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作为一个优秀的经营者，必须具备判断未来方向的智慧

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优秀经营者，必须具备精确判断未来方向的智慧。

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办法即是观“天象”。这里的观“天象”不是仰望天空看星斗，而是指要注意观察自己周遭的情况，并搜集有效的数据信息，通过推演作出正确的判断，预测出未来的走向。

很多信息存在于宏观层面中，因此常常会被人们所忽略。

但我很注意。我喜欢看各类报刊杂志，每天从福州家里到福清工厂上下班来回的路上，我也喜欢听车载收音机播报的新闻。看到、听到的这些来自各类媒体的各类信息，经过收集消化，成为我观“天象”的依据。

2006年2月15日，在福耀集团总部5楼会议室召开的现场股东会议，就福耀玻璃（代码600660）股权分制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福耀股票全流通改革的兑价条件是每10股送1股。这是沪深两市股改以来兑价送股最低的一家上市公司。但是，这一低送股的股改方案，经过综合网络投票和现场表决，最终以流通股股东88.7%的赞成率、全体股东96.32%的赞成率顺利通过。按这一股改协议，大股东承诺，自2006年起，利润每年递增30%，连续三年。如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大股东还须实现给小股东10股送1股的承诺。我认为以目前公司情况，绝不会完不成增长指标。

这一年的上半年，我选择在广东建厂，市场目标是广东、海南以及北美出口基地。

到了下半年，我突然觉得“风向”有些不对。因为各方传来的信息纷繁复杂，我灵敏的“嗅觉”闻到了异样的味道一一我国出口贸易与国外摩擦有加剧的迹象。

受此影响，国家宣传机构释放的信息是人民币汇率有限浮动。有人认为人民币因此将走上升值的路，也有人认为这是洋人多管闲事。

分析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首先要解决中国企业客观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我们用汇的人跟创汇的人，是不同体制的。创汇多的人，多是民营中小企业，他们是生产服装鞋帽的人，还有稀土，大多是民营企业；用汇的人呢，多是国营大企业，像航空公司、石油公司等。人民币如果升值，利于进口，对用汇的人自有更多的好处。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对产业的调控，因此会更好经营。在这种态势下，中小微企业通过自己内部的挖潜改造，也能继续生存。基于此，我的结论是人民币会升值。

接着，国家相继出台了劳保法、环保法、公路法等。

但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升值与各种法规的实施，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那些以出口为生的中小微制造企业。随着这些企业的纷纷关闭，会影响到为这些企业提供材料、劳工等效益，而人民币升值，按外国人的预期是30%左右，这时期的福耀企业税后净利润也就是20%左右。

我去调研当时经营出口企业，他们大多是中小微企业，反映出来的盈利能力，税后利润大约在4%—5%左右。如果这些法规都执行的话，对企业的成本影响有多大呢？

经过细算，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民币升值10%，对中小微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大约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劳动法规执行了，对中小微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也大约在5个百分点左右（我们公司的人工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在7%—8%之间，而中小微企业人工成本，就占到生产成本的15%左右）；如果运输法执行了，每条公路都抓超载，运输成本的提高，无疑又将令他们的利润大大缩水。还有环境保护法的执行，又将增加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总之，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给这些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远远超过了他们税后利润4%—5%的水平。

它们还能不倒吗？

因此，我判断这些以出口为主业的中小微制造企业会有麻烦。

2006年，我每两个月就要到增城走一趟。除了视察工地建设进度，最关心的，就是找当地的干部聊天，从中了解他们管辖区内的小微企业目前的现状。有趣的是，当地的干部告诉我，几乎每天都会有企业蒸发掉。有的一夜之间，老板跑路了，还有些企业蒸发了，政府都不知道。

征兆已经很明显了，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

一种莫名的危机感，如一阵冷风迎面，令我周身寒战。

危机已然就在眼前，福耀将如何面对？

这实实在在考验了我的智慧与我的管理能力。

几番冥思苦想，反复计算，缜密考虑，我认为要展开一场自救的运动。立即行动，刻不容缓，要与危机到来的时间进行赛跑。

2006年12月，福耀向全体员工发出危机警告，并出台四条措施：

1.    抓紧在建工程扫尾，停止一切扩张性再投资，促进现金回流。

2.    全面清理应收账款，收窄销售信贷规模，严控风险。

3.    做好足够思想准备，必要时关闭低效益或亏损企业。

4.    展开一场旨在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全员培训，推动精细管理。

2007年10月我写了一篇《一叶知秋》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的《福耀人》第11期上。我在文章中写道——

