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中国留学生圈都在关注杜克大学事件。事情起源于杜克大学两位教职工在教学区看到“两名中国留学生用中文大声喧哗”，于是便向生物统计系项目负责人Megan Neely投诉，要“记在小本本上”。
结果该教授发给全系学生一纸公开邮件，通篇没提及本应作为焦点的“大声喧哗”，反而借题发挥，警告中国留学生不能说中文，要100%说英文。
很难见到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吧？
在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抗议下，杜克大学很快有了回应，生物统计院院长公开道歉，当事人Megan Neely辞去项目负责人的职务（其实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职务）。
很多参加请愿的留学生同学表示，事情还没结束，因为校方的处理结果明显是在和稀泥，一是Megan Neely的实职AP仍然保留着，并没有真的被开除；二是始作俑者，那两个教职工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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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歧视，和一部分据理力争的留学生不同，另一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我做错了什么？”
前段时间利物浦大学也发生了一件辱华事件，其国际指导中心在发给所有国际学生的邮件中，警告学生不要作弊，却着重将“cheat”这个词用中文“舞弊”标出。中国留学生瞬间爆炸，此举无疑在告诉所有人，“中国留学生爱作弊”，妥妥的偏见和歧视了。
然而，在国内问答网站知乎上，最高赞的答案却是这样的。
首先，且不说“有罪推定”式先验判断，即使这种事真的存在，也难以解释校方“特别标注舞弊中文”这个行为。
这个回答有两个致命的逻辑错误：一是同样有可能说别的语言的人也作弊，为什么要特别标注中文呢？二是中国留学生同样也是学习最勤奋的群体，以一部分人的作弊行为，来否定整个群体，对那些认真学习、诚实考试的中国留学生是否是公平的？如果说真正作弊的那些人，没有资格要求学校道歉，那么剩下的无辜学生们是否有资格要求？
这则答案拿了最高赞，并非因为这些人“跪久了”，而是中国人向来讲究“公理”，倾向于自我反省。的确，站在第三方的角度看，这件事可大可小：往大了说确实存在歧视，或者起码是一种偏见，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中国留学生；往小了说那就是不必太“玻璃心”，“我们做错在先，人家事出有因”。
但是，别忘了，人都是有屁股（立场）的。
世界上大部分争执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这么聪明，为了做一件事情找个理由还不容易？即使100多年前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立法者当时也能理直气壮说，是因为“华人抢了美国工人饭碗”、“华人不可能融入基督世界”。
人天生就具有族群性，立场天生注定。有时候面对歧视和偏见，妄想追求“公理”是徒劳且愚蠢的，因为对方的屁股坐在那儿，你的屁股坐在这儿，我们和他们本来就不一样，屁股本来就决定了脑袋。
就像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作弊，别人只会把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归结为“爱作弊”，进而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刻板印象在毕业和求职时被吃亏。生在这个族群，荣与辱都得一并承担~
如果这时有人劝你屁股也应该坐在对方那儿，建议离他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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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杜克大学这件事，在等待事情发展的同时，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Megan Neely这封邮件没有被公开，一般情况下这件事会怎样进展？
“一个很大可能是，几个月后，一位中国学生呕心沥血向两位老师递交了实习申请书，自以为凭借这么多年的刻苦努力能收获一个搬砖的岗位。他或她不知道的是，这两位教授收到他们邮件后的第一件事根本不是看他们精心铺陈的内容，而是直接在一个神秘的小本子或文档里搜索留学生的名字，bingo！原来是你当年在我们办公室附近大声讲中文，总算逮到了！这位中国留学生如同望夫石那样苦苦等待了几周，终于受不了向教授再次发信询问，可能只得到一句简单粗暴的拒绝“对不起你的日常语言能力不符合项目要求”。留学生望着自己托福118的成绩单欲哭无泪——难道我口语部分扣两分都不行吗？
所以说Megan的邮件其实只是种族歧视的冰山一角而已，不是种族歧视变少了，而是更多的歧视隐藏在了社会深层。
比如种族歧视主义的教职工掌握着对留学生的裁决权，可以以任何莫须有的名义打压他们所不喜欢的族群的学生，而受打压的学生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甚至对于校方而言，可能Megan公开使用“歧视潜规则”的严重程度，比种族歧视本身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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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人嘴里不再冒出chink、chingchong、chinaman、oriental、dog eater，也不再表演眯眯眼时，歧视就消失了吗？
是的，系统性的歧视消失了。但它转入了地下，变成了各种看不见的隐性歧视，事情变得更微妙。
很多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当我走向那群美国人时，他们会立即停止说话。
“Lab里三天两头会有人指责我们华人之间喜欢用中文交流的问题。有一个周五晚上七点多，我和两个师兄师姐一边往外面走一边商量晚上去哪个中餐馆吃饭，结果旁边一个本科也是Duke学生的高年级PhD听到了以后大声对我们说How could you speak Chinese in the lab?
