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26 日 10 点 51 分，人民网的一篇《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的报道，顿时点燃了舆论——夹杂着震惊、恐惧、愤怒和质疑的情绪无差别地裹挟了中外科学界，以及社会上的每一位与此既无关又有关的普通人。
媒体嗅觉总是灵敏的，大量媒体迅速跟进报道，但事实情况的发展好像超出了预估，事实与报道出现了巨大偏差，各家媒体纷纷删稿，舆论扑面而来在网上引起了巨大讨论。
一个如此重大的实验，为何会推进得如此草率，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又会招致怎样的后果？
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贺建奎表示在“生育治疗”期间一共改变了 7 对夫妇的胚胎，目前为止只有一对夫妇怀孕生育。他表示，具体的操作流程为：
在美联社的采访中，贺建奎提及了自己招募志愿者的方式是通过一家叫白桦林联盟的机构。白桦林全国联盟（下称白桦林）是国内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互助平台，由白桦个人创建，据称，其目前辐射全国各地感染者人数超过五万人。
白桦林对此表示，在去年三、四月份，贺建奎联系白桦林，表明自己需要招募有关“防护艾滋病和帮助生育”计划的志愿者。起初白桦林也对此有过疑问，比如这个项目是否能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贺建奎对此表示“应该没问题”。
看来这个计划的确存在，那么如果最后成功进行了，婴儿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在新闻发酵之后，网上大规模流传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的这张审查申请书：
图中显示项目起止时间为 2017.3-2019.3，与贺建奎开始招募志愿者的时间大致吻合，“通过基因编辑生产 CCR5 突变的孩子”的项目内容也一致。
然而，11 月 26 日下午，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对界面记者回应称“这件事不属实，我们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会上热搜，正在调查”；新浪科技得到的回复也是，项目并非在该医院进行，孩子也不是在该医院出生。
另一方面，据新京报报道，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表示，此前并未收到该项目的伦理审查报备。而科技日报记者联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后了解到的信息是，目前我国对此类研究采取备案制，需要到相关网站进行备案，但贺建奎所进行的这项基因编辑婴儿手术并未备案。
事实上，在当天下午众多负面报道出来之前，这起事件便已引起了强烈的负面舆论，其中最先发出批判声音的是学界。
120多位科学家通过《知识分子》杂志官方微博发布联合声明，表示“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直接进行人体实验，只能用疯狂形容。作为生物医学科研工作者，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不难看出，学术界抵制的核心是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这一行为被学界称之为“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这里面牵涉到两个概念，一个是基因编辑技术，另一个是基因编辑技术作用的对象：胚胎。
顾名思义，基因编辑能对目标基因进行 “编辑”，包括删除不想要的基因；修正删除不了的错误基因；把有用的基因插到稳定、安全的基因组里。
基因编辑技术也能让我们的身体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比如治疗传统医术难以治愈的疾病，去除胚胎细胞中可能的遗传病基因，甚至定制一个婴儿，通过改造基因来增加肌肉质量、身高或智力。
据美联社报道，这个基因编辑试验发生在试管受精阶段。首先对精子进行“洗涤”，将其与精液分离，因为精液中可能潜伏有HIV病毒。分离出的单个精子放入单个卵子中。之后，试验人员把Cas9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这个研究采用了CRISPR-cas9技术对胚胎进行编辑，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
在它之前，生物科学家们还曾经用过 ZFN 和 TALEN 两个工具，但都不太趁手，用起来麻烦且不稳定。CRISPR/Cas9 其因操作简单、成本低、高效率等优势，迅速成为基因编辑技术的标配工具。
但这种工具目前也不完美，最主要的风险就是难以避免“脱靶效应”。所谓脱靶，是不能百分之百精确地编辑目标基因，很有可能想对 A 进行编辑，却误伤了非常相似的 B。
贺建奎表示，他在实验室里对老鼠、猴子和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已有数年时间，并且申请了专利。他说，之所以选择抗HIV胚胎基因编辑，因为这种病毒感染已经成为一个严肃问题。
这次试验修改的是CCR5基因，因为它是HIV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蛋白质门户。此前研究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的人天然存在CCR5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天然免疫HIV病毒。
