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主爸爸变迁史

来源：唐宋九大杂家

 1 

惨烈的拓荒时代，被封神的先辈们

（ 1986-2002 ）

01

政府和国资趟路，先驱变先烈

（1986-1998）

创业投资源于美国，20世纪末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迄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

至2018年底，国内已登记创投管理人14683 家，总规模8.6万亿元。 

而同期美国管理人只有近900家，总规模2.3万亿左右。

19世纪末，美国一些富有的私人和银行家，通过律师、会计师的介绍和安排，开始将富余资金投资于石油、钢铁、铁路等高风险的新兴产业。

这是创投行业最早的金主爸爸们。

美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创投公司成立于1946年，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拉尔夫• 弗兰德斯和哈佛教授乔治• 多里特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家向公众融资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RDC)，成为后世VC业的模式典范。

多里特也被誉为“美国风险投资之父”。

ARDC的资金不再单纯来自个人，还来自于保险、信托等机构投资者。

美国创投业至此开始向专业的机构管理投资转变。

机构投资者也由此正式登上创投机构金主爸爸的坐席。

如今，美国创投机构的金主爸爸大多是养老金、保险资金，主权财富基金、家族财富基金等成熟的长线机构投资者。

与美国不同，国内的创投发展则是在政府推动、政策引导下开始发展的。

1985年，中央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国的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了政策层面的依据之后，创投公司才开始成立。

1986年1月，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诞生——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公司）。

中创公司注册资本4000万元，国家科委注资2700万元，其他资金则是从财政部和五金矿集团、中信集团、船舶集团等国企筹集而来。

中创公司定位于试验田，早期对乡镇企业、中关村科技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为实施国家的“火炬计划”输送了许多弹药，占尽天时地利，一经成立便迅速发展壮大。

由中创公司开启，这种模式在全国各地开始复制，大量由各地科委和财政注资的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机构纷纷诞生。

和现在不同，那时没有有限合伙和私募基金的概念，投资创业公司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就是直接参股。

这一时期的中国创投机构的金主爸爸主要来自政府和国企。

不过，由于当时资本市场体制不完善，退出渠道受限，中创公司的业务渐渐偏离建立时的初衷，开始投资房地产、信托、证券、外汇、股票等各种业务，在迅速走向辉煌之后又在市场风云突变中遭受了巨大危机，在1998年终因债台高筑走向了清算的道路。

同时，其它不少创投机构也在类似的道路上夭折。

从先驱变成先烈，其悲壮命运令人唏嘘。

前辈们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却就此拉开了中国创投大戏的序幕。

各路英豪粉墨登场，在被改革春风吹暖的中华大地上驰骋逐鹿。

02 

外资带路，与政府和国资抱团发展

（1993-2002）

虽然先驱们失败了，外资VC却从中敏锐地嗅到了机会，纷纷到中国探路。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创投机构从微软、英特尔、甲骨文等高科技企业的投资中尝到了甜头，纳斯达克的推出让他们赚的盆满钵满；90年代，互联网行业爆发式增长时期，诞生了亚马逊、谷歌这样的明星公司，创投机构更是功不可没。

技术的每次革新，都能带来创投行业新的机会，创投机构深谙此道。

硅谷模式急切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复制阵地。

彼时，中国大陆正在改革开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亮点，是外资VC的最佳阵地选择。

美国资本捷足先登。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IDG资本。

那时的名称叫IDGVC，它是第一家进入中国的美国风投机构，在国内的第一笔创业投资是1989年，麦戈文在中国投资了太平洋比特体育器材公司，他认为中国的风险投资孕育着很大的机会。

于是，他派助理熊晓鸽带着1000万美金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

1993年6月，上海科委和IDGVC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家合资的风险投资机构——上海太平洋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也就是IDG资本的前身。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IDG资本在国内投资了60多家网站，包括著名的百度、搜狐、当当、搜房、腾讯、携程、汉庭酒店、暴风科技、小米、传奇影业、Moncler等，熊晓鸽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教父”和“中国互联网风险投资第一人”。

那时，外资VC在国内发展的模式大都和IDGVC一样，同中国的政府、企业合作，成立合资公司。

由IDG资本开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外资VC在国内资本市场长驱直入。

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和亚洲金融风暴，使美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开始衰退。

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创投机构更是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AIG、富达、泛亚、高盛、摩根史丹利、华登投资、华平、软银、淡马锡、GIC等国际资本纷纷进入中国。

外资VC的进入，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宝贵投资经验。

1995年，我国通过了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鼓励中国境内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以及中资控股的境外机构在境外设立基金，投资于中国境内产业项目。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追捧，点燃了中国的年轻的创业者们的激情，也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

中国第一批的最重要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1996年，张朝阳拿到外资的支持，成立了爱特信公司，成为中国首家以创业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网易公司10个人左右的时候，华尔街的投资人已经在门口排队了，马化腾想以300万卖掉QICQ，遍寻买主无果后遇到了熊晓鸽，最终拿到了IDGVC和香港盈科联合投资的220万美金，从此走上了互联网霸主之路。

1998年周鸿祎的3721启动资金告磬之际拿到了IDGVC的25万美金的种子资金，马云的阿里巴巴在1999年拿到了高盛的500万美金天使投资，李彦宏在1999年底回国之前就拿到了Peninsula Capital和Integrity Partners的120万美金创业投资资金。

嗅觉敏锐的不止外资VC，还有中国的第一批海归投资人。

这些人日后成为行业的翘楚，其中包括孙强、徐新、阎焱、吴尚志、汪潮涌等。

他们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创投市场蕴藏的巨大机会，放弃了在国外世界一流投资机构的优厚待遇和薪水回到中国，为创投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然而，美国的互联网泡沫不期而至，国内互联网业投资风险急剧增加。

当时，在资本市场狂热情绪的推动下，纳斯达克指数从1997年的1442.1点，暴涨至2000年的最高点5132.52点。之后，市场风向突变，股价急转直下，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纳斯达克指数跌去77%。

2000年4月，新浪网在纳斯达克IPO，成为第一支来自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网络股。之后网易搜狐相继上市，三大门户网站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全过程，股价一度破发。