一早走出家门，就与秋风撞了个满怀。经过一夜的秋风，院子里昨日还一尘不染的小径上零乱地铺展着黄色的落叶。

虽然南方的四季没有北方来的分明，但一入秋天，满眼的金黄色还是让人充分地感受到了秋的到来。

“落霞与孤鹫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春华秋实，对于辛勤耕耘者在企盼金秋丰收的同时，亦为冬的到来而忧伤。

今秋，连续数年的全球经济高增长以及中国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国GDP增长更有望超过10%。捷报频传，凯歌阵阵，但只要聚神倾听，亦不难听出凯歌声中的些许不和谐：

——中国经济疑似由偏快转向过热；

——美国次级按揭失控引发全球危机四伏；

——人民币不断升值；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争议与整治。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凯歌声中夹杂着的阵阵杂音，有如秋季的落叶，预言着冬天即将到来，预示着我们需要经受严寒的考验。

然而，寒冬、雪景、冰川，在给我们带来寒冷的同时，也净化了空气，灭除了害虫。人类呢，御冬除了增衣之外，亦可借此休整、进补，以备再战来春。而来春的花是否开得灿烂开得艳丽，就在于我们自身是否已知季节在更换，并做好了种种越冬的准备：

——全员培训，旨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

——创新技术，改革流程；

——全面推动以提升质量为目的之精细管理；

——积极开展反浪费、降成本活动。

这就是修身。“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

修身以利行。

修身以秋实。

我们福耀人，在经历了这样的修身与进补后，也就真真正正地领悟了江山如此多娇，感受到春华、夏绿、秋实的真谛。

还有即将到来的冬天，依然美丽。

后来有记者问我，“曹总，您是怎么预知到金融危机要发生，经济的冬天即将来临？”

我笑笑。

任何事，有因就有果；看到了因，也就知道了果。

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些藏在各种果中的因。

认真地观察，因，总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通过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降低各个环节的成本成自救的不二法门。

2007年4月，福耀与韩国KSA（韩国标准协会）签订了一份培训合同。集团召开第一期精细管理培训启动大会，我亲自到会动员。我全面分析了形势，并告诉他们，上述那些因素，将会影响我们的成本，在20%—30%之间。同时，我明确指出，危机将在三年内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利用这三年的时间，把生产成本、管理成本、营销成本都降下来。

我强调，如不能通过这次全员培训，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与劳动效率，不能将能耗、料耗有效降低，不能将总成本在现有水平上降低30%，我们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将来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一个伟大的公司。

我同时指定集团副总白照华负责这个项目的指挥与实施。

2007年8月6日下午2点，由于长期干旱、高温，工厂电线老化引发了四厂一场大火。四厂，位于福清万达，属于福耀利用卖工业村的钱最早建的一座夹层玻璃厂。

下午2时30分左右，我午睡醒来看见手机中有福清汽车玻璃事业部刘章华总经理发来的一条信息，向我报告：四厂发生火灾。我立即驱车赶到现场。

此时，四厂厂区周围站着许多人，工厂车间里冒出的烟又浓又黑。围观的人见到我，都默不作声，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相信此时他们是想看我怎样发怒。

走下车，集团副总裁白照华与刘章华迎上来。

“老板，看到工厂起火，我死的心都有了，真想跳入工厂与其同归于尽。”白总说。

“别瞎说，怎么会这么傻！”我先劝慰白总，再问刘章华：“里面的人是否全部撤出？”

“是。人全部都出来了。”刘章华回答。

“员工安全就好，叫大家离火场远点。”我接着问：“报警了没有？”

“报警了，大概有15分钟了，消防车马上就会到。”