当基因编辑后的胚胎发育到3至5日龄时，取出一些细胞并检查编辑结果。受试夫妇可以选择是否使用编辑或未编辑的胚胎进行怀孕尝试。在22个胚胎中，有16个进行了基因编辑，其中使用11个胚胎尝试了6次着床。
这项技术最近才在成年人身上使用，以此治疗某些致命的疾病，而这种基因编辑仅限于特定的个人。对精子、卵子或胚胎基因进行编辑不一样，其变化可以遗传给后代，甚至影响整个人类的基因库，所以在很多国家还不允许在实验室之外开始这种试验。
曾经在 2015 年，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尝试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虽然并未移植到人体内，并且在 14 天内销毁，但依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14 天法则”是对胚胎干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底线。2003 年我国科学技术部、卫生部印发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明确规定“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
2016 年5月，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对干细胞领域的研究指南进行了更新，再次强调“科研人员应继续遵守在体外培养人类胚胎不超过 14 天的惯例”。
贺建奎这次做法正是因为突破了“14 天法则”的底线，才被称之为“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之前的案例中，科学家编辑艾滋病患者体细胞的 CCR5 基因，只会影响免疫细胞，即使出现其他不良影响也仅局限于患者个体。而贺建奎对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后，所做修改可能影响婴儿所有的细胞，包括生殖细胞。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教授王立铭在一篇文章中解释道，如果婴儿长大后成家生子繁衍后代，Ta 体内编辑过的 CCR5 基因便会被遗传下去，进入人类整个群体中，成为人类基因库的一部分。而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剥夺对方的生育权，又残忍且不现实。
目前，CCR5 基因缺失已经被证实会造成免疫缺陷，导致其他病毒的易感，至于更大的危害还不是很清楚。这就意味着，根本没有人可以确定，被编辑过 CCR5 基因的婴儿，会给整个人类基因库带来什么，更别论上面提到的 CRISPR/Cas9 技术可能存在的脱靶风险。
通过基因编辑预防艾滋病这种方式也饱受质疑。贺建奎招募的夫妇均为男方患病而女方健康，美联社的报道明确指出，基因编辑前曾对男方的精液进行过洗精，这一措施是可以分离出“干净的”精子用于培育试管婴儿的。即便是女方患病，用上成熟的阻断疗方，孩子也有很大可能不被感染。基因编辑在预防婴儿会遗传艾滋病这事上，显得多此一举。
恐慌的远远不止在于技术本身。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本质是，领域内科学家能做成、但选择不去做的事情，贺建奎直接做了。
这种试验没有任何创新，早就可以做，但因为存在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所以全球生物医学科学家们不去做、不敢做。这些不确定的可遗传的遗传物质改造，一旦作出活人就不可避免的会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没有人能预知。
显然，此次这起事件中婴儿父母的目的并不在于“生出健康无艾滋病的孩子”，而是“生出永远不可能得艾滋病的孩子”。贺建奎项目中最开始经过“洗精”所合成的胚胎已经不携带病毒，参与的夫妇也可自主选择使用已编辑或是未编辑的胚胎。
或许是患病的经历让他们对于艾滋病形成了极端恐惧心理，或许是他们对于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了解不深、过于乐观。归根结底，选择已编辑胚胎的夫妇的诉求大体都是一样的：预防。
可推及他人，患有其他病症的病患又何尝不想预防？一旦这种做法被认可，人们大规模使用基因编辑来改造胚胎使其可避免病症，未来很有可能出现基因歧视：有些人生来便无需过多操心健康问题，有些人只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这种差异，在婚恋市场上必将成为一大择偶标准，甚至超过有车有房。
而当基因编辑技术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人们的诉求也不会只局限于“预防病症”。
倘若基因编辑时代真的来临，先天能力差距所带来的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大，而后天努力的结果就会变得愈发渺小。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与他人判下了高低。
人类将会彻底丧失公平竞争这一基础权利。
潘多拉因为没有听从众神劝解而打开了魔盒，将其中的灾难释放向了人间却把希望关在了盒底。而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生，又将会给人类带来希望，还是绝望？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切似乎都只是未知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对“人生而平等”的最大亵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