风险传导到国内，全国几千家互联网企业因此夭亡。

而当时能活下来的公司，日后都成立巨头。

阿里巴巴幸运地在2000年1月获得了软银的2000万美金，这笔投资在十年后让孙正义问鼎了日本首富。百度也幸运地在2000年9月的第二轮融资时拿到了IDGVC的150万美金，这笔投资在2005年百度上市后为IDG带来了100倍的投资收益，成为创投圈的佳话。

和这些夭亡的互联网一起销声匿迹的，还有大量应时而生的创投机构。

外资VC开始变得更为谨慎，如履薄冰，就连IDGVC也需要套现活下来。

QQ的马化腾又一次在遍寻买主无果后，在2002年遇到了MIH，后者从IDGVC和盈科手上购得32.8%的股权，成为腾讯最大的股东。

由外资带路，中国的创投市场看似战绩不俗，实质却依然处在拓荒期。

金主爸爸除了外资，还有国内的政府、国资和大型企业。

抱团发展，是这个时期最大的特色。

大家都处在摸索阶段，外资VC们正面竞争不多，常常聚在一起交流合作。

多个外资VC强强联合共同投资成为当时业内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1999年，清华的倪正东筹办了第一届中国创业投资论坛，几乎囊括了当时的绝大部分创投机构。

清科研究就此起步，发展成如今最有权威的创投媒体之一。其每年的创投机构排名，是金主爸爸们决定把钱撒向哪家机构的至关重要的参考因素。

2000年之后，本土创投机构开始发展，中外创投机构也开始联合投资。

2002年，大约有10家中外合作基金公司成立，典型的有深创投和软库的合作成立的深圳创新软库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广东风险投资集团和台湾和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广州冠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2年伊始，中外大型企业也开始进入国内创投市场，进行战略投资，如北大青鸟投资搜狐、中芯国际等，NEC战略投资中讯软件集团，日本东芝策略投资TCL，联想策略投资中望和汉普，西门子也于2002年投资北京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据统计，2002年整个中国创业投资管理资本619亿美元，中国创业投机构投资数量达到1372家。

境外资金、中国政府、国企、中外大型企业，构成了这个时期的金主爸爸图景。

03

本土创投崛起，金主聚集深圳

（1998-2002）

在外资VC长驱直入的时候，中国本土的创投机构正在经历市场的残酷教育，发展几乎停滞。

本土创投机构的折戟，让有志之士们开始思考探索适合国情的创投机构发展之路。

1998年，也就是中创公司夭折的那一年，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个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史称“一号提案”。

该提案披露了当时的国内风险投资情况：全国每年约有3万项科研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但真正能够转化为产品的只有20%，而真正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只有5%，而海外风险投资此时正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

由此，该提案所呼吁的风险投资在中国才真正引起政府和国人的重视，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我国风险投资由此很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成思危因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创业板的设立也由此被推上日程，大批的本土创投机构应运而生。

1999年8月，深圳政府出资并引导社会资本成立了深创投，并任名证券教父阚治东出任第一任总裁，这被视为本土创投开始起步的标志性事件。

到2000年，达晨创投和同创伟业成立之时，当时国内已有200多家创投机构。

2001年，本土创投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这一年，由深创投入资的亿胜科技、中大国际以及国讯国际3家企业赴港上市，成为当时的焦点。

在这批成立创投机构中，有国内第一家规模最大的民营创投公司——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公司。

创立者是出身于经济学世家的厉伟，父亲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或许是受家庭影响，厉伟对风险投资格外有兴趣。1990年北大的硕士毕业的论文是关于风险投资的，1993年就开始涉足VC。

这也是最早的，金主爸爸来自民间资本的创投公司。

说到创业板和民资，不得不提一下深圳，这片资本的沃土。

这和国内创投机构的第一批来自民间的金主爸爸大有关系。

也是完成创投行业最重要的一环——退出，最主要的战场。

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场，深圳在国家的各项改革中担任先锋角色。

1986年深圳开始尝试国企股份制改革，而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导向，试行市场竞争和股份制，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股份制改革。

国内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在1987年成立。

1988年5月深圳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提出创建资本市场，1991年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

在创业板呼之欲出之前，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腥风血雨的拓荒期，风波不断的整顿期和跌宕起伏的牛熊转换。在证券市场上捞到第一桶金的牛散们，岂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创业板在深交所的基本组织体系逐渐完善之时，携带资本蜂拥而至。

然而，好景不长，受美国互联网泡沫冲击和国内股市低迷的影响，创业板的未能如期开放。

本土创投的退出渠道受阻，在2002年又经历了一次惨痛的寒冬，仅深圳一地就有近百家本土创投倒闭。

幸存的创投机构，重重压力下开始各谋出路，有的转去二级市场炒股，有的进行理财投资。

就连深创投也为了养活团队，也不得不涉足其他的业务，把很大一部分资金都交给了券商做委托理财。

危中也有机。

2000年前后大鹏证券等部分券商曾成立创投公司，但创业板的搁浅，令这些券商投资血本无归，损失惨重，开始通过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违规方式填补窟窿，以至于亏损越来越大。

2001年，证监会下达通知：证券公司不得直接或通过参股风险投资公司间接进行风险投资，已参与风险投资的证券公司需进行清理和整改，并于6个月内完成清理整改工作。

这一政策性风险，成为本土PE发展的契机。

2001年7月，中金公司分拆直投部，吴尚志团队顺势接手了这盘业务，成立了鼎晖投资，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有限合伙制运营的私募股权基金，而吴尚志也成为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历史上的首批开创者。

鼎晖投资的背后的金主有联合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和苏黎世保险资本集团。

当然，这和创始人的履历及大时代背景有关系。

2002年，曹嘉泰和前同事刘伟杰共同创立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和吴尚志、曹嘉泰一样，那时一批优秀的开拓者们开始将目光投向PE这一领域。

本土创投崛起时期，金主爸爸除了境外资金、政府、国企、大型企业外，又加入牛散们和第一批富起来的企业家们。而昙花一现的入局者证券公司，毫无征兆地成为了创投市场发展的推手，把悲剧活活演成了喜剧。