“在这种情况发生后，只要我们的人没有事，那就好。”我感觉到身边两位老总都松了口气。

这时，我已经走到了四厂的门口处。我心态平和，对围在那儿的工人们说：“大家不要难过，我投资建这个厂的时候，就有考虑工厂被烧的可能性。为了规避这个风险，我已购买了财产保险。不过，这时候我们大家应该共同努力，协助消防灭火，将损失降到最低，这是我们的责任。”我接着说，“现在，你们去找一些木棍、铁棍，把厂房四周窗户的玻璃敲碎，以便消防车上的水管容易伸入。”

白总立刻带着工人们找来木头，呼呼乓乓敲起窗上的玻璃。不一会儿，消防车赶到，我想现场有白总在，我应立即赶回办公室安排写一份新闻通稿，并叫董秘联系上海证券报明天公告。

布置好这两件事，我又回到现场。此时，福清市委、市政府领导也已到场，有门卫跑进来向我报告，门口有很多记者，是否让他们进来。我说，出去告诉他们，曹总请你们进来。记者到场后，我给了每位记者一份通稿，并在现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简单地讲述了工厂着火的部位，告诉记者原因还有待消防部门的检查确定。

我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并告诉记者：一、没有人员伤亡。二、工厂没有什么直接的损失，主要原因是我们买了保险，任何损失交由保险公司理赔。为了尽量减少损失，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工作。三、福耀有很多的工厂，四厂火灾造成的部分产能损失可以由其他工厂增加生产量来解决，不会影响到客户的供货。最后，四厂是老厂了，通过这个机会进行改造升级也是一件变坏事为好事的事情。“你们手上拿着的，是公司专门为这事准备的通稿，你们可以核实后，再报道。”

火灾次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我们公司的公告，当日股票涨了百分之一点多，说明公众理解并原谅了公司。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离开的那段时间，我们的员工、保安积极配合消防官兵灭火，在火势渐渐变小时，也在现场指挥的何世猛深知车间内的4个高压釜内有正在高压的玻璃，大火中容易发生爆炸，他立即冲进去，事业部领导刘章华、福原康太、王瑞林等也都带头冲了进去，与工人们一起，一边迅速排压，一边对还在燃烧的火苗进行围扑，从而保住了高压釜的安全。

国庆前两天，韩国KSA杨庚子与李委员来到我的办公室。李委员手里拿着一沓照片，快哭出来了，“十分对不起，曹总。我在这里的第一期培训时间已经到了，但效果不理想。”他递给我看那一沓的照片，“过去半年的培训，工人干部都有来参加，但培训归培训，回到岗位后依然如故。”他说，“曹总，希望您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再给我6个月的时间，我可以保证，您的成品率提高15%，成本下降10%。”

我看着那些照片。那是他在工厂培训期间，针对工厂存在的问题所拍的实景照片。“为什么，你会认为再给你6个月你就会成功？”我问，“你找到了什么方法？”

“是的，我找到了一个办法。”他有些兴奋地告诉我，“可以利用新来的大学生，组成培训督导小组，督促下面进行整改。”

“这个办法不可以。”我摇摇头，“这样，马上就是国庆长假了，你也回去休息一下。”我说，“我会给你这个机会。不过这次我亲自督导，用我的办法。国庆后的第二周你再来吧，我会同你签新的合同，到时我会亲自挂帅！”

2007年10月100，我主持再次召开培训动员大会。会上，我首先反省并检讨对KSA的前期培训关心不够，措施不力等领导性失误。“应该客观地讲，你们也不够重视这个事情。大概，你们认为老板有点多虑了，事情并没有老板想得那么严重。今天，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保证改过。”我告诉在场的员工，“不要以为六个西格玛的难度有多大，我也是建厂初期就开始培训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车间主任都会滚瓜烂熟地背出来。”我严肃地告诉他们，“不能改变现状，就要必须停掉工厂的工作。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一次，我要求再从头开始，今天培训，明天就直接实施。李委员负责现场培训，同时，负责第二天检查，发现问题，用相机拍下。实施以班组岗位负责制，谁的岗位谁负责。不能再像前面一样，颠三倒四的，我可跟你们丑话讲在先，李委员把照片送到我这边，我就找你们讨责。各班、组向车间主任负责，各车间主任向厂长负责，厂长向总经理负责。现在，各就各位去做这件事情”，我说，“我的目标是一个礼拜要见成效，一个月开始出成果，一年要达标。”

