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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说：★当德鲁克说“凯恩斯他们感兴趣的是商品，我感兴趣的是人”时，他并不是在彰显自己的善良和人道主义，而是说凯恩斯经济学里没有活生生的人、没有企业家，只有机械的计算程序和所谓客观规律。
将企业家置于经济学中心的是熊彼特。张维迎老师的这本书是“接着讲”，深入浅出，对于理解熊彼特、理解德鲁克、理解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理解奥地利学派都很有裨益。
摘自海南出版社《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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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促进和平的力量。
市场的逻辑是人类价值观演化和趋同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市场逻辑的实践者，企业家在化解价值观冲突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历史上，企业家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观念的革新者，许多传统价值观的突破正是企业家群体努力的结果。
在经济增长中，企业家处于中心地位。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谁都可以看得见的。市场是被发现、创造出来的，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市场、创造市场。
重塑认知：知识和市场
重新认识知识
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把知识简单分为两类：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对于人类决策来说，两类知识都是重要的；但对创造性的决策而言，实践知识更重要。
实践知识一定是分散的、局部的、主观的、不可言说的，因而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掌握和使用，不可能由其他人获得，当然也不可能被计划当局获得。
从动态的角度讲，大量的知识是当事人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的，是企业家实践的产物；没有自主性的经济活动，这些信息本身是不存在的。
把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信息收集起来是不可能的。大数据只能收集到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可能收集到有待创造和发现的信息。大数据无法替代企业家。
对哈耶克来说，计划经济的真正困难不在于计算能力的限制，而是因为经济运行所依赖的知识的特定本质，决定了中央计划机关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信息。
重新认识市场
市场是一个发现程序，一个不断获取信息的过程，不是给定数据下解方程；市场更是一个创造过程，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潜能的运用过程。
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是一个认知工具，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均衡。
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一种状态，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在给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配置资源。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市场的基本特征是持续不断的竞争，市场的基本工功能是发现信息和知识，协调人的行动，推动合作。
熊彼特经济学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推动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不均衡和变化，而不是均衡。
市场主要不是将稀缺资源分配于给定的竞争性目标的制度，而是一个认知装置：创造、发现和传递那些似乎不存在、很难发现、难以传递的知识，即默性知识。消灭了市场，不仅使得知识传递不可能，也消灭了知识本身。
市场经济最大的优越性不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而是使得人的创造力得到最有价值的发挥，让企业家在给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不给社会带来灾难。
什么（不）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决策基于想象力，而非数据。
企业家不是在给定数据下做决策，而是发现还没有被发现的数据，想象可能的未来，创造本来不存在的东西。
数据和计算之所以在企业家决策中不起关键作用，是因为企业家决策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是指企业家做决策时面对的未来事件时主观的、未知的、独一无二的，没有统计样本，没有概率分布，因而无客观数据可用。
科学决策是基于数据和计算。给定数据，最优选择是唯一的。企业家决策是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力和判断，选择会很不同。因此，科学决策能形成共识，有标准答案；企业家决策是非共识的，没有标准答案。换言之，有标准答案的决策都不是企业家决策。
管理决策可以借助于数据和计算做出，企业家决策更多依赖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而不是数据和计算。
企业家决策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
企业家决策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企业家能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改变约束条件的能力差异。没有能力改变约束条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所以，企业家比常人更乐观，相信“梦想”一定能够实现，“假设”一定能够变成现实。
企业家要把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需要一种改变他人信念、说服他人做自己所希望的事情的能力。如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
企业家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事业。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特别地，企业家受三个非金钱动机驱使：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征服对手，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对创造性的享受。
利润与其说是企业家的追求目标，不如说是企业家衡量自己成功与否和社会约束企业家行为的指标。
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往往不是利益冲突。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他具有与他人不同的对未来形势的预期。公司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企业家与投资人之间的认知冲突，而非利益冲突。由于投资人通常不具有企业家的判断力，对企业家行为的过分约束会损害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最终会损害投资人自己的利益。
企业家往往是规矩的制定者和破坏者。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往往固执己见，不愿意服从权威，经常不守规矩。他们喜欢摆布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摆布。他们是规矩的制定者和破坏者，不是规矩的执行者。他们是偏执狂，不是“好好先生”。
两种市场、经济增长与企业家
关于市场的两种不同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静态均衡范式、设计范式；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是动态非均衡范式、演化范式。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
如何理解市场参与人：参与人是无所不知（具有完美信息），还是知识有限？所有人都同等聪明，还是聪明程度各不相同？
如何理解经济决策：经济决策是在给定目标-手段情况下做选择，还是寻找和判断目标和手段本身？
什么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配置稀缺资源，还是发现信息、激发创新？
如何理解竞争：市场竞争是一种状态，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如何理解价格的功能：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还是知识刺激企业家行动的信号？价格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还是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
如何理解变化：经济中的变化是外生的，还是内部的？
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市场中是否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新古典范式的假定
所有人是同样的无所不知，具有同等的无限理性，决策能力没有差别；经济决策就是给定目标-手段下的最优化计算。
市场和竞争是一种状态，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在给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均衡和稳定，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并总是处于均衡水平。
变化是外生的，一旦外生的变化发生，市场自动会达到新的均衡（比较静态分析）。
在均衡体系中，企业家的存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奥地利学派的假定
所有人都是无知的，每个人只有有限的局部信息。不仅每个人的计算能力和判断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与人是有差别的。
市场是一个过程，市场的基本特征是持续不断的竞争，市场的基本工功能是发现信息和知识，协调人的行动，推动合作。
均衡分析是有价值的，但经济学的重点不是作为状态的均衡，而是作为过程的不均衡。
引起不均衡的变化因素，既有外生的，也有内生的。