一波三折的拓荒路，不期而至的寒冬，无时无刻存在的死亡威胁，夭折的创业者和倒下的创投机构，还有背后的金主爸爸们，和改革的未知搏杀，共同谱写了惨烈的拓荒时期创投市场最悲壮的主题曲

勇往直前的开拓者，敢于下重注的资本，成了创投行业的奠基者。

历经几次大战存活下来的先辈们，早已被人们封神，供奉在神台之上。

 2 

创投高速发展，金主一路繁花相送

（2002-2007）

01

政策红利频出，PE/VC齐头并进

（2004-2006）

坚守者们这次迎来了希望。

2001年前后成立的，在这期间幸存下来的本土机构，如今都成了大名鼎鼎的创投机构，深创投、联创、达晨、同创伟业、鼎晖投资、联想、基石……

现在的你，或许难以想象在此之前本土创投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投资项目没有退出渠道的问题。但确实在那个时候，对于这些机构来说，前景是灰暗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

2004年，中小板来了。

利好不断，证监会在2005年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

如果你能耐心看完这篇文章，你会发现2005年在中国创投史上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年份。

2005年年初时，中国的股市还是一片低迷，指数两度跌下1200点。

股改过程中，指数一度跌破1000点。

到了2005年年底，股改完成后，股市由此开启了长达4年的牛市。

拓荒时代结束，国家坚定了发展创投市场的决心。

2005年11月，国家十部委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对创投行业的法律环境、政策、税收优惠做了规定。

2006年《新合伙企业法》通过，使得国际PE基金普遍采用的有限合伙组织形式得以实现。

2006年本土创投市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是创投机构最好的时代。

也是金主爸爸们最好的时代。

虽然由于股权改革，IPO暂停了一年，股权成功后，创投机构一片欢腾，他们投资的项目，终于可以在二级市场退出了。

2006年，深创投参与投资的同洲电子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它也是第一个有创投支持的、全流通的IPO案例。

2006至2007年间，深创投陆续在中小板上市了中材科技（002080）、科陆电子（002121）、潍柴动力（000338）、西部材料（002149）、远望谷（002161）、怡亚通（002183），成为这个时期最大的赢家。

中国本土创投，由此进入到一个全面复苏和加速发展的时期。

2004年前后，中国互联网行业迎来了一个上市“窗口期”，外资VC斩获颇丰。

携程、e龙、金融界、空中网、前程无忧、盛大网络等互联网创业公司纷纷赴美上市。

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创投机构低迷了一段时间。

不过，这种低迷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2004年8月Google的成功上市，高达1500倍的回报，重新点燃了海外创投机构的热情。

2002年，中国加入WTO，世界开始感受到来自中国的能量和势头。中国开始崇尚企业家精神，国内创投业的相关政策频出，外资VC再次按捺不住，重新拾起了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投资信心。

2004年，硅谷银行组织了一场美国顶级VC赴华考察之旅，其中包括红杉资本、KPCB、NEA等顶级机构的投资人。

这次考察，对中国的创投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5年，红杉中国成立，由携程创始人沈南鹏和德丰杰亚太区的主管张帆组建中国投资团队。

2006年，DCM聘请新浪网联合创始人林欣禾担任董事合伙人，负责中国的VC业务，并宣布将新一期的5亿美金基金全部投向中国。

2007年，KPCB进入中国，与TDF合作，成立凯鹏华盈中国基金。

当时，百度、分众传媒等互联网企业陆续在纳斯达克上市，触动了美国投资者的热情，他们很乐意投资中国版的Google、中国版的雅虎。

于此同时，在美国顶级创投机构的华人，也看到了中国蕴藏的巨大市场机会，纷纷回国加入这个行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05年，在美国创业成功的华人邓锋，回国创立北极光创投。

2005年，NEA在北京上海分部设立了办事处，加入NEA不久的蒋晓冬成为了NEA的中国首席代表。

2006年，由NEA和其前首席技术官朱敏合资成立了赛伯乐（中国）。

2006年，前英特尔投资事业部中国区总监邝子平联手前软银美国创业投资基金执行董事Gary Rieschel和创投机构Ignition Partners一起在中国创立了启明创投。

中国VC的1.0时代，还有一拨崛起的力量不容小觑，那就是从顶级机构裂变独立出来的投资人。

2005年，前软银亚洲首席合伙人阎焱独立出来，成立赛富亚洲投资基金。

2005年，前纽约证券交易所首任中国首席代表张磊，成立高瓴资本。

2005年，前霸菱投资中国区的董事总经理徐新，创办今日资本。

这种氛围下，硅谷模式开始在中国创投圈大行其道：大洋彼岸的每个细小的互联网创新，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借鉴和模仿的模式。

这些如今耳熟能详的顶级投资人，从2005年开始，逐步走上了顶级大佬之路。

当然，国际私募投资巨头不会错过这场盛宴，开始对中国企业进行大手笔投资。仅在2007年9月，黑石向蓝星集团投资了6亿美金，KKR向天瑞水泥投资了1.15亿美金。

KKR也在2007年完成了第一只亚洲基金40亿美金的募集。

这一时期，国内的PE、VC业务齐头并进。

彼时的中国，正像就像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在美国做路演募资时所描述的那样：中国的最大机会就是创新，中国现在是全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去做创新，中国正在崛起，高速火车正在驶离车站，请立即上车。

02

金主爸爸们健步入场

（2001-2007）

随着国内创投环境逐步改善，各路资本又开始摩拳擦掌，蠢蠢欲动，迈开了试探的脚步。

首当其冲的是政府资金，财政资金是最大的金主。

政府母基金率先登上历史舞台。

2001年，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设立。

这是国内现存的成立最早的政府引导基金。

当时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采用的模式是，与创投机构合作，如启迪、联想、北极光等，用跟投的模式直接投资企业。

这个模式为政府设立引导基金提供了范本。

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注资设立了一大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然而，中关村并不是最早的政府引导基金。