因为既要完成生产任务，又要进行培训和整改，公司决定对能完成培训整改任务的单位，每人每月补发100元；对被查出问题的单位，对无法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单位的负责人，即时更换。这个项目从现在开始，集团由我负责抓，各层级均由一把手督办落实。

这一政策比较严苛，但其效果却十分显著。到12月，作为试点单位的福清万达，整个工厂面貌焕然一新，各项经济指标均呈现向优化方向发展；横向同比，均提升10%以上。2008年1月，集团在福清万达工厂召开现场会，推广福清万达的经验。

自此，一场完美自我持续创新的活动，你追我赶、轰轰烈烈地在集团内展开。

5月，我应韩国KSA标准协会会长崔甲洪的邀请出访韩国，并于22日出席了该协会举办的最高管理者早餐会，应邀在早餐会上做了演讲。

韩国标准协会的最高管理者早餐会是为提高全球领导能力的交流场所，通过邀请韩国政府高级官员，韩国国内外一流企业的专业管理人和公共机构的代表等知名人士，分享政府政策和成功管理案例、学界理论，找出无限竞争时代的突破口。同时，与企业的领导共同追求变化和创新，为参与全球化领导的顾客提供KSACE0网络。许多国际上著名的管理人均受邀在此早餐会上演讲，现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也曾在早餐会上与众多CEO们进行交流。

中国企业家被邀请来参加的，我是第一位。早餐会上，有个韩国企业家问我，“作为一个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您可否告诉我，韩国人在中国为什么投资不成功？现在去中国应该投资什么才能成功呢？”

“很感谢您提问这个问题。”我说，“您问为什么韩国人在中国投资不成功，您这个问题是错的。三星是韩国的，现代也是韩国的，他们不是做得很好吗？您说您们做不成功跑回韩国的，估计是在山东卖泡菜的吧？这样的行业，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老百姓不能做，你们跑到中国来做当然会赚钱，现在中国的老百姓能做了，你们自然做不过当地人。”

“至于第二个问题，您问我到中国投资什么会赚钱？你们和美国那么友好，您知道美国靠什么赚钱？是农业吗？还是军火？还是尖端制造业，像航空母舰这一类？我很少去美国，也不会讲英语，但是我从公开的资料分析，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的，不是农业，不是军火，而是服务业。他们创汇主要是服务业、咨询业，还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他们都没有把实物卖给人家，都是用嘴巴。韩国有没有这方面的专长？根据我的判断，有。全世界制造业生产质量管理做得好的，第一是德国，第二是日本，第三是你们韩国，第四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有很多企业，他们很需要这方面的培训，你们完全可以组织一个管理队伍，到中国去，用你们KSA的模式，培训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培养一批精英、专家，承包中国公司的管理。”

说到这儿，我开了个小小玩笑，“这些企业节省下来的钱就是你们赚到的钱，赚这样的钱，没有人能同你们争。中国的工业产品，缺的是爱国者导弹，缺航母，这些不是你们所长。你们的长项在哪里呢？我个人认为，精细管理，敬业精神。因此，把你们的管理能力向中国输出，这不也和美国一样了吗？”

那天的早餐会，韩国FNNEWS（韩国财经新闻）、韩国经济新闻报、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等均在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

2008年，我国首次举办奥运会。那一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全国的经济形势看起来亦一片大好。

为此，2008年年初，集团财务部向我提出增发股票的建议。

这个建议，是左敏提出来，我虽犹豫，但不想扫他的兴，就同意他去操办这事。

3月份这个项目正式启动，到7月，负责这次增发的承销商招商证券的老总朱仙奋与我联系，说他的老板余维佳想来拜访我，当然这是出于生意上的礼节。因为我十分钦佩余维佳先生，认为他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业务能力强，所以我决定亲自去机场接他。接到余先生时已是傍晚，我就带他们两人到长乐松下港吃海鲜。饭桌上，余总与朱仙奋首先提起增发的事。

“增发，您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发行？”我问余总。

“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在今年年底，不顺利的话就要拖过年到明年一季度。”朱仙奋说。

