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餘韻】「天人感應」：解讀古城市文明間的差異

城市的出現——由原始農業聚落進化至城市，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原始文化由此走進了較高的發展階段，成為文明。城市是文明的載體，城市的發展與變更體現了文明的演變。

薛鳳旋教授是城市發展的系統研究者，曾以專著討論中國城市文明發展過程，廣受讀者歡迎。在新作《西方古城市文明》中繼而探討了兩河流域、埃及、印度河流域，以及時間上較晚的愛琴海古城市文明。嘗試還原這些古城市文明的發展軌跡，並討論不同文明軌跡之下的不同發展脈絡。

本書配以眾多地圖、插圖、照片，讓讀者在領略西方古城市特色的同時，也回溯古文明一個個艱辛又神奇的足跡。對於理解中國古城市文明的發展及其特點，也提供了重要的比較和參考。

西方古城市文明

薛鳳旋  著

定價：158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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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通過對西方古城市文明的研究，發現了文明出現的普遍性條件乃灌溉農業的出現，這亦與中國的經驗一致。河谷平原具有最早實行灌溉農業的條件，因為河道的自然周期性氾濫，配以平坦和疏鬆的土地，在原始技術條件限制下，農作物仍然可以得到豐收，河谷平原因而會聚集較多人口，產生農業剩餘，創造了勞動分工、催生了手工業、貿易或交換。

在兩河流域，早期灌溉農業是在河口區即蘇美爾出現的，因為地殼運動使河口上升，水退去後的沃土，在大型人工排灌出現前便能成為豐產的農地。因此，蘇美爾先於兩河中上游的節水農業區，成為兩河流域跨入文明的最早地區。其後，因為技術的進步，人工灌溉在整個兩河中下游得到推廣。但隨著河道改變和人口增加，水資源的爭奪成為兩河邦國不斷相互攻伐的主因，也催生了城邦霸主都自稱為「基什王」、建造廟宇、拉攏宗教，作為王權的重要支撐。

公元前3800年的埃里都神廟想像圖，

右圖顯示它下面壘壓的多層舊神廟。

尼羅河的氾濫形式是平和而具規律性的。同時，由南至北的平直河道的「渠道效應」，促使了安全、便利的河運和便捷的訊息傳遞，使文明能在狹長的河谷同步發展。它亦結合了白天與黑夜的自然循環，營造法老也與太陽一樣能於死後再生，即「重死不重生」的主要文明內涵。

尼羅河三角洲及狹長的尼羅河河谷，

東西方是沙漠，南面是高原。

但古印度河的氾濫卻是把雙刃劍。它使豐產的自然灌溉農業出現，成為文明出現的根基，但同時亦極具破壞性，能將城市與農村毀於一旦。因此古印度河的城市都以堅固的燒結磚或石塊建造，包以堡壘式的厚牆，但它們仍多次被洪水破壞乃至毀滅。這個古城市文明集中了全社會的力量，為的就是應對自然界的破壞力。考古資料顯示：為了集中能力以應對洪水，古印度河的城市沒有王、沒有巨大神廟與神像、沒有明顯階級分野，是一個平等、富足、而又具有高度組織能力的社會。

印度河印章圖案

上述三大古城市文明都是在大河流域原生的，可稱為大河文明，或「黃色文明」。然而不同的流域水文情況與河谷自然地理，產生了人類不同的適應，營造了本書所詳細描述的三種不同的古城市文明。

愛琴海沒有大江大河，它的文明起源並不來自灌溉農業，而是一種次生的古城市文明，即它的文明是從已存在的文明轉移過來，並加以改變而成的。譬如說克里特的王宮、陶瓷、繪畫是自兩河文明傳入的，它的文字也是源於腓尼基和埃及的古文字。然而愛琴海上的航船，如草原上的馬一樣，給予這文明在海上馳騁的便利。因此，這些來自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在愛琴海展開了文明史上的劃時代發展，開創了殖民與掠奪結合的另類文明：「海上文明」或「藍色文明」。

19世紀德國畫家畫的雅典衛城及周邊劇埸的想像圖

綜覽古今中外，人與大自然的相互關係，加上人不斷適應及提高自身的組織與技術能力，成為了文明發展史的主線。這就是地理學上的「人」、「地」關係，或中國傳統的「天人感應」。在這人地關係中，人類的選擇能否順乎天意或天道，自然關係到某一個文明能否可持續發展。我們是否可從兩河、埃及與印度河這三大古城市文明的終結，吸收到一些經驗和教訓？我們亦能否用愛琴海的經驗解讀西方近500年的殖民帝國發展史？此外，這些西方的正反經驗能說明甚麼？它能否幫助我們解釋為何中國城市文明能從龍山時代一直延續至今天，成為世界文明發展史上唯一的、延續不斷的活文明案例？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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