价格在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不在于均衡价格能准确无误地传递有关信息，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于，非均衡价格能够提供纯粹的盈利机会，诱发逐利的企业家的警觉和逃离行为。
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基本力量，通过发现盈利机会使得市场从不均衡趋向均衡。没有企业家，市场就不可能趋向均衡。
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能随时随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激励，这种激励诱使企业家不断改进和优化资源配置。
熊彼特经济学的假定
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是领导者，有的是追随者；有的行动人，有的是静态人。
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推动技术进步，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资源。
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不均衡和变化。
新古典的均衡模式是理解资本主义现实本质因素的有用的起点，因为它表明，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均衡和稳定），但不是终点，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变化（“静态的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变化主要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创新导致的；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的力量，是创新者，没有企业家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
市场竞争主要不是价格竞争，而是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因而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经济增长中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时候，关注的主要是技术性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存量，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另一类是流量，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些概念都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供给侧思维，另一种是需求侧思维。第一种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第二种属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企业家。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的市场中，企业家居于中心地位。由于市场中大部分参与人的无知和循规蹈矩，如果没有企业家，资源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新技术、新产品不可能出现，经济不可能增长。企业家不仅是市场趋向均衡的力量，而且是打破旧均衡、创造新均衡的力量。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套利行为，不均衡才被发现，资源才得到有效配置；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新产品、新技术才不断出现，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
信奉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他们说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计算器：给定目标和手段，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计算出最优投入和产量。制定这样的决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机敏，不需要判断力。
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增长理论，我概括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在斯密-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中，企业家处于中心地位。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谁都可以看得见的。市场是被发现、创造出来的，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市场、创造市场。
企业家有两个职能：套利和创新。创新的不确定性比套利的不确定性大得多。我们甚至可以将套利的低不确定性称为风险，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创新的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根本没有办法预测。
创新的不确定性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技术可行性的不确定性；商业价值的不确定性；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政治、文化和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
创新型企业家要比套利型企业家有更大的耐心和更长远的预期；同时，体制和政策也应当为投资人和企业家提供更大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否则，他们可能具有套利的动机，而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动机。
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生态
中国经济增长与企业家资源配置
国际经验表明，穷国与富国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在于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
任何一个国家，最需缺的和最具有价值的人力资源是什么？企业家才能。
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最好的配置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都从事工商业活动，也就是当企业家；最不好的配置是他们都在政府工作，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寻租活动。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特别是企业家资源的重新配置：从政治转移到工商业。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发生的一次历史性变化。
中国两千多年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开放的官场和一个封闭的商场。最优秀的人才都被吸引到了政府部门，这是中国社会长期能够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近代中国变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其实并不是缺少企业家资源，中国的问题是企业家资源被错误地配置了，本来可以做企业的人都去做官了。
企业家在创造财富，政府官员在分配财富，严格地讲，这种说法只在法治完善的国家成立。在法治不完善或者没有法治的经济中，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企业活动常常要得到政府的允许才能进行。在这样的经济中，即使企业家也未必总是在创造财富，他们很可能与政府官员勾结起来寻租，靠权力关系赚钱。
公司治理应该以企业家为核心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把经理人和企业家搞混了，过分着重于怎么约束经理人。好的公司治理应该使得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够掌控企业。
公司治理理论强调投资人或者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究竟是什么？传统的假设是利益冲突，这个假设有偏颇。股东、投资人与经营者或者企业家之间的冲突，更多可能是认知的冲突，而不是利益的冲突。
所谓完善的公司治理机构，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行为规范上的，实际上是把商业公司变成一个准官僚机构，结果严重抑制了企业家精神。
需要保护的是权利，而不是利益。
中国需要创新，中国需要法治，创新离不开法治，创新要靠企业家。法治需要保护的是权利，而不是利益。我们应该做的是，让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让每个人的创造性得到自由发挥，他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自己的事情，唯一要约束的是任何人不能侵害他人同等的权利。只要我们坚持做到这一点，中国一定会出现改变历史的创新，而且这样的创新，我们今天根本就想不到。
企业家是促进和平的力量。
支配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就三种逻辑：市场的逻辑、强盗的逻辑、信仰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通过利人而利己，相互合作，创造财富。
强盗的逻辑是通过损人而利己，相互伤害，掠夺财富。
信仰的逻辑是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唯一正确的，试图在思想上征服他人，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企业家和贸易是和平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是人类价值观演化和趋同的重要驱动力。作为市场逻辑的实践者，企业家在化解价值观冲突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应该有所作为。历史上，企业家既是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观念的革新者，许多传统价值观的突破正是企业家群体努力的结果。只有企业家群体能坚持不懈地践行市场的逻辑，人类就有走向和谐大同的希望。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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