“那我建议这个项目立即下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的话，让他们两人大吃一惊，大概是以为我对他们的增发工作不满意。

“直觉告诉我，奥运会结束后，中国股票会直线下滑，上证指数在今年会破2000点，在这种情况下增发，无异于自杀。”我用极其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们。

余总笑了。“现在是6000多点，您也太悲观了吧？”他们如释重负，对我的话不以为然。

我坚定地说：“您一定会看到的。”

由于决定取消增发项目，饭后，余总与朱仙奋就乘当晚的飞机回深圳去了。

第二天，我召开管理层会议，检讨现在各厂经营情况，会上得岀的结论是：1.汽车玻璃得益于出口，还有企业正在抓的精细管理，效益体现得还算正常。2.建筑用浮法玻璃效益较差，6条线均处在成本线上下。

此时，国家一再强调淘汰落后产能与结构调整。我认为，企业家要紧跟政府政策走，既然国家提出要关，而我们也认为建筑玻璃生产线没有前途，那就应该先下手带个头。

基于这一考虑，我作出了今年准备关掉4条建筑级浮法线的决定。我在会上宣布，第一条，最先关掉福清3号线，计划在9月份执行；第二条，关闭双辽1号线，安排在10月份执行；最后关掉海南工厂的两条线，计划是11月份执行。

对我的这个意见，管理层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最后大家都表示回去检讨，看能不能在不关线的情况下，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次日上午，董秘陈跃丹与财务总监陈向明到办公室找我。

“老板，您是否还记得股改时的对赌条款？”他们两人的脸上都写着凝重。

我当然记得。这个条款中大股东承诺股改后连续三年，每年利润增长30%，如不能实现，大股东每10股要追送1股。

“我们测算过了，如果关闭4条线，在今年搞减值准备，大股东要追送7000万股，按今天的市值，人民币有22亿元左右。”他们说，“今年如果不关停浮法，我们就不要提减值准备，稍为调整一下基本上就能安全地履行您的承诺。作为大股东，您可就保住了22亿元的资产。”

“作为大股东，我首先考虑的是关闭这些工厂选在什么时间点，最符合公司的利益。”我告诉他们，“保护大股东的利益，要建立在公司利益优先的基础上，必须要首先满足这个条件，也就是大股东应该要去履行他的承诺。这是人格问题。一个人若失去人格，永远也补不回来，那会终身抱憾。”

为了宽慰他们，我继续说：“谢谢你们的提醒，这毕竟涉及我个人22亿资产的得与失，我会认真考虑。”

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更加烦恼的是这两个人。我视同自己儿女一样的，他们工作都十分认真，用中国人最喜欢说的评语，他们都是我不二的忠臣，说的话，也绝对是忠臣说的话，如果此时，我若蛮横地拒绝他们，会伤及他们的情绪。

经过精密测算与反复研究，最后，在集团管理层的反对声中，我坚持作出关停的决定。

我的理由是：

首先，从企业利益层面考虑，准备关停无效益资产，最佳选择时机是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因为关停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企业利润好，减一半也无伤大雅，如果在企业遇到困难或亏损时再减值计提，就无异于雪上加霜，就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那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其次，从国家目前形势看，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要淘汰落后产能，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产能过剩，就应该积极响应。大家都不执行中央决定，国家的前途在哪里？

第三，经过测算，全面完成股改承诺，第三年应完成利润的确差距不大，但也有3—5千万的差距。这一差距，在一个百亿营业额的企业里，运用技术手段，稍作调整，的确可以过关，如将应提折旧项目延后一些，将产成品从库存调入销售，将应收账款加大一些等，都可以解决。

虽然这些可以做得毫无痕迹。但是，人在做，天在看。这些动作都是违背人格与道德的，一旦做了，那是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日月同在，永不能消除。作为董事长，我在职工面前的权威性必将大打折扣，最糟糕的还在后面，让这些纯洁的年轻人，亲自参与这样的“运作”，亲眼目睹人性的贪婪，对他们的成长，对集团的永续经营，都是硬伤。