“黑人同事说歧视已经变异， 跟民权运动之前不一样的是，“现在我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他的太太是一个白人，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些无形的压力，可是又抓不住任何人的把柄。
“我这辈子遇到过最让人无语的歧视是“你太活泼了，这很不中国人”。
“系里面要求所有学生去拍新的头像照片，我们Lab一个师姐没去，我就上楼去喊她一下，总共就说了一句“你要去拍照的”，她背后坐着的博后就怒了: Don't you know you are supposed to speak English in the lab?
“聊天过程中那位中国同学随口问了句Why did you choose Duke? What is special about Duke? 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个美国人迅速地回答说Duke is a white school.
“某些伪精神白左喜欢以特殊照顾国际生的方式来获取优越感，一旦你打破了这种优越感，她们就会恼羞成怒。
“当歧视深入骨髓时，就变成了友好式的歧视。他们嘴里不说什么，但眼神和肢体动作都在嫌弃你~
……
早在1995年，加拿大白人Margaret Cannon就写过一本书，《加拿大：隐性种族歧视的王国》。她作为Global and Mail的资深记者和专栏作家，以敏锐的眼光发现，加拿大虽然在法律上禁止种族歧视，但以白人为主的主流社会仍充满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
这种隐性歧视会抓住任何小事大作文章，在媒体上用藏头露尾、闪烁其词的手法攻击少数族裔，不断固化对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当然，一般都是负面的）。少数族裔吃了暗亏，却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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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个说法，叫“竹子天花板”，意思是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会遭遇各种瓶颈。亚裔人可能有着很好的专业能力，但在职场上很难晋升。一项调查显示，亚裔占美国人口的5%，但亚裔官员仅占0.3%，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的亚裔不到1%，亚裔大学校长约占2%。500强企业中有9位亚裔CEO。硅谷三分之一的软件工程师是亚裔，但只有6%的董事会成员。
有分析者说，这和亚裔人群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有关——他们的教育倾向往往是增强专业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另外往往表达方式比较含蓄，性格比较温和，不适合成为领导人才。
上述原因是有些道理的，但根本原因却恰恰是这一原因本身——正如分析者一样，美国大多数人对亚裔人群的刻板印象便是如此，所以交给他们的任务大多是专业性的，而非统筹性的，这让亚裔人在管理方面获得锻炼的机会更少。
还有因为认为亚裔人更优秀、努力（这是正面的固有印象，但并非总是好事），因此对他们的期待值更高，交待的任务更重，反过来也会阻碍晋升。
还有西方舆论，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都公开表达过，“几乎每个来自这个国家的学生都是间谍”。你说当老板考虑是否将某位中国实习生转正时，会不会受这种舆论影响？
对于歧视和偏见（即使它并非有意的），建议中国留学生们至少“正视”两件事。一是正视“我们”和“他们”的族群差异，明确立场。二是正视自己的本心——如果对方做了让自己不舒服的事，那就当面指出来；如果你希望在对方的地盘混得开，那就努力按照对方的游戏规则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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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杜克大学禁说中文事件里中国留学生们的请愿书。可以看出起草者有着非常优秀的个人素养，文字有理有据，语言不卑不亢，这也正是在异乡面对歧视时应有的心理和态度。
原文为英文，法律人王瑞恩经请愿书起草委员会授权翻译成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