早在1999年，上海创投成立，管理上海市政府6亿元的创业投资基金。

不过，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创投以出资、合资的形式直接参股成立了诸多上海的创投机构，并开始开展直接投资业务，此后逐渐消失在母基金的行列里。

天津创投、深创投、江苏高投等，也在2001年前后陆续成立，这些机构除了直投业务外，也承担了管理政府引导基金的责任。

2005年11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

暂行办法从国家政策层面，首次为以母基金形式运作的基金提供依据。

2007年，中央财政安排1亿元资金，专项用于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2007年，深创投与苏州市政府合作成立的3亿元政府引导基金成立，两家各出资三分之一，剩三分之一在社会募集，基金由深创投派团队管理，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母基金发展模式。

此后深创投开始稳步地在各经济发达地区推广这一模式，直至今天管理了80多支政府引导基金。

有了探路者的示范，政策的支持，上至国家部委，下至各地地方政府，全国各地陆续成了各类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效仿中关村引进的高科技企业。

不过，政府母基金由于财政资金的特殊性，承担了更多的政府职能，考虑的更多是政绩因素，对创投机构在基金的注册和资金的返投上有一定要求。

国企母基金随后入场。

2006年，苏州工业园区创投母基金成立。

严格意义上来说，当时是叫中新创投引导基金。

苏州工业园区曾是长三角外资制造业集聚地，大量高科技初创企业在此出现。

当时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各出资5亿，合作设立的这只母基金。

2007年，中新创投更名苏州创业投资集团。

这只国内最早的国有企业主导型母基金创立，就此拉开了国有企业型母基金进场的序幕。

国开行是母基金非常重要的金主，参与了设立了众多的母基金，如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山西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

国企母基金借用海外成熟市场的运作模式，先从LP获取资金，然后由专业团队负责管理运作资金，投向不同类型的子基金。

与政府引导基金相比，国企母基金资金使用效率较高，投资机制也更市场化，不受限于投资方向和地域性，是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重要金主。

苏州创投的这只母基金是现存的知名度最高的母基金，在2009年9月完成全部投资，共参股了16家子基金，其掌舵人林向红成为中国母基金业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这只母基金历经数载变革，目前仍然是最重要的金主爸爸之一，这是后话。

中资产业基金出场。

我国境内产业基金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但真正意义的产业投资基金直至2006年才出现。

2006年12月，经国务院、发改委特批，天津渤海产业基金正式成立，总规模为200亿元。

金主是包括中银国际、天津泰达、国开金融、中国邮政、中银集团、社保基金、中国人寿保险在内的大型国资。

这是我国第一支中资产业基金和第一支大型产业基金。

在此之前，我国仅有三支产业基金正式获批运作。

一支是1998年成立的中瑞合作基金，国家开发银行出资20％，瑞士出资80％，规模9375万瑞士法朗。

另一支是2003年成立的东盟基金，股东是亚洲开发银行、瑞士经济事务总局、国家开发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日本亚洲投资公司、法国经济合作投资公司等，规模7600美元。

还有一支2004年成立的中比基金，中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各占8.5％股份，其余股份由国开金融、国家开发公司、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海通证券等出资入股，规模1亿欧元。

紧接着，在2007年，第二批总规模560亿的5只产业基金获批筹集，分别是上海金融基金、广东核电基金、山西煤炭基金、四川绵阳高科基金、中新高科产业投资基金。

这一时期，国内二级市场持续牛市，人民币快速升值、经济高速成长，推动了资产重新估值的进程。这是一个被人们深深怀念的时期，被先辈们称为喝“头啖汤”的时期，正式这一时期的造富故事激发了人们对股权投资一夜暴富最强烈的渴望。从而影响了中国创投市场后来十多年的发展，也是金主爸爸们砸钱入市最直接的动力。

这一时期，创业热情高涨、政策红利频出、金主爸爸们一路繁华相送，所有参与者都恰逢其时地踏上了中国发展高速火车，驶向了中国创投市场水大鱼大的黄金十年。

 3 

水大鱼大，创投行业黄金十年

（2008-2018） 

01

全民PE浪潮来临，市场竭泽而渔

（2008-2013）

4万亿放水，开启创投盛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美国绑架全球，世界各国进入了货币宽松时代，美国开启了三轮QE，投放了约四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

欧洲随后发生了欧债危机，从希腊引爆，火烧连船，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宽松。

日本也被逼进行了大规模的QE，印刷了大量货币进行购债。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发行的货币，远超历史上的平均水平，在这轮史无前例的印钞运动中，全球资产价格随之开始一轮暴涨行情。

全球股市暴跌、市值缩水，新股发行量持续走低，IPO退出变得艰难，西方国家经济开始衰退，募资也异常艰难，外资创投产业遭遇重创。

2008年的中国遭遇内忧外患，由1月的雪灾导致半个中国交通瘫痪开始，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全国悲恸，国民的情绪一直处于低沉之中。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蔓延至国内，国内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

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经过4年的调控，正在有效地化解房地产泡沫。

金融危机蔓延而至，房价出现大幅的下降，退房潮、断供潮出现，房企资金链面临断裂，房地产投资萎缩。

2008年9月，受多重因素影响，股市第七次暂停了IPO。

2008年10月31日，上证指数暴跌到1664点。

时间是如此巧妙地重合，而就在2007年10月31日，上证指数暴涨至6214点，股市见顶。

一年时间，股市跳水式下跌，画出了迄今为止最陡峭的曲线。 

为了应付危局，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被称为“四万亿计划”。

然而，与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初衷相悖的是，货币则大量进入了房地产领域，使得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

四万亿的天量资金入市，大量的货币投向新兴的创投行业，带来充足资金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资产价格，创投行业开启了盛世年华，第一轮的创投估值泡沫也由此引发。

2008年，也是人民币和美元基金的历史转折点。

2008年以前，美元基金是市场的主导者，占投资总额的70%-90%。

2008年以后，人民币基金的规模开始超过美元基金，成为创投市场的主要力量。

恰逢此时，创业板推出，本土创投迎来高光时刻。

2009年10月30日，本土创投期盼十年的创业板终于推出，中国资本市场迈向历史新纪元。

2009年10月30日上午，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集中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短短几年时间，创投机构已经开始掌握资本市场的主动权。

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23家企业曾获得VC/PE投资。

其中只有5家获得外资投资，其中3家获得外资创投华平投资、IFC和英特尔投资，2家获得合资创投机构中比基金和信中利投资。

其余皆为本土创投机构参与，如达晨创投、深圳创新投、招商局科技、创东方等为明星创投机构，北京科投、重庆风投、崂山科投和浙江科投等国资背景的创投公司，中信证券直投子公司金石投资和海通证券直投子公司海通开元也参与其中。

未曾获得VC/PE投资企业只有深圳华测、成都硅宝、大禹节水、西安宝德和华星创业5家公司。

而首批的28家创业板公司，背后有20家创投机构参与。

统计显示，创投机构在这些公司上市前一共投入了近7亿元资金，最终赢得了平均5.76倍的回报。

伴随着这批企业上市，创投机构被媒体推向台前，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下。

创投机构十年磨一剑的辛酸历史被大众忽略，一夜暴富的神话却传遍了全国。

人民币股权投资开始风生水起，一时之间全民皆PE。

以Pre-IPO为主要策略的短平快式投资在国内迅速发酵。

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大型PE基金面世的报道，每隔一两周就会有一支规模十来亿的PE基金成立的新闻。

每个地方政府都在忙着出政策，从金融、航天到农业、文化，PE项目覆盖了投资界的每一个角落。

股市也跟着疯狂。

2010年A股市场新上市企业达到347家，是除2017年（438家）以外，中国历史上IPO数量最高的一年，其中有超过200家背后有PE/VC支持。

2010年，深创投共有26个项目上市，创下了全球同行业年度IPO退出世界纪录，制造了一项至今仍未被打破的纪录。同年，鼎晖和同创伟业各有8个项目成功上市。

民间也开始出现对PE领域的热情。

从煤炭、房地产行业一夜暴富的土豪们，当时主业面临着国家的行业管制，正急于为巨额财富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PE行业的造富神话和媒体的放大效应，吸引了这批人群的目光，动辄几千万上亿撒钱。

“现在中国似乎人人都能做PE，这是经济上升周期的一种特殊现象”，一位从政府机关下海的PE基金经理形容当时的全民PE热潮。 

2010年成为全民PE元年。 

2011年，巴曙松在为《资本之王》作序时写到：据说金融界人士见面，几句寒暄之后，不谈谈PE是OUT了；又据说在北京金融街或者国贸附近的餐厅中，服务员因为听得太多、耳熟能详的缘故，也都大致知道GP、LP、PB、PE等概念。

市场狂热之下，九鼎的PE工厂模式横空出世。

与本土创投蛰伏十年才迎来高光时刻不同，九鼎投资在短短两年时间，就跻身中国PE排行榜前十，并开创了PE流水线化运作的模式，至今仍是业界传奇。

两位创始人野蛮的暴富模式，也为人津津乐道。

九鼎2007年成立，创始人黄晓捷曾是央行副处长，另一位合伙人吴刚曾是证监会最年轻的处长。刚成立的时候，两位创始人的年薪只有五六万，东拼西凑借了250万开张。九鼎是从五道口的一间地下室、2名员工起步，在成立之处举步维艰，东奔西走到处募资无果，巧遇贵人出手相助，拿到了5000万投资。

早在2006年底，两位不到30岁的合伙人在体制内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原始股赚钱的机会，决定辞职下海创业。

2008年四川地震后，为支持灾后重建，证监会向四川企业上市开启“绿色通道”。

九鼎抓住这一政策窗口期，踩准时点，在创业板开闸后，初期投的几个项目如四川的吉峰农机和金亚科技都上市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因此一战成名。

此后，九鼎一改创投机构手工作坊式生产的特性，在全国各地迅速复制这种模式，从此走上了快速扩张的道路。

九鼎在各个省、区域找到合适的人员驻扎当地，负责联络和发现当地企业，跟当地政府、银行和券商等中介机构加强沟通。同时在北京建立庞大的研究所，对行业中的优质企业进行纵向筛选，以纵横交错两种方法“扫荡”全国的投资目标。

九鼎以“扫街式”项目调研和“上市流水线”式的包装运作，抓取Pre -IPO项目，然后突击入股等上市，赚上市溢价的钱，成为令业界瞩目的另类“PE巨头”，也因其凶悍的操作风格，被贴上了 “游戏规则破坏者”、“PE公敌”等种种标签。 

这种扫荡式精密撒网，全国各地很少有漏网之鱼。

2011年，九鼎募资规模便高达61亿元。

到了2013年底时投资项目已达218个，管理规模260多亿，跻身国内PE投资前三强。

九鼎的资本运作有两个特点，一是资本退出时机把握比较好，一般总能在比较好的时点高位套现；二是敢于用杠杆，就是用最小的资产去赌最大收益。

这和两位创始人的监管层出身，熟谙资本市场游戏规则不无关系。

其野蛮粗暴的投资方式，也是这一时期的独特产物，也是这一狂热时期侧面的写照。

被其暴风吸入的资金，在几年后面临着难以退出的尴尬境地，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九鼎在资本市场上闪挪腾移，不管是新三板挂牌，借壳A股上市，还是发展金融帝国，在外界看来，都是在为其寻找退出途径。

02

金主爸爸飞奔入场，无一漏网

（2008-2013）

2007年7月，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颁布实施，有限合伙制度正式确立，以有限合伙形式成立的PE/VC基金比比皆是。

