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Heat，Power！”
小说《子夜》开篇，作者茅盾用这样三个词描绘上世纪20年代活力四射的大上海。当时，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聚集着中国一大批最具才华、胆识和抱负的人才。
也正是在那时，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民族银行实力渐强，推动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工商业中心，从而带来了文化领域的大繁荣。到了30年代，发轫于上海的海派文化影响达到顶峰。金融和文化，在大上海密切交融；银行家与文化人，在外滩十里洋场彼此交往，留下许多有趣的故事。
1920年代的上海外滩
陈光甫——一个在上海金融界响当当的名字，早年留学美国，1914年任中国银行顾问，1928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并于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酷爱读书，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时，他就在小小的办公室挤出一点空间，拿出私人藏书辟出一个内部借阅区。结果，藏书越积越多，不得不在银行附近另租一间房，单辟为图书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图书馆的藏书票
后来，陈光甫在重庆结识了林同济，两人成为好友。林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西南联大和复旦大学。一次闲谈，林建议陈在上海开一家以西方思想文化为主题的图书馆，“上海太商业化，最好办个图书馆，努力为‘纯文化’服务”。陈光甫果然在上海番禺路创办了“海光图书馆”。据说，像顾颉刚这样大名鼎鼎的史学家，都常在那里翻阅书籍，因为其“藏书丰富、名贵，成了‘学者之家’”。
1939年陈光甫（左）访美，与密友、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右）一起会见美财政部长摩根韬。
与文化人士成为莫逆之交的银行家还有中国银行金库监事徐新六。徐是有名的才子，早年留学英法，归来后任职中国银行。梁启超出访欧洲，邀徐同行。那次出访回国，在梁启超的主持下，徐新六和胡适等人办起了“讲学社”，杜威、罗素、泰戈尔等众多国外文化名人访华，都是徐新六等“讲学社”同仁一手操办的。
泰戈尔（右三）访华。右边是他两个大名鼎鼎的翻译：林徽因、徐志摩。诗人徐志摩第一任妻子张幼仪的兄长正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
徐新六精通金融，热爱文艺，和胡适交往甚密，两人的妻子也是“闺蜜”，两对夫妻常一起吃饭、打牌。1938年，徐新六在广东空难去世，胡适得知大哭一场，在日记里写道：“天乎！新六如何可死！新六为人，最可敬爱！”
谈到对文化界的支持，另一位重要的银行家是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周作民。从1920年代起，周作民每年向董事会申请4万元大洋“交际费”，资助青年学者和文化精英。梅兰芳赴美演出、徐慕云撰写中国戏剧史都得到过周作民的资助。哲学家金岳霖1922年至1925年游历欧洲，其经费也是金城银行赞助的。金岳霖将一路所观察到的欧美社会经济状况写信详细报告给周作民，以示感谢。根据现存的书信记录，胡适、宋春舫、林同济等的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得到过银行家们的资助。
年轻时的金岳霖
除了与银行家的私人交往，许多作家、学者同时在用作品打量着银行家这个群体。有趣的是，早期的近代文学作品中，银行家的形象似乎不怎么光彩，然而随着新一代民族银行家的崛起，文学作品中的“他们”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说中国银行吧，当年曾因大刀阔斧革新内部风气和改善服务态度，赢得文化界人士的赞誉。文史专家叶文心说：“（中行总管处迁沪后）官场那套排场行不通了，如果要有商务上门，就得改变作风，建立一种节奏明快的企业文化”“银行行员转而招聘来自新式大学经济、法科、外文等系的毕业生，建立了一支气象一新的专业队伍。”
20世纪40年代的中行员工
再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之初，陈光甫就设定了“顾客至上 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为吸引百姓存款，银行推出 “一元起存”，要求员工“人嫌细微，我宁繁冗”。作家施蛰存在小说《春阳》里就描述了这样的一幕：主人公婵阿姨三番两次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业务，银行职员小露不快后，立刻耐下心来和颜悦色地提供服务。
那个时代聚集在上海滩的银行家和文化人，大多是出身中国传统书香门第的精英，同时受过良好的海外教育。相似的价值追求，共同的理想抱负让民国时期这两个群体惺惺相惜，留下很多耐人品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