因此，我坚持自己原来的决定，淘汰低效益企业。

我召开了专题会议。

会上，我以不容协商的口吻发出指令。在下达我的指令前，我首先感谢管理层的各位于前天会议就关厂这个问题给出的意见，“于公于私，我都要感谢你们的关心。经过这两天的认真考虑，今天，我告诉大家，最后，我还是选择作出在今年第四季度关掉4条建筑级浮法线。其理由是，这4条线，现在虽然还保留低利或低亏，但过了这个月也就是在奥运会后就会大亏。在集团总量资产中如有个别企业亏损，犹如人体上某个部位的伤口在流血。有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伤口处要立即采取止血，而不是拼命吃，拼命造血，那只会让血流失得更快更多。”

我说，“我知道关掉4条线将损失15亿元左右，我今年减值支付50%，将利润下压，那些企业可以重组掉，残值还值50%左右。企业不在乎资产多少，但必须是优质资产，绝不允许持有不良资产，哪怕暂时看似好像能值点钱，但那只是表面，实际产生不了什么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关掉这样的资产。”

会议室里，管理层个个不作声。我喝一口面前的水，试图缓和一下会场的气氛，“你们肯定想知道我这个预测是凭什么作出的，是去抽签得来的？还是算卦算的？”

我环视会场，大家静静地听着。“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去年10月我写的《一叶知秋》，在《福耀人》首页刊发。这篇文章可以证明，我在这之前一直在调研宏观经济，系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出台了应对政策。你们肯定会讲我说得不准，从那时到现在已12个月了，今天的上证指数已上升至5500点的高位，您怎么解释？为什么？我告诉你们，主要原因是我国正在举办奥运会，需要一个牛市支持。你们应该学会透过热闹经济的表象去看问题。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建筑旺季，建筑用玻璃市场却疲软？我告诉你们，答案是因为需求减弱。为什么减弱？那些开发商如狐狸一样嗅到了异味，他们停业或减少开工了。我们前面停止了增发项目的准备工作，原因是预期今年年底股票会跌到2000点以下，如真是这样，房价也要下跌20%—30%，那时建筑材料市场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不提前处置，到那时候，影响的就不仅是我们的建材业务，还会横向波及汽车玻璃。”

最后我宣布：1.关闭方案集团副总裁何世猛组织实施，严格控制将损失降到最小。2.福清3号线要确保在8月底前停产。3.财务部停止拨款给双辽1号线做冬储，考虑到双辽1号线库存材料需要用完，可以安排在11月15日前停产。4.海南两条线将各种材料调整平衡，力争在12月10日前停产。

一个福耀历史上最严肃、最大规模的自救行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展开。

会后，福清浮法的副总经理黄中胜找到我办公室来。

他说：“老板，现在3号线还是会挣一点钱，虽然没什么大的利润，但基本保平。”他依然希望能保住生产线，减少关线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现在是建筑玻璃销售的最旺季，这时3号线都没有什么利润体现，冬季来时，北方玻璃南下，价格会跌得更厉害，那时不是就更没有利润，做它干什么？给我关掉。”黄中胜呢，出于忠诚，心痛关停生产线带来的那点损失，找了很多人，想了很多办法，试图挽救，拖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被我逼着下令关了线。

今天，在我回忆这一段历史，我依然为自己的举动而自豪——22亿元人民币没能买到我的人格。或者说，我没有向22亿元的巨额利益屈膝。这让我至今自豪无比。

进入9月份，奥运会也结束了。如我所言，股票开始直线向下，进入10月份最低达到了1664点。

这时，我们的管理层也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一场更加激烈的整改在福耀全面掀起。有数据显示，2008年12月份与2006年12月份同期比较成本下降了20%，我也再次组织会议推动精细管理在全集团的深入开展。

2009年春节过后，大概是3月底，针对当时的形势，我计划关停通辽两条浮法线，当地政府得到消息后很紧张。我到通辽的那一天晚上，那顺孟和书记请我共进晚餐并讨论关闭通辽生产线的事情。

“按福耀的企业原则，发生亏损经调研认为短期无力扭转的企业会被关掉。通辽现在已连续几个月，月月亏损，我们分析，短期内难以扭转亏损的局面，因此有计划关掉这两条线。”我向那书记汇报，“第一批关的工厂是双辽，没有通辽，是因为两个厂在同一地区，先保通辽，但是，到现在还不能解决亏损的问题，所以决定要关。”

