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
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
1962年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
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
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0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长者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接受长者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
回顾这位长者过往的人生历程，可以说，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都始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为党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6年，灾难深重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时期。那一年8月，他生于江苏扬州田家巷一个书香满室的人家。
5个子女中他排行第三，其名“泽民”取孔子“惠泽苍生”之意。
祖父江石溪精通中医并热心国事，曾谱歌痛斥袁世凯对日签订“二十一条”。
1933年祖父去世时，他只有7岁，但祖父秉持一生的知识分子气质和情怀，影响了整个家庭。
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在长者幼年时期就已开始。自识字起，父亲江世俊就要求他每天背诵一篇中国古典文学文章，还要练习书法。
他有音乐天分，在他进入扬州东关中心小学时显露出来。他一生钟爱西方古典音乐，曾说，如果中国人一点不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不是好事情。
若干年后，作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给外界留下了倜傥多才的印象。
他13岁那年，被过继给六叔江上清。这位曾在皖东北和淮北领导一支地方抗日武装的中共党员，1939年在一次战斗中捐躯。养父对他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相对于革命而言，他在年少时显然更偏重科学。他的理科成绩非常好。
1943年夏天，17岁的他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工科机电系读书。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
两年后日本投降，1945年深秋，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新校区设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区，就是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
他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在上海交大，他并没有被全新的环境压抑个性。
学习之余，他仍表现出对文艺的强烈偏好，还挤时间看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和《魂断蓝桥》。
1946年，党在上海设立第一个办事处后仅一个月，长者经同学、地下党员王嘉猷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那时他刚刚20岁。当时参加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青年，还有18岁的钱其琛和21岁的乔石。
1947年初，上海交大师生发动的护校运动，成为全国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运动的高潮的前奏。
由于家学深厚，他爱好十分广博，因此在大学得“江博士”雅号。
在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留言：博士自幼即聪慧异常，在校成绩，每列前茅，尤长数学，为全级冠，遇友热心诚恳，处事迅速果断，恃相对论，每辩必胜，创三曲线，得博士衔；平昔爱好运动，长单杠，善短跑，近则喜赋词弹曲，俨然“江大爷”矣。
他的语言功底也应是在交大打下的。资料显示，他能够运用英文、俄文、罗马尼亚文，还粗通德语和日语。
他在主政年代里，频频展开大国外交，用英文、俄文、日文熟练地与西方政治家们交谈，鼎力推动新大国政治。
上海解放后，他凭借其名校习得的工程学技术，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
为什么在职业生涯中，有的人能快速晋升，而有的人总是原地踏步呢？
除去背景、天赋和机遇，“跑得快”的人都有个共同点：爱折腾自己。
他不仅是年轻的副厂长，而且从动力系统这样的支撑部门，切换到了食品生产的主营业务上。
当时，工厂的主要产品是蛋黄粉和蛋白干，产品优质，可用于出口换汇。江同志一上任，很快恢复了因战乱中断的蛋类产品的生产。
可他依然不满足，他的想法是：要做冰淇淋。
当时，美商的“美女牌”冷饮系列很受欢迎，而益民厂也有冷饮生产线，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呢？
在这件事情上，江同志做的事远远超过一个“生产副厂长”该做的：
他想出了品牌名称，而且请专人设计logo；他安排人联络媒体，大量投放“软文”；他动用大卡车沿街巡游，还组织棒冰销售的“流动大军”。
1949年底，他和恋人王冶坪结婚。王冶坪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性格内向，为人低调。媒体报道，“他们之间从小就产生了一份纯洁的感情”。
他在上海制皂厂的出色表现，深得制皂厂上级、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36岁的汪道涵器重。
1952年，汪道涵赴北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时，他调任一机部所属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气专业科科长。
1955年，他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学习。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那一年他29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1952年，长子江绵恒出生，两年后，又有了二子江绵康。一年后回国，他被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先后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
曾经和他共事过的朱槐之回忆，“他从不拖泥带水，每次都是十分果断地处理问题，而且工作上一丝不苟，很有魄力，在职工中威信很高。我46岁才结婚，业余很清闲，就经常到他家坐坐，他和家里人都很热情、随和。”
6年长春岁月后，他从1962年至1980年的18年，都是在一机部度过的。
他历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
他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深情回忆，“每天傍晚5点多，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
1980年，他离开武汉回到京城。之后5年，他不断被委以重任。
作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参与了经济特区的建设。
面对当时深圳的一片荒野，他明确提出：“经济特区各项建设的起点要高，不要沿袭传统体制。”
1982年后，他出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
1985年，他再赴上海，出任上海市市长。这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浓重一笔。
上海工作期间，他带给上海的最大改变，莫过于解决这个巨大城市落后的市政建设和住房问题。
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制订通过国际融资方式改造市政设施的方案，筹集30多亿美元兴建地铁、南浦大桥、河流污水治理、飞机场扩建和新增程控电话等重大工程项目。
1987年，他向来上海视察的中央领导汇报工作时，心情沉重地说，“当我们在车站上、车厢里看到拥挤不堪的人群时，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简陋甚至危险的教室里上课，数万名幼儿入托困难使年轻父母愁云不展时，当我们了解到全市有两万名职工上下班路上要花费4小时以上的时间，当一场暴雨使11万户居民家中进水时，心里就感到深深的不安。”
上海市民至今记忆深刻的画面是，1988年8月，当时已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他和市长朱镕基一道，冒着酷暑为上海河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奠基。
不到一年，他就被中央紧急调回北京。在1989年6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年11月，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离开了上海的他，把这片与他有深厚渊源的土地留给了继任者朱镕基管理，而自己去迎接时代赋予他的更为巨大的挑战。
他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一个人要垮下去很容易，只需要躺平就好；
一个人要支棱起来不容易，需要有强大的信念。
在他的低谷期里，有一段他和年轻人的对话。
1967年的一天，一位姓滑的年轻同志，要拉他上街去看武斗的热闹。
没想到长者却对他说：
小滑，你还年轻，要抓紧时间好好学点知识才是。我二十多岁就出过国，看到人家高度文明发达，我们真有种紧迫感。
这应当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
当时，许多员工都跑回了老家。他却说：“我会与热工所大楼共存亡。”
在一个人的低谷期，他也不应停止工作。工作帮我们维护着生活和精神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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