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殿堂：贾浩义

老甲，名贾浩义，1936年生于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1961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北京画院退休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全国美协会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特约创作顾问，中央文史馆书画院艺委会委员，老甲艺术馆馆长。　　

老甲从艺几十年，不断修正步履使之归于“一，即“以我法写我心。”追求强悍、浑厚、博大富于现代意义的中国画大写意风格，世人称“非常大写意”。作品波及四海，欧、美、韩、日、新、马等均有收藏与展示。作画不分类别，人物山水花鸟均有涉及。

我对绘画的酷爱最早是受母亲的影响，那时候在河北的农村，见到她常画一些鞋样和兜兜，觉得很好看。母亲是个美术老师，经常临摹一些作品，看了很受启发，也产生了画画的兴趣。后来上学时经常不注意听讲，私下里要画几笔，很多老师、同学都被我画过，这该算是最早的写生吧。1958年考入北京艺术学院以后，学校里也开设有素描、写生课，正规的基础训练应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大量的速写还是在朝阳区文化馆的时候，那时正值大众美术时代，连环画、宣传画、年画非常普及，曾为很多连环画画过插图，逐渐小有名气。特别是1971年，担任了浩然作品《艳阳天》的连环画创作任务。一共六本，一年画一本。那里面的很多人物，都需要在生活中寻找原型，于是经常跑到房山、顺义等京郊的农村和生产队找模特。有一次为了画马大炮这个人物，找了好久才在集市上见到一位修鞋的壮汉符合画中的形象，刚上去聊了几句就被警察拦住，说他是现行反革命正在看押，不得与他接触。后又将我带到派出所，勒令交出相机将刚拍的胶卷曝光。最后还是朝阳区公安局打来电话，核实事情经过后才放了我。

《艳阳天》连环画，画的是人物故事，笔法讲究写实，线条越细越好，但我却想改变这种画风。在画到第二集的时候，我悄悄地将里面的人物造型进行了改变。其中的男主角萧长春敞开的中式衣服没画扣子，这一下引来了很多读者的异议，质问衣服上为什么不画扣子。我实在无法回答创作中的变形问题，因为在我内心早就认定，艺术不只是真实生活的再现，而是要适当地提炼、加工、改造，融入自身的审美情趣。可是在那个大兴写实之风的年代是行不通的，只好根据出版社编辑的要求进行修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朝阳区文化馆工作，很喜欢到处游走写生，经常一个人背着画夹采风，一年要出去两三个月，跑遍了青海、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当时火车价格比较便宜，站又很多，有时在车上看到一处风景，就等车停下，马上下车开始画速写。那时把速写看得很重要，画起来也津津有味。后来就组织馆里的同事一起下去画写生，态度非常认真。等到1978年调入北京画院以后，画写生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期间和王明明院长到了甘南，画了不少写生作品。尤其到西北山村写生的时候，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新鲜蔬菜，没有油盐酱醋，吃的饭往往难以下咽，但这些物质上的困难，都阻止不了对艺术的追求，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就难以在艺术之路上走下去。

在走过很多地方以后，觉得自己的审美视角在不断扩大，笔墨也逐渐放开，更喜欢构建博大雄浑的大格局了。当我站在广袤的草原上，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无际，令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无言的天地大美，不知不觉间心胸也为之豁然了。在浩瀚的自然中，我不仅寻到了绘画的灵感，也找到了心灵的原乡。另外，这些年的写生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为以后大写意水墨画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像马系列的作品，若要追溯最初的灵感，则来自于草原上的骏马奔腾。当一群骏马从天边呼啸而来，在闪电般的驰骋中，人们看不到马的头颅、眼睛、蹄脚，只是感到一股强大的飓风，或是一片飘忽的云团，铺天盖地地席卷过来。同样，驰骋马上的牧民，也看不清眼耳鼻手，只是像风一样掠过衣服多彩的影子。正是这种瞬间的感受，促使我下笔的时候挣脱了形的束缚，转化为更富精神性的笔墨形式。

在写生的过程中，有时候面对着真实的模特、景物，却画出了完全不同于的造型。其实这时的写生已加入了很多创作性的元素，融入了更多自己的语言感受，写生和创作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在我看来，写生也要注重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于表现，而不是再现，国画重在笔墨形式，造形要为笔墨服务，而不是笔墨服务于造形。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支撑，我的写生作品从一般的写意性水墨，逐渐向大写意的方向过渡。应该说写生是我创作大写意画之前的一种演练，从中可以看到一些简化变形的端倪。

花鸟和山水三个画种，其中以人物作品为主。如《李白行吟图》、《钟馗》和《李清照》等人物画，就是在甘肃华亭地区写生的成果。还有一部分是表现少数民族人物的写意作品，有的是可爱的藏族小姑娘，有的是剽悍的蒙族套马人，有的是勤劳的维吾尔族主妇。无论是哪种角色，他们的原型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触动着我的神经，我便通过自己乐于表现的形式将他们展现出来。有时会直接用毛笔速写一次成画，这得感谢当年画连环画时练就的速写功底，但如果仅是素描加线条，我觉得没有什么趣味性，我还是喜欢那种写意性的拓展，在形的基础上融进意象化的表现，后来干脆就从以形写神变为以神写形了，脱去了过多形的痕迹，从神韵和精神上下功夫，从墨的变化中丰富画面表现力，最后达到一种极简的境地。当然，这种表现手法是受八大山人的启发，但用到人物画的构建中，还要靠自己的探索、研究和尝试。从这些作品的变化中，不难看出一路蜕变的轨迹，有些只是显露出这样一个苗头，还没有完全演化为非常大写意的风格。

几十年的写生经历，既开阔了审美视野，也丰富了笔墨经验，更体会到写生对创作的重要性。毕竟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要画出好的作品，必须深入生活的第一线，从写生中提炼创作的精华。但写生并不是一个再现性的过程，而是从中融入表现性的审美元素，即更多地表达自己的主观精神和审美情感。画面的艺术形象可以进行夸张、变形的处理，最终升华为新的艺术创造。因此在很多时候，我已不将写生当作训练造型能力和表现技巧的手段，而是将创作的灵感杂糅在写生当中，一气呵成直接成画。这样接地气的小品虽不像大幅创作作品那样有着重量级的震撼力，但它往往更接近生活的源头，沾染了更浓的生活气息，笔墨形式也十分灵活生动。有时候画面形象虽然与生活中的原型有很大差距，但那正是基于生活土壤的再创造，无论怎么变，也离不开生活的滋养。

如今画界有一种轻写生，重临摹的不好风气，很多画家下去采风时，不愿花时间费力气画写生作品，只是拍些照片回来，再对着照片临摹。这种办法看起来比较省事，但画出的作品缺乏生活气息，也没有个性色彩，纯粹是复印机式的拷贝，严格地说算不上真正的艺术品。只有经过写生的历练，才能获得真实的生活感悟，有益于在今后的创作中，将其幻化为主观的审美形式。好的创作没有捷径可走，勤奋是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