那顺孟和书记沉吟良久，似乎也无话可说，但他还是不死心，希望最后一搏。

“曹总，能否延迟一年关，一年后如还亏损那就关掉。”那书记说。

“这一年的亏损您能否承担？”我问。

“大概多少钱？”

“不计投资者资产损失，直接亏损应在1500万至2000万之间。”

“市里可以负责。”那书记立即答应，“第二天先拨1000万元支付一季度亏损。”

至此，我已基本完成了2007年年初定的应对危机的四条措施。

2009年8月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看财务部送来的报表，看到通辽公司截至7月31日的利润，体现赚了4800万元（含市财政补贴的1000万元）。我拿起电话，告诉通辽财务部，把那1000万元从利润科目移放到应付款科目内，“我过去的时候，就要把钱退回市里。”我叮嘱着。

还钱？

为什么？

电话那端的人想不通。财政补贴的钱，就是企业的了，1000万，钱不多，可也不少哩。但想不通归想不通，董事长的话必须坚决执行。

一周后，我亲赴通辽。

当天中午，傅成钢市长请我吃饭。席间，我告诉傅市长一个好消息，因为得益于我们国家的救市政策，房地产商热情空前高涨，因此通玻不但不亏，反而有了很好的盈利。“报表反映1—7月盈利4800多万，当然其中有您支持的1000万，相信下半年盈利会更高，”我说，“傅市长，我这次来，一是向您表示感谢，是因受您补助的承诺，才保留下这个厂，现在受益应该表示感谢。二是那1000万元我决定退还给你们。”

“曹总，这个钱不用还，我们用的也是工业扶持资金，您可以留下。”

但我坚持退还给政府，“因为当时是我提出可能亏损，才得到的这笔扶持资金。”我说，“通玻已经盈利，这笔款现在若还留在我手上，以后与你们讲话就会被打折扣。”

“政府拨款资助企业，企业却坚持要退回。而且是民营企业，这事真不简单。”那书记知道这事后，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说：“我从大学毕业到政府当科员一直到现在当到书记，拨款无数笔，拨出去的款，从来没有人退回来的，但是曹德旺做了，这样的企业家这样的民营企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次发言，他一连用了几个“想不到”：自己为官经年，大大小小，接触企业不少，但拿到了财政补贴后又归还的，还只有福耀一家曹德旺一人，真是没有想到，一家民营企业能够这样“讲信用”！

后来，集团的干部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还钱，我告诉他们：“经商最重要的是经营信誉。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信誉，就失去了生存价值。因为这笔钱是我错误判断形势说会亏损他才给的，现在没有亏损按理应该归还。这样做，才会赢得他对你的尊敬。以后万一有困难人家也会理解并帮助你。这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处理完福耀的自救事宜，我可以专心地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对福耀的影响。

2008年7月，美国发生因“两房”（房地美与房利美两家公司）债务危机持续致银行二季报惨淡，9月，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与房地美，雷曼兄弟公司的危机浮出水面，引发了全球金融业动荡，波及全球经济。在香港以外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抗议集会与游行，要求银行赔偿其购买垃圾债所造成的损失。10月，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案，全球股市一泻千里，全球主要央行联手降息。

到了12月，我陆续收到涉外业务部门的请示件，大都是因为XX单位可能发生危机，是否继续为其供货。

请示最多的是指汽车厂。

有一份报告称通用汽车已申请破产，很多供应商正采取断货措施。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我了解到福耀与通用合同是到货后3个月付款，正常情况下大概压款1000万美元左右，不正常那就另说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在我弄清情况前，公司必须按过去方式发货，没有我的通知不能停发。业务部门反问为什么，我耐心地分析给他们听，我说：“从理论上讲，我们虽是通用汽车供应商，但这只是分工，我们与该厂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生产汽车，服务人类。因此，福耀企业若想繁荣，必须先保证通用的兴旺。从这一点上说，我们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应该相互爱惜，不要小看一片玻璃或一两千万美元，有时也会变成一根压死人的稻草。”

“通用生产汽车赚钱，我们的玻璃是依附在它的车上，也赚钱。从道义上讲，它出了问题，有了困难，我不能一下子就甩开，这样有一些不厚道。”

