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什么叫领袖？发出一丝微光引导大家走出黑暗

吉田宪一郎：听说您是在44岁创业，是否当初就定好目标：华为一定要成为全球第一的厂家？

任正非：没有。40多岁创业是因为人生换了一次轨道。从军队转业的我，不熟悉市场经济，活不下去，就要找一条活路。当时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从人生的高位跌到谷底，我自己要生存，还要养活父母、老婆、孩子，找不到地方用我，我也不甘心，就只有走向创业。

创业时我没钱，我们家夫妻总共领了3000元人民币转业费，但是注册一个公司需要20000元人民币，就需要去集资。所以，成立公司时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初创时，我自己的工资是每月500元人民币，需要养活全家人。我早期的目标，是要生存下来。

当时我们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懂得通讯这个产业。所以，从小就想做伟大领袖，一创业就想做世界第一，这不符合实际。人一旦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他们没看到我们鼠窜的样子。创业时压力巨大，生存条件很差，完全不明白市场经济为何物。我当时刚从军队出来，认为赚别人的钱，是欺骗行为。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开始走入快车道。越快，矛盾越多，各种问题交集，完全力不从心，精神几近崩溃。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注：指孙亚芳，曾担任华为近20年的董事长：1999年任华为董事长，2018年3月卸任）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国外有些年轻的大公司CEO，他们发展比我们快，现在也承受不了压力，问我是怎么过来的。实际上每个人、不同时间的心理状态都不同，我们过去根本没想到要做世界第一的问题。有时候我说“要活下来”，并不完全指经济，还包括思想。外界神话我们是不符合真实的，真实是我们很无奈。

直到2006年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一首歌3美元。我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这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

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那时，我们才把战略目标调整过来，华为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一直聚焦在同一个“城墙口”冲锋，每年研发经费150-200亿美金，全世界没有一个上市公司愿意投入这么大笔钱到研发。这个时候才萌生要为全人类服务的念头。

最近十来年，我们才下定决心要走向世界前列，但不是世界第一，“第一”是社会上给我们编造的。外界为了互联网的点击率，在描写时都把我们神话了，“在母亲肚子里就想称霸世界、小学成绩好、大学有理想、当兵想当将军……”。

实际上我初二以前贪玩，成绩并不好，父母管不住我们。后来我当兵时，也不算优秀的军人，我的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得不到重用。我没有想过要当将军这件事。所以，我重新再做一个梦时，不可能一开始就梦想得很伟大，我们是走过非常崎岖的道路以后，才开始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并不聪明。我母亲是一个小学校长，每次放学都牵着我的手回家，途中告诉我哪些同学成绩好，如何好。那时候我没有感触，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时母亲是在“炼钢”，恨铁不成钢，当初麻木到一点不明白，傻乎乎地度过了人生。网上别神话我，我也许是因为无能才这么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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