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這是一代中國人終生難忘的偉大日子，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毛澤東用帶著濃重湖南口音的洪亮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激動人心的開國大典之前，新中國的成立又經歷了哪些事情？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遊行隊伍。
平和、平和，
只要和了就行了。
當時中共中央機關都在香山，毛澤東在香山處理的第一件事，就是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和平談判開始時間為4月1日，談判地點為北平，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為周恩來。
1949年4月1日，張治中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
到達北平。（徐肖冰 攝）
國共談判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舉行，周恩來每天都從香山進城過來。後來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多次接見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那天，毛澤東留下黃紹竑和劉斐一起吃飯，因為他們二人受命回南京向李宗仁報告談判進展，毛澤東想再託付他們盡力促成和談。當談到各人的愛好時，劉斐趁機試探地問毛澤東：「您會打麻將嗎？」毛澤東回答：「曉得些，曉得些。」劉斐接著問：「您愛打清一色呢，還是喜歡打平和？」毛澤東聽了差點兒失笑噴飯，立即說：「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4月15日晚上七時，周恩來把《國內和平協定》的最後修訂案交給張治中，表示這是最後一個文件。南京代表團當晚進行了磋商，大家都認為只有接受這個和平協定為是。這個最後的定稿接受了他們提出的過半數意見，代表團已盡最大努力。
1949年4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
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談判。（徐肖冰 攝）
4月20日，南京政府覆電，斷然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周恩來拿著電報來找毛澤東，表示應該讓解放軍盡快打過去，毛澤東點頭同意，命令前線部隊進入臨戰狀態。隨後，他召集了劉少奇、朱德等五大書記處書記，和葉劍英、聶榮臻等人一起開會，大家都同意讓解放軍盡快打過長江，解放全中國。
取消「簡稱中華民國」
當時還有一個簡稱問題，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後面，加了一個括弧，裡面寫「簡稱中華民國」。這個簡稱引起許多代表的異議，馬敘倫、陳叔通、郭沫若、沈雁冰等十多位代表認為應取消「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他們說，國民黨腐敗專制，人民早已反感，咱們新中國幹嗎還沿用舊名字？
周恩來、林伯渠特意邀請二、三十位追隨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老前輩來開會商談。黃炎培說為了照顧老百姓的使用習慣，最好還把簡稱保留，三年以後再去掉。何香凝出於對孫中山先生的景仰崇敬，覺得留個簡稱是必要的。但她也表示：如果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
前清進士周致祥極力反對，他認為「中華民國」已經成了禍國殃民的名稱，只有用新國名才能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不同。美洲華僑司徒美堂也說：中華民國與「民」無涉，二十二年更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應該拋掉這塊又臭又壞的招牌。國號是個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為甚麼三年以後再改？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激動地說，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都不敢改。
經濟學家馬寅初、教育學家車向忱都贊同司徒美堂的主張，沈鈞儒則用法學觀點解釋道：「遍觀世界各國的國號，只有字母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其他文件上的其他簡稱。我們的國號加個簡稱，是法律上的大漏洞，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也有不便。」
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去掉「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名就這樣確定了下來。
1949年9月19日，毛澤東與張元濟、程潛、陳明仁等民主人士同遊天壇。（徐肖冰 攝）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沒有過時
9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邀請各方人士協商確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力爭選出一幅讓全體代表一致通過的國旗方案。三十八幅國旗圖案就環列在會場，各位代表都在思量著挑出一個最理想的方案。
劇作家田漢反覆揣摩，提議採用第三十二號圖案。這幅圖案，在紅色的旗面上，鎸有一大四小五顆黃星，呈有序環繞排列，頂端還有鐮刀錘子。田漢指出：這是一幅很理想的畫面，只是上面的鐮刀錘子是否必要？毛澤東接過畫稿，也感到滿意，並認同去掉鐮刀錘子。最後與會者一致議定——以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1949年9月21日，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會議上致開幕詞。
國旗方案很快就確定下來了，國歌問題卻遇到冷場。國歌既要有大眾性，又要有莊嚴性，更何況必須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精神面貌，一時到哪裡去找呢？正當各位代表冥思苦想、一籌莫展之際，畫家徐悲鴻站起來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麼樣？」
《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為電影《風雲兒女》所作的主題歌。在抗日戰爭的烽火年代，這首戰歌鼓舞了無數中華兒女用自己的血肉，築成了萬眾一心、團結禦侮的新長城。
徐悲鴻的建議讓大家豁然開朗。建築學家梁思成告訴大家：「我記得在美國時，聽見有美國青年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這說明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就選這支歌吧。」剛從美國回來的宗教代表劉良模也證實了梁思成的說法，他說：「一個國家的國歌應該有歷史背景和國際影響，《義勇軍進行曲》剛好具備了這兩條。」
但有的代表持有不同的意見，覺得歌詞需要修改，特別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顯得時過境遷。毛澤東高屋建瓴：「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我看沒有。我國人民經過艱苦鬥爭終於勝利了，但是還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要爭取中國的完全獨立，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所以，還是原詞好。」領袖一語定乾坤，全場鼓掌表示通過。
國徽圖案也收到了九百幅應徵稿件，但和代表們對體現國徽特徵的要求還距離較遠。因此，國徽方案沒有提交政協大會討論，直到1950年6月才確定。
全國政協一屆會議會場內情景。
上文轉載並簡錄自
《毛澤東重整舊河山：1949—1960》
《毛澤東重整舊河山：1949—1960》
作者：李蒙（文）、侯波（攝影）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
出版時間：2013年5月
本書以豐厚的史料、珍貴的圖片和宏闊的敘述，構架了毛澤東在1949至1960年間的重要活動及生活點滴，介紹了這個階段中國的內政外交，反映了新中國從廢墟上站起的艱難歷程。書中收錄近三百幅黑白原版照片，其中諸多為首度公開，彌足珍貴。
