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凤凰卫视“正益论”沙龙第三期《水殇：中国的饮用水危机》。乐水行项目发起人杨峻峰表示我们国家一直追求一种唯经济利益的发展模式，忽视对环境的上海。水质监测设备成本大，第三方的独立水检测机构难以产出。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我觉得咱们刚才讨论城乡之间，它的供水设施的差距，以及饮用水方面的差距以及未来要努力的方向，还是比较清楚的，接下来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这边还是掌握一个信息是说有些媒体报道，中国只有两三个城市的水质监测单位是独立于水厂的，说其余的监测单位都是由地方水厂的内部的水质监测部门负责，这个如果事实情况是这样的话，这是比较典型的运动员和裁判兼于一身，如果是自检自测的话，怎么样去保证它的公正独立和客观，而且关于水的标准我刚才听赵老师简单的介绍也是比较复杂的，大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怎么样去比较好的去监测水的质量？因为您在民间组织工作，特别是对周边的水流状况是有一个长期的观察的，所以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张峻峰：我记得我大学实习的那个期间大概是1984年、1985年那段时间，当时我们是在上海，从大连到了上海之后地域跨度比较大，结果一到上海喝的第一口水，大家就觉得这个味道非常难闻，那还是80年代的时候，当时大家的说法就是上海的水没法喝，如果不泡茶叶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喝的，漂白粉的味道非常浓。
从现在这个阶段回想起当年的感受的话，那是明显发现，因为上海是处于很多这种河流的末流，完全都已经快进入大海了。
那就拿长江来说的话，武汉人喝的水应该是重庆人排放的，南京人又喝了武汉人排放的水，又喝了重庆人排放的水，南京排放的这个东西都给上海了，实际上就从江河这样一种关系来说的话，这种他们的取水，不管是从支流取也好，还是长江的干流取也好，毕竟他们都牵扯到一个上游和下游之间这样一种关系问题。
那相比来说都会存在这种污染排放，应该叫做污染链这样一个状态，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咱们国家一直在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模式，很少去追寻这种我们究竟我们环境应该是好到什么程度，或者我们饮用水的标准是一个什么程度，好像我听说水质检测的时候，就最近这几年我们重视起来了，才开始去把这个水质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以前的话甭说第三部门了，连自来水厂自身的检测都是挺让人觉得很担忧的。
张峻峰：如果水厂来说他要做水质检测的话，他不可能做到那么全面的指标，我后来在农大读过书之后，我有一个师兄弟，他后来在做潮白河上游地带，就是密云水库上游地带，农村饮用水安全检测的时候，他们当时花了几百万去买这个设备，然后去做这个水质检测，对这个密云水库上面北京这个地区的饮水安全全面性做了一次调查。这个调查也不过是在十年之前的事，那你说就像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指望一个普通的自来水厂来能够定期的全面的检测，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尤其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之下，那你这样的话，呼唤第三方的水质检测部门，这种要求就越来越强烈，但是现在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我们真的找不到多少这种第三方的检测部门，而且几十有第三方的检测部门，我们能不能信，而且从质检这种体系来说的话，还牵扯到法律问题还牵扯到是会有自治的问题，还有能力的问题，不仅是你有能力检测你就可以检测，而实际上不光是有这个能力，你还得有这个资格，就按照国家标准体系他还这样一个布局的问题，和这样一个管理的问题。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种独立的水质的检测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少呢，是因为这门槛非常高，还是因为他前期投入比较大呢？
张峻峰：应该是前期的投入比较大，像这种检测设备来说的话，像重金属，或者元素，含量元素各个方面的检测费用是相当高了，尤其是新出台的这种自来水标准，像赵老师已经非常明晰这块了，好像上百种技术元素的检测。
赵飞虹：我们国家标准是106项，但是现在国外，比如说美国FDA现在是260多项。
赵飞虹：欧盟也是一样，他们发达国家做的项目都比较多，我们是106项很简单了。
主持人：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应该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张峻峰：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每一种元素的检测，或者每一个物资的检测，或者每一个项目的检测，它有配套的先进的药剂，他这药剂量一大了之后就特别贵。
张峻峰：像这样的东西非常昂贵的，就是作为标准检测层面的话，由国家标准体系来进行管理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昂贵，这种昂贵起来的话就是投入也好，一次性投入也好，运行费用也好，那就是相当贵，所以这个背后的问题，也就是水质检测的问题和水质标准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有钱没有钱的问题。
作为广大群众的一员，希望国家加大对水质检测的经费、人员投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