因为和自己的命运是息息相关，我开始着手研究美国危机与三大汽车的命运。

研究过程中，我写了《向汽车厂妥协——UAW的智慧选择》一文，发表在《福耀人》2009年第一期的卷首，我在文章中说——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简称UAW，成立于1935年，时逢20世纪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汽车在美国国民收入不断提高中普及，受益于此，汽车事业亦年复一年高增长，经久不衰，UAW与此成正比并迅速膨胀，其势力远超三大汽车的股东，受此影响，美国汽车业竞争力日渐衰退。

2008年美国发生因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深层次的问题，一贯傲慢的美国人才意识到国家高负债，以及超前消费，还有经济全球化的现象都是泡沫，难以想象的债务已使美国陷入债务的深渊。30年代大萧条那可怕的一幕又可能再现，这让全球财经界受到威胁。在此情景下，奥巴马政府如想恢复经济，让制造业进入正常轨道无疑是他的首选政策，那么削减工会势力，刺激投资者激情，就是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

我一直认为奥巴马会通过让三大汽车倒闭，借此推翻UAWO，但意想不到的是，据新华社引用的路透社报道称，UAW在2月17日与福特汽车达成削减成本维持运营的协议，向福特妥协，让福特在这关键时刻减少100多亿美元的支出，同时UAW也与通用和克莱斯勒两家汽车厂达成类似的协议。受此影响，UAW系统组织的员工，损失了数百亿美元福利与工资，但他的组织因此改变而能继续存活。

这正如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没有工厂，哪还需要工人？没有工人，哪需要工会？企业存活的第一受益者就是我们工人本身——向汽车厂妥协，意在自救，这充分体现UAW的大智慧。

经过研究，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三大汽车向美国政府申请破产11条，但不会破产。理由如下：

三大汽车存在的问题：

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主要是缺轻便低油耗的新车型，因此争不过日、韩汽车。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是他们自身的技术与生产能力存在问题，而是美国政府以前提供给公众的汽油量足而价廉，养成了美国人喜欢用大而笨、笨而重且不计油耗的车型需求。现在，因为金融危机，因为油价持续上涨，美国人突然发现不能再用大而重且大油耗的车型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相信三大汽车公司皆不须费多大的气力。

汽车制造过程中劳工成本过高。这个问题不是汽车厂造成或汽车厂有能力解决的，是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错判了形势，认为可以通过印钞票，并发展以金融业为主的所谓服务业，获得繁荣。早期的确没问题。作为产业调整，政府所出台的政策都是入微与全民共享国家兴盛的红利，表现在扩大工会权力，刺激金融业发展。这就迫使三大汽车劳工成本居高不下，失去了其在全球的竞争力。造成这种事实，责任在美国历届政府而不是汽车厂。

美国人民需要留下三大汽车。美国国土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亿，城市建设习惯于稀与疏，如果没有汽车，几乎将一事无成。资料显示，美国现有汽车保有量大概在2—3亿辆左右。假设，汽车寿命是10年，那么美国每年需要新车2300万辆，需求量这么大，自己不生产想依靠从国外进口解决，不可能。仅凭这一理由，三大汽车都不可能被破产。

三大汽车如出问题，美国政府将无法承担赔偿责任。据资料显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从业人员近500万人，由三个板块组成——A、零部件生产企业，占三分之一；B、汽车制造企业，占三分之一；C、成品汽车配送与销售，包括金融服务等，占三分之一。如果三大汽车破产，这些从业人员怎么办？要花多少安置费？这个损失比现在三大汽车重振所需补充的资金要多得多。

三大汽车这次需要的资金与美国危机缺口的资金比较，不过九牛一毛，根本不算缺口。因此，我认为不管美国财政是富余还是短缺，美国政府都会支持三大汽车的再出发。

根据上述分析，我正式通知，只要通用有需求全面满足它，完全可以排除破产风险。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用四十年时间创业，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创建了一家深具影响力的制造业跨国集团并誉满全球。深究成因，唯有一条哲理：两句话组成，一曰，入戏；二曰，入角。入戏者，依愿也；入角者，靠信也。录往事以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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