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孟子的世界》『告子篇』【第二十四章】（下篇第四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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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言义利之辩。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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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牼将要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遇上他，孟子问道：“先生要到哪儿去？”

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要出兵交战，我打算去见楚王，劝他罢兵休战；楚王如果不喜欢听，我就准备去见秦王，劝他罢兵休战。两个君王当中，总有一个与我意见相合。” 孟子说：“我不想请问详细的情形，只希望听一听大概的意旨。你打算怎么去劝说他们呢？” 宋牼说：“我准备劝说他们战争的危害。”

孟子说：“先生的志向很伟大，但先生这样号召是不行的。先生用利去劝说秦、楚两国的君王，秦、楚两国的君王因对利感兴趣而罢兵，这就使三军士兵乐于罢兵而喜欢实利了。于是做臣子的存着利的念头侍奉他的君王；做儿女的，存着利的念头侍奉他的父母；做弟弟的，存着利的念头侍奉他的哥哥；这么一来，君臣、父子、兄弟之间，到最后就要完全抛弃仁义，都存着利的念头互相交往了；到这地步还不亡国的，是从来没有的啊！先生要是拿仁义去劝说秦、楚两国的君王，秦、楚两国的君王为了喜爱仁义，而停止三军士兵的出动，那三军士兵也会乐于罢兵而喜爱仁义。做臣子的，存着仁义的思想侍奉他的君王；做儿女的，存着仁义的思想侍奉他的父母；做弟弟的，存着仁义的思想去侍奉他的哥哥；这么一来，君臣、父子、兄弟，都抛弃利的念头而存着仁义的心来互相交往；如此一来，还不能够统治天下的，也是从来没有的事情啊！何必一定要说利呢？”

（一）本章大意解析

读本章的结论与本书的开宗明义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均说明义利之别及其重要影响。孟子反对利，认为它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因由。唯有怀仁义，方能相接天地之位，使万物化育，上下有序。

（二）进德修业之妙义

 所谓外王，就是达之于天下，一在政治，二在文化。政治是国家天下的治道，文化是历史文化的传承。根源在亲亲之仁与敬长之义，通达于外，首要建立义利之别。

宋牼在前往楚国的途中，与孟子相遇在石丘之地。宋牼奔走于途，是为了试图说服秦、楚能够终止即将到来的战争。孟子问他说服楚王和秦王所凭借的理由是什么，宋牼所持的理论是两国交兵于对方来说都是不利的，这种理论是出自墨家“以利说义”的价值观。

孟子一方面理解宋牼的苦心，另一方面却对宋牼所采取的功利观点严加批判。说服两国罢兵的理由，定在利、害的计量上。若哪一天战争对于自己情势有利，那么发动战争岂不是成为合理了吗？

再说，利、害的立场是相对的，对彼方不利，可能对己方有利；对彼方有利，可能对己方不利，如此战争岂不是永不能避免了吗？且出于功利的相对观点，如若对父子、兄弟、君臣的人伦关系，掺杂有利与害的因素，那就失去了本有的亲亲之仁与敬长之义。所以，人际关系，怀利以相接，终必背离仁义，而导致国家乱亡的后果。只有以仁义相接，才不会引发利、害的冲突，进而发动战争，而可以王天下。这就是所谓的“义利之别”。

孟子的思想有三纲领：一是人禽之辨；二是义利之别；三是王霸之分。人禽之辨是人性论，义利之别是价值观，王霸之分是治道观。

就价值观说，分义利；就治道观说，分王霸。以义作为价值基础的是王道，以利作为行为动机的是霸道。“罢兵不战”，在行为层面上看，利与义二者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在心理动机则或更深一层的价值体系上，却有乐于利与乐于仁义的差别。利在外，仁义在内，外是外在的决定，内是内在的自主。乐是喜悦，是说服自己应当如此做的理由。理由在外，生命就散落无根，理由在内，生命才能自主有体。怀是怀抱，是怀抱什么走入世间的意思，故与人相处，怀抱功利与怀抱仁义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怀抱功利与人相接，国家必亡；怀抱仁义与人相接，必能王天下。王天下难道不是最大的利吗？又何必说利呢？

持以功利观跟人相处，必然稳不住人际关系，因为功利观是会变动的，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而仁义的自我觉醒，才能成就维稳人际关系，不会因时空背景转移，而有人情冷暖的挫伤。此章与上章相互发明，言利则上下交锋争夺，不免家亡国危，反为不利；言义则上下相安，不会有人遗其亲、逆其君，才是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