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鲁尔区生活着约5百万人口，是欧洲数得上的人口稠密地区。曾经，煤矿蕴藏为鲁尔河谷地区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天然的助力，同时也给环境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1850年抵达德国的工业革命更是疯狂地给运转中的高炉加入一铲铲催化剂。经济发展往前一步，环境退化两步。当时没有任何污染监测措施，人们也意识不到环境污染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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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让人们尝到苦果的是水源污染导致疫病的流行。空气污染则是在六七十年代才受到重视的。人们在干净的空气里晾晒衣物都成了妄想。1961年，勃兰特在选举演讲中提到“鲁尔区上空应该重现蓝天”，这一口号在当时看来荒唐而可笑。在经济奇迹出现的当口，牺牲环境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一位名叫Norbert Appel的牧师回忆他童年时忍受空气污染的遭遇时说：“我记得最重的一次污染是1962年12月初，空气不流动，浓浓的污染物漂浮在空中，150多人因此丧命，我表妹6岁的女儿没有幸免，窒息而亡。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此后各州实行了一些污染限制措施，但是空气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在更大范围内肆虐，甚至周边国家也被酸雨和地下水污染等问题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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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一部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电视片《雾霾》在德国电视一台播出，再现了1962年雾霾危机的恐怖场景。可想而知这部片子在德国国内引起了何等强烈的反响。有人说，真正让德国人醒来的还是这场看似科幻电影般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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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推动下，德国第一部《联邦污染防治法》（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于1974年正式生效，二氧化硫、硫化氢和二氧化氮开始执行更严格的污染限值。这一法律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已成为德国最重要的法律之一。但是大气污染依旧没有得到特别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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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报复”仍在继续，1985年1月18日，鲁尔工业区再次迎来可怕的雾霾危机，据记载，当时空气中二氧化硫最高浓度超过了1800微克/立方米，这次是最为严重的雾霾三级警报。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能见度极低。政府不得已在鲁尔区多所城市下达交通禁令，工业企业禁烧高硫煤，几乎所有学校停课。医院里排起了看病的长龙。
19世纪80年代，布鲁塞尔在欧洲范围内提出了非常严格的限排措施，波恩马上就采纳了，饱受环境之累的鲁尔区人民终于等来了福音。气体排污必须过滤，4/5的火力发电厂装配了过滤装置，其他不合规的火力发电厂于1993年全部关停。大力整顿后，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降低了90%。
Norbert Appel牧师意识到空气转好是80年代中期。在从哈勒到比特费尔德的路上，摇下甲壳虫的车窗，也可以自由呼吸了。要知道曾经东德的褐煤开采区和化学工业区的污染情况要比鲁尔区还糟糕。是人们逐渐苏醒的环保意识和新型的环保技术挽救了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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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环境政策的成效大部分要归功于民众强有力的推动”，原环境部长Klaus Töpfer这样说。即使马上就竣工的耗资十亿的大发电厂也不得不因为环境问题而偃旗息鼓。
埃姆舍尔河（Emscher）曾经被称为是鲁尔区的“马克西姆下水道”，在河道里流淌的绝对不是河水。两百多万人口所排放的生活污水和不计其数的工业废水把河水变成了棕黄色的汤汁。经过治理，到2020年，埃姆舍尔河将重新找回自己本来的模样，治理耗资45亿欧元。
污染整治整整持续了40年，不仅是鲁尔区，整个德国，从博登湖到基尔的空气、水、土壤质量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所有的废水必须净化，所有露天垃圾场全部关闭，所有垃圾焚烧设备强制安装污染物净化装置。痛定思痛，采取行动后，德国森林覆盖率提高了10%；汽油告别了铅；氟氯碳化物被禁止；臭氧空洞逐渐修复；再生能源发电量已经超过核能发电量；自1972年以来，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已经翻了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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