的消息。看起来，几年来的各种驱人政策取得了实效，但是，这确实是个好事吗？
据“新华视点”记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城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
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上海，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也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据了解，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在北京中关村疏解低端电子卖场的背景下，仅存的几家卖场之一－－“鼎好”大厦负责保洁的陈先生告诉记者：“我在这里工作5年了。刚开始，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洁员工一共150人左右，现在已经不足100人。”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级大会上，区级官员谈起人口疏解指标都十分谨慎认真，不像说起GDP那样‘谈笑风生’。”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当一个城市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结果，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确实要难。
特大城市下死命令控制人口，这已经是许多市民耳熟能详的一项政策。如北京的目标是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而上海是2020年控制在2500万。为达到这一目标，特大城市近年来都推出了一系列的严厉政策来驱赶“外地人”，包括“以房控人”(严控城区住宅增量、消除群租房)、“以水控人”(按水资源来测算城市容量)、“以业管人”（清除一系列小商品市场）、“以学控人”(提高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等等。
反映到数据上，这些政策确实已经接近取得成效。从最新的人口数据来看，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上海在去年，新世纪以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当时就引发了许多讨论。广州则是2010至2014的5年内，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今年上半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减少了9.5万人，为1276万人。虽然这与“城六区全年人口下降34.2万”的目标相比还有段距离，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如果这两年的人口趋势能够保持，即便考虑到全面放开二胎的因素，北京2300万，上海2500万的人口控制目标都不算难实现。
为何这两年“北上广”的调控能够取得成效呢？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特大城市现有的资源确实很难适应目前的人口状况，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政策执行得足够彻底，足够严厉，而且是在不断升级。
曾几何时，人们曾笑话北京的人口调控措施总是没有什么用，不管是清理地下室还是打击群租，一次次“运动式”的集中清理就算一时把人赶走，但大部分人会在风平浪静后再回到北京。有论者甚至指出，长久以来，很多“北漂”打工者早已习惯了这种节奏，会在奥运、国庆、阅兵等时间节点时，早于官方驱逐而自己主动暂离。就算是“以业控人”，把某个地方的小商品市场驱赶走了，小贩们过不久也会出现在另一处的某个市场。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房租，证明了高中低各层面外来人口对于这个大城市的刚性向往。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从银行给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放贷的角度看，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海地王频出，恰恰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从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拿到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区户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约20万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人户分离是北京人口疏解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且在北京人户分离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国外定居、调离北京、异地交流任职、经商人群等等，这些人“人不在户籍还在”。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成为北京黄金年龄段的就业主体，如在北京16-19岁、20-24岁、25-29岁的常住就业人口中，流动人口分别约占92%、70%和54%，部分行业对流动人口的刚需增强。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除了人口疏解问题本身，其带来的整体城市功能规划问题也需要一些新思路。在城市配套服务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注意批发市场疏解以后菜价、肉价的波动，不能说批发市场一走，菜价一下就上去了，要做好供应。
而对于大都市圈的整体规划，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也需要统筹协调解决。张车伟认为，在人口调控中应重点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问题，也要统筹都市圈的产业布局、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引导人口合理聚集。
这两年受到高度关注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与此相关。据了解，通州预计还能承接大约40万人口。未来，通州将吸纳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全面建立起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级医疗、教育服务体系。
中国需要更多的北上广，而更多“北上广”式城市的崛起，一方面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则主要依赖市场规律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之间比拼的，是公共服务的水准，并且需要恪守契约精神，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每一个初创企业，宽容哪怕是细小的创新。如果某些地方还遵循传统管理思维，创新和活力自然与这样的城市沾不上边，资本不会青睐，人才也不会涌入。
为什么很多人刚刚“逃离北上广”，马上又要“逃往北上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小城市可能更讲究人情关系，而在大城市里，公共服务更趋公平，人们可以抛开关系拖累，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拼的是真本事和创造力。相比之下，部分中小城市依然热衷于“JQK”式忽悠招商（先勾进来，圈块地，然后再尅），这种招商引资模式，毫无信誉度和服务性可言，除了影响外来资本的投资热情，也对人才的落地生根产生不良效果。
某种程度上说，北上广的人口规模问题，其实不仅是北上广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城市暂时处于弱势，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同样，北上广真正的“人口拐点”出现，还得等其他地方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成功崛起。
对于北漂的人来说，很多媒体用一电影的词来形容：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在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同时，北上广的巨大资源虹吸效应，仍然让大量疏解目标人群不愿轻易离开。
电视剧《北上广不相信眼泪》曾经让很多人看到在超大城市奋斗打拼的艰辛，但实际上，为了能留在北上广，很多外来人口努力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机会。
来源：商业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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