2008年以来宽松财政政策带来的充沛现金流，为PE源源不断地输送了粮草。

经济转型的契机以及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资本积累，也为PE投资带来了机会。

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创投行业出现第一次的爆发式增长。

2008年，大资金开始入场。

4月，社保基金获批可投资经发改革委批准的产业基金和在发改委备案的创投基金，投资总额不超过总资产(按成本计)的10%。

2010年，社保基金共投资了中比基金、渤海产业基金、鼎晖、弘毅、绵阳产业基金和IDG资本的6只基金。其中鼎晖、弘毅分别获得20亿的出资。

这一模式在当时看来俨然是通向大型PE的通途，此后很快又有22家机构在发改委备案。

2012年社保基金资产总额已超万亿，这预示超过千亿的资金可以进入中国PE市场。

到2012年，社保基金已投资16只PE基金，承诺出资226.55亿元，占基金总体规模的近30%。

2008年，保险资金也开始逐步探索进入PE领域。

10月，国务院批准了保险资金投资未上市优质企业的股权。

但在当时，保险资金涉足PE都是“逐单批准”的运作方式，中国人寿、平安保险、泰康保险等企业，已涉水PE投资。

2010年8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出世，其中明确规定保险资金可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

至此，保险资金正式获准进入PE市场。

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的保险资金总规模为4.52万亿。

这预示着将有2260亿元的资金量可以支持中国PE市场。

2008年7月，国务院特批的第三批产业基金筹建。

其中包括华禹水务产业基金、天津船舶基金、东北装备工业产业基金、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基金。

2009年5月，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航空产业基金获批，总规模300亿元。

到2009年底，经国务院获批的产业基金多达11只，总获批基金规模达到1700多亿元人民币。　　

金融机构也不甘落后，疯狂抢食市场。

2007年，券商直投基金开闸。

2008年，信托公司获得了银监会的支持和鼓励投资股权。

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借道混业经营进行直接股权投资或间接股权投资。

由于银行不能直接做投资业务，国有商业银行均采取了绕道海外的运作模式，即利用其注册在香港的平台回到国内注册PE管理公司。

同时，银行发挥银行的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扮演着管理银行大客户资金的角色，间接引导民资入市。

中银国际除参与管理渤海产业基金外，还募集了另一只人民币基金——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工银国际则与江西省政府最大的投资平台——江西省投共同投资组建江西鄱阳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建银国际与创投机构合作成立了医疗、皖江等多家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建银国际医疗保健基金首期筹集资金26 亿元人民币，是内地首家医疗产业基金。

2009年，由马鞍山市政府、建银国际和安徽徽商创业投资基金发起设立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基金正式揭牌，首期10亿元基金启动运作。

2009年，农行控股的农银国际在香港成立，着手组建PE团队。

这是工农中建四大行中，最后一个在香港均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银行。

为了抢食，一些股份制银行，甚至将中小客户的资金以理财产品的方式期限错配投入PE。

2008年底4万亿经济刺激推出之后，各地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也加入了PE战局。

地方政府的热情高涨，各地相继推出竞争性优惠政策。

对致力打造金融中心的城市来说，吸引知名PE注册无疑会为城市添彩。

在一些城市，政府有企业上市的政绩指标，很多中小企业被相中，圈定后政府会直接安排相关基金进场投资，为上市做准备。

2009年，上海在加速“两个中心”建设的背景下，筹建上海航运产业基金。

北京则设立了环保、农业等产业基金。

天津除了设立船舶基金，还与中航集团、建银国际筹建航空产业基金。

而更多政府则希望能通过PE的投融资功能解决本地企业发展的资本金问题。

政府在单只政府引导基金中的投资比例一般不超过20％，却会要求基金将更高比例的资金投向该地区，杠杆拉动比例甚至可以达到1：10。

2010年4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筹备成立了重庆华融渝富基金公司，规模拟为100亿元。重庆政府尝试将PE作为国企改制的平台，当地的龙头企业、政府支持上市的企业将是优先支持对象。

同年，湘江投控与招商证券联合设立湘江产业基金，预期总规模200亿元。

湘投和招商证券都在基金中出资，其余资金向湖南省辖国企以及招商证券客户募集。

此时，各地政府引导基金遍地开花。

创投机构也有动力与各地政府合作。

借助地方政府之力到发改委申报产业基金，找地方企业融资，介绍投资项目。

有了政府背景，就能提升在当地的竞争力。

仅深创投一家公司下面，已经有十多家基金获得了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

中关村创业引导基金，至2010年参股设立的子基金已超过七家。

中国如火如荼的PE热潮也吸引着热钱流入，外资也试图找政府合作。

外资一般是找发改委、科委这样的主管部门，了解省里的投资重点和想法，确定行业之后，地方政府会推荐当地的主要投资平台、企业来合作，比如当地的高新集团、中小企业局等。

这种方式成为外资设立人民币基金的最快途径。

大型国企也加入了阵营，成就了诸多PE的迅猛发展。

2008年初，长江电力成立了长电创投，注册资本为15亿元。

同时，长江电力出资5亿元，参与建银国际旗下的26亿规模的医疗基金。

2009年4月，烟草专卖局下属的中国双维投资公司的出资中广核产业基金（一期）。

2010年1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发起设立航天产业基金，预期募集规模200亿元人民币，首期即募得30.3亿元。

中国第二大PC制造商方创，则筹建了一只20亿元的基金。

大型地方国企在当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些PE机构直接找地方国企合作，如果国企董事长坚决做，地方国资委一般都会通过。

在当时，国资背景的PE管理人吸引巨额国资的现象十分普遍。

国企更不甘示弱，纷纷成立自己的母基金。

2010年9月，苏州工业园区决定在设立二期苏州创投引导基金，出资方除了一期的国家开发银行、中新创投外，还有全国社保理事会基金、中国人寿等，计划规模达150亿元。

2010年12月，中国首只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总规模达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由国开行全资子公司国开金融和苏州元禾共同发起成立。

2012年11月，苏创投更名为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旗下拆分出四大投资平台，分别为元禾辰坤、元禾原点、元禾凯风和元禾重元，对应的投资领域分别为FOF、天使投资、VC投资和PE投资。

在PE业，国创元禾母基金和全国社保基金被认为是募资时的“风向标”，因其投资的专业性与国资背景，它们确定投资的基金，往往有大量其他机构投资者追随投资。

此外，以亦庄国投、成都银科、粤科金融为代表的一批国有母基金也相继设立，且母基金业务日益成熟、规模不断扩大。

在4万亿的刺激下，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开始担忧资产贬值的风险。

财富管理市场蓬勃发展，民营母基金崭露头角。

2010年5月，诺亚财富旗下的资管公司歌斐资产发行了第一支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规模5亿元。

