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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舍基(Clay Shirky)今年8月从纽约搬到了上海,开始在由美国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上海纽约大学任教。舍基关注网络科技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著有《未来是湿的》《认知盈余》。9月2日,他在2014年腾讯智慧峰会上谈自己对分享经济的新思考,他分享的案例有QQ、淘宝,很接地气。演讲结束后,舍基接受了《商业周刊/中文版》记者的采访。
Q&A
问:分享经济在很多国家被炒得很热,成功的案例也不少。在中国,很多人对分享型经济不了解,甚至有些排斥,您觉得分享经济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舍基:分享型经济要成功有3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首先,我们要能够提供非常优质的服务或者产品,这是分享的基本,是物质上的要求。第二,分享的人和对方必须要有比较高的认知水平。第三,我们必须相互之间有高度的信任。
中国完全具备分享型经济不可或缺的因素,关键点在于中国企业要向社会传递出一条信息:这个商业机会有比较高的可信度。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人期望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人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除此之外,中国城市人口密度非常高,在美国只有4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00万,而中国这样的城市有大约40个。我相信明年,我们在中国将会见证一场分享型经济的爆炸时代。已经非常火热的汽车租赁业务,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这次分享型经济大爆炸的序曲、开端。
如果要说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分享经济上的不同情况,一个是我们的法律体制和法律框架不尽相同。而且,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不是落后,只是起步慢了,一旦起步它的发展速度会非常快。因为中国具备所有发展分享型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会更快地适应分享型经济的所有的这些需求。我觉得现在在淘宝和天猫上的买家俱乐部或者团购式的购买行为,都是分享型经济的很好例子。
人类历史上,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常有。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发生的一些革命,比方说手机革命,美国的手机普及率和手机渗透率一直在逐渐增长,但移动支付没有诞生于美国纽约,它是在内罗毕诞生的。非洲肯尼亚这些国家非常需要移动支付,中国也是如此。我从一个老外的角度看中国,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形态非常适合发展分享经济。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国并没有落后,它只是起步较晚,肯定会后来者居上。
问:移动互联网是很大的红利,但是分享也有一些过剩,很多人陷入了社交疲倦。有些人整天埋头看手机,在中国就是刷微信,人与人之间的真正交流沟通反而少了,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舍基: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在美国也一样。当我们有比较便利的工具,比如微信、微博,我们一开始会在上面花太多时间,甚至有一种沉溺的感觉。但是现在在美国情况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对每天或者每周上网的时间有总体的控制。我们有个概念叫“网络安心日”,比如规定一周当中有一天不接触网络。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一天拿着手机的时间比他抱孩子的时间还要长,这对他自己和他的家人来讲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欧洲,比如德国,我也看到社会行为上的转变。
总体的一个现象是,当新的工具或者新的社交媒体的形式出现时,人们蜂拥而上,不断地使用它。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会发现这些新的工具给我们带来限制或者一些障碍,就会像碰壁一样又回来。目前我们在社交媒体使用和人与人之间亲密接触之间找平衡点,最终会找到一个平衡。
问:现在人人都在分享,大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东西很多都关乎自己的生活,感觉没有价值,怎样引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舍基:其实我们并不能引导人们都分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日趋自由的环境中,你不可能要求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与所消费的东西高度匹配,这个道理被历史多次证明。比如说,一个市场上的信息过剩,信息的平均质量肯定会下降,信息总量必然会上升。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只有一些正规单位或者机构,甚至是国家的一些机构才可以开展出版业务,但是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微信、微博。在信息量增加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要求每一条信息的质量仍然非常高,我们可以说以前一本书的质量比现在一本书的质量高得多。我们不可能同时要求一个大规模的参与程度和一个非常高的质量,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信息过滤的过程,当我们分享后,可能别人对我们的信息做一个过滤,再接受我们的分享。
问:前两天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指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会压制一些比较小众的观点。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主流观点不一致时会变得不乐意分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舍基:这是个新研究,我也刚看。我们把它称作“过滤泡沫”。之前有人以过滤泡沫写了一本书,他所描述的现象就是人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局限在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小团体当中。之前我也看到这本书,但当时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特别常见,就没太拿它当回事。皮尤研究中心的那个报告确实也给我带来一丝忧虑。这种现象有点像自我审查,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审查机构,会把那些有利于我们的信息或者我们愿意接受的信息剩下,而把和我们的观点相左或者不属于所谓主流观点的信息舍弃。
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玩笑,晚餐的时候不要和你的家人讨论政治或者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因为你自然不希望吃晚餐时和他们就这些问题打起来。这个玩笑和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会选择自己比较愿意接受的或者有利于自己的主流观点一模一样。皮尤研究中心出的报告中,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当我们的观点和其他观点共同存在时,我们会更多地愿意相信属于我们这一派的观点。就这个理论,我了解到现在有两个策略来解决,第一个策略是创造出一些空间可以持反对意见。第二是我们在匿名社区表达不同观点。这个报告的观点让我担忧,因为社交媒体成了一个压抑部分人表达欲的平台。
问:社交媒体是否会带来一些道德风险?
舍基:这一点是必然的。随着我们的自由度越来越高,随着我们使用的社交媒体越来越多样化,道德风险肯定会增加,道德水平肯定会相应降低。我们应当防御或者警惕的最大道德风险,是可能人们会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来攻击对方。有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很糟糕的例子,一位女士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些网游中的性爱视频,结果引来了很多骚扰,很多她并不希望看到的骚扰,以至于她不得不搬家。所以,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怎样保护那些在网络上发布类似信息的人,因为我们要保护他们必要的人身权利。保护他们不被骚扰、攻击的途径有很多,可以是法律途径或者社会宣传途径,但肯定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管齐下,一种途径往往是不够的。
问:现在有很多社交工具,Facebook、Twitter、Secret、Snapchat、微信……,您觉得下一个会流行的社交应用会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关注一些社交媒体上的亚文化?
舍基:我认为未来发展比较快的会是一些协作式和问答式的应用软件和网站。我用美国的例子回答你,美国有些网站,比如有个网站现在叫horoscopes,前身是雅虎问答。这些网站和软件的目的或者主要功能是在网上解答网友提出的比较具体的、专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对于提问者和其他人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再看GitHub。Git是一个关于计算机编程的网站,这个网站衍生出一个问答的次网站叫Github,它主要是给所有程序员提供一个相互协作和相互交流问题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程序员可以对他们平时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非常深度的交流。我觉得这种平台不仅仅对于电脑程序员有用,对律师也很有用,因为他们可以共同讨论某一个案件。这些软件或者这些社交媒体的发展,最终会影响一些行业,比如促进计算机业或者律师诉讼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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