创新的母基金模式，降低了内地投资人投资PE基金的门槛，吸引了大批的高净值人士。

这是国内首支民营资本主导的母基金。

此后几年，歌斐母基金逐步成为中国市场化运营的、规模最大的民营母基金管理公司。

到2016年中，歌斐PE母基金管理规模已达到504亿元。

不得不提的是，红杉资本曾在2007年参与诺亚财富的A轮投资。

在2016年，红杉资本又战略投资了歌斐资产。

红杉资本如今能有高达千亿的管理规模，诺亚财富功不可没。

虽然创业板动辄上百倍的市盈率，令PE投资的入场价水涨船高，各路资金仍马不停蹄入场。

煤炭、房地产行业的土豪们大量入场。

就连马云、史玉柱、刘永好这样在创业者和投资者心目中的偶像级人物也摩拳擦掌，按捺不住。

演艺明星也开始跨界，华谊兄弟上市时，股东名单里冯小刚、黄晓明、任泉赫然在列。之后，任泉甚至在2014年成立了Star VC，自己跨界做投资。

民间的力量更令人震动。

据说巴曙松一次赴杭州授课当即为参会者的阵容惊叹：上百家人民币基金的管理人，很多二三十岁的年纪的年轻人，就掌管着一两亿规模的人民币基金。

03

第一轮估值泡沫出现

（2012-2013）

全民PE的疯狂并没有持续多久。

疯狂募资的PE机构，顶着巨大的投资压力，从2009年-2013年间投资了众多良莠不齐的PE项目。

有机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已经拿到机构融资但未上市的项目接近1万家。

这些项目有着共同的特点：净利润规模在3000万以上，过去几年有一定的成长性，这是当时的监管机构对拟上市企业持续盈利能力的不成文的规定。

全民PE时代，手握大量资金的PE机构，疯狂的追逐着市场上净利润3000万以上的项目。

高增长行业领域的好项目更是出现“狼多肉少”的局面，很多企业家的心态和预期都被调的很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估值水涨船高。

从最早的8倍、10倍市盈率，到后来的12倍、15倍乃至20倍市盈率，已经大幅超出了理性投资的领域，PE机构仍然趋之若鹜。

盛宴过后，一地鸡毛。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经历了2-3年的恢复和发展，继而再次陷入低迷。

2011年下半年开始，全球资本市场连续数月低迷，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预期悲观，二级市场持续低迷，投资者收益大幅缩水。

随着中小板、创业板扩容加快，市盈率下降，创投的募资、投资、退出等陷入全方位困境。

很多被投企业的业绩不仅表现不如预期，业绩反而出现了大幅下滑。PE机构投的项目，市盈率开始迅速飙升，不再符合上市条件，一大批PE机构没能存活到IPO开闸，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2011年前11个月，共有140起有VC/PE投资背景的公司IPO，相比2010年的228家大幅减少。

创投机构账面投资回报率也在下滑，2011年前11个月IPO平均账面退出回报率为7.84倍，而2010年是8.04倍，其中2010年下半年的IPO退出账面回报率仅为6.48倍。

与此同时，新股破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2010年A股市场新上市企业达到347家，仅26家出现首日破发，2011年前11个月新上市的264家企业中，有71家出现首日破发。

2012年，证监会第八次暂停了IPO审核，一大批想要通过Pre-IPO投资投机套利的机构，被投企业上市变得遥遥无期。

由于基金期限短，LP退出的压力巨大，不得不被迫把基金清盘转让。

2012年，民营背景的母基金刚刚露角，便很快消失在PE行业严冬；

2013年，保险机构也是引而不发，并没有如PE行业期待的那样，大举投资PE基金。

为了应对募资困境，创投机构开始探索更多募资途径，比如联合三方财富、私人银行、信托机构等进行募资。

神坛上的明星的创投机构，开始走下神坛，和民营母基金合作。

强势崛起三方财富机构，纷纷开始了母基金的筹建。

造富的神话、大佬的光环、神坛的亲近、投资门槛的降低，开启了新一轮的全民股权投资狂热。

只不过，这次是普罗大众的狂热，也是众多悲剧的开始。

04

万众创新，创投机构井喷式发展

（2013-2018）

IPO暂停后，市场出现了另一种现象。

一边是吸纳巨额资金排队等着上市变现的企业，另一边是广大中小企业陷入了融资难，融资贵的境地。2012年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超过16.3万亿元，但超过75%的贷款需求都未得到满足。

为了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两难的问题，政府适时推出了新三板扩容计划。

2013年12月31日起股转系统面向全国接收企业挂牌申请。

新三板在2014年实现全国扩容，2015年迎来牛市，2016年便有万家企业挂牌。

在这短短三年时间，新三板挂牌数量从200多家飙升到1万多家。之后更是冒出了天星资本、中科招商、九鼎投资等抢滩新三板的明星投资机构，借助新三板，市值跃身千亿行列。

被股市造富惯性思维牵引着的市场，依然买账。一些PE机构开始将新三板作为重要项目源平台和退出通道，随之而来的新三板市场上的做市、转让、定增交易越来越频繁。

2014年2月，《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出台，规定VC/PE机构须向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一时之间，各类机构开始注册管理人资质，发行私募基金产品，五花八门的基金产品层出不穷。

2014年1月，A股告别史上最长IPO暂停，IPO重启当月便有43家企业实现上市。

2014年之后，创投基金的市场规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暴增。 

从2000年的互联网浪潮席卷中国，到2015年移动互联网时代风生水起。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复刻，持续的十多年间，风投造富的神话，点燃了全民的嗨点。

人们狂热地崇拜着点石成金的投资机构和白手暴富的创业者。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全民创业的热情。

随着PE市场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扣除资金管理成本，加上可能的破发，创投机构如果不把投资阶段前移，可能面临投资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将投资阶段前移成为创投机构的必须选择。

VC投资被媒体狂炒。

互联网+的概念登场，90后创业、电商项目、社交项目、手游项目一时风光无限，PPT融资的故事也频繁出现。

2016年，火了直播和共享单车。

2017年，风投圈开始谈知识付费、共享经济、新零售、无人货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追逐风口的创业公司遍地开花。

2018年春节刚过，区块链的火热，让许多人3点钟无眠。

“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雷军的金句成了无数创业者孜孜追求的目标。

有些项目甚至脱离了投资机构，开始玩起了股权众筹。

独角兽成为这一时代的新名词。

甚至有媒体称这一时期为“全民VC”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尽管诞生了3年时间上市的拼多多，更多的是遍地从风口摔下来的猪，和血本无归的投资者。

双创热潮催生了一大批创业公司，创业者更是受到媒体的追捧，其中不少人成了创业明星，引起社会热烈关注。

创投机构开始了第二次爆发式增长，开始井喷式出现。

2015年1月，协会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只有4276家，规模1.6万亿左右。

而至 2018 年 12 月底，国内登记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已达14683 家，私募股权、创投基金8.6万亿元。

当然，这个体量中包括一部分明股实债的基金。

但，巨额的资金体量，锁住了流动性。

国企、上市公司、民营企业、三方财富公司、信托、券商资管公司等，纷纷成立自己的投资子公司，或投资部门。

这一时期，大牌机构的明星投资人出走，成立自己的基金公司，开启了VC2.0时代，新锐基金、黑马基金等名词频现。

源码、高榕、峰瑞、云启、弘晖、晨晖……这些从鼎晖、IDG、红杉裂变出来的投资机构，一经成立，就受到了市场追捧。

甚至稍有几年经验的投资人，也开始独立成立自己的基金公司。

一方面是创业项目扎堆，创投机构井喷；一方面是项目良莠不齐，机构专业知识不足。

在这种的市场环境下，大量的FA(财务顾问)机构开始涌现，帮助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梳理业务机构，制作商业计划书，提升投融资效率。

FA机构的火爆，逐利的需求，催生行业里创业项目的过度包装和数据造假，加剧了创投行业泡沫化的现象。

2015年的一轮A股大牛市，让创投行业又站在了市场顶峰，媒体的聚光灯之下。

悲哀的是，创投市场又悄悄开启了新一轮的估值泡沫过程。

04

最后一批金主爸爸进场，

资管新规出台，募资难现象出现

（2013-2018）

2013年宜信母基金成立。

和诺亚财富之于红杉资本的关系一样，宜信也是从IDG资本拿到了至关重要的投资，日后成立母基金和IDG资本紧密合作，反哺投资机构。

宜信母基金起投门槛为100万人民币，成立之后，赶上了市场最好的时期，发挥长尾效应，短短几年，规模迅速扩大到200亿，几乎投遍了市场上排名靠前的知名投资机构。

盛景嘉成母基金则成立于2014年

盛景嘉成母基金另辟奇径，通过为企业家提供培训服务，创新性链接了投资机构和企业家，拿到了全国各地中小企业家的资金，一跃成为创投机构背后的金主爸爸。

如今，这两只母基金依然是市场化母基金的主力。

同时，各种背景的民营母基金纷纷成立，先前辈靠齐。

至此，创投机构背后的金主爸爸网络，全部织齐。

密不透风的捕鱼大网，筛遍了大大小小的金主。

上至国家资金，中至中产阶级，下至股市大妈，股权众筹的兴起，连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也没放过。2014年，私募基金备案办法出台以后，五花八门的私募基金产品层出不穷。

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资管子公司，和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合作，发行PE股权基金、并购基金。

三方财富公司，不论大小，都能发行私募股权产品，不管是大白马项目，还是小黑马项目，都有投资逻辑，都能包装的身价数十倍。

市场上甚至出现了红酒基金、艺术品基金这类小众股权投资产品。

新三板基金也大行其道，狂热时期，数万数十万都可起投。

2015年，股灾发生。

在股市遭遇重创、房价高企不下、股权投资吸金等因素的影响下，资金被锁住，市场开始出现流行性危机。

2018年4月，为释放市场流动性，资管新规出台。

一记重雷之下，满目疮痍。

在打破刚兑、限制杠杆、消除多层嵌套等政策因素影响下，期限错配的银行资金开始受到限制，只能撤出股权投资市场。

同时，借各种通道进入股权投资基金的这部分银行资金，被彻底封住。

国家级、银行系、国企母基金、产业基金等有银行资金参与的母基金，开始出现资金紧张。

流动性危机蔓延，上市公司出现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质押爆仓，频频违约，左支右绌，自顾不暇。

实体经济不景气，中小企业勉力维持，无力入场。

在全民PE和全民VC时期投入创投市场的大量资金，由于锁定期长，退出不理想等因素，甚至退不出的情况下，续投能力受限。

市场仅剩的闲余资金，观望情绪浓厚。

连最老牌的母基金机构，也没有子弹可打了。

2018年下半年，各个投资机构开始出现募资难的现象。

金主爸爸阵营里只剩下政府母基金，还有余粮。

但是，注册和返投要求，让投资机构望而却步。

然而，并非所有的投资机构都募不到资。

红杉资本的第五期基金，依然募到了100多亿。

红杉资本发起的星界资本，开始做母基金。

达晨资本成立新的基金，规模高达40多亿。

高瓴资本完成106亿美金的资金募集。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美元基金普遍比人民币基金好募。

大量资金开始向头部机构集中。

创投机构开始出现头部化、细分化的现象。

手中还有子弹的市场化母基金开始倾向于投资细分行业的小而美创投机构。

资金全部入场，市场再无大规模的增量资金。

各种套路，各种玩法，都已被复制。

2019年，募资难的现象加剧，创业者和创投机构皆遭遇了史上最冷寒冬。

蛰伏、活下去成了大家的共识，就连以预判性以安身立命之本的创投机构，也无法预测这个冬天有多长。

资本市场起起伏伏三十多年，从荒芜走向繁荣，从播种走向丰收，从无名走向狂热，或许是时候经历一次漫长的寒冬了。

但，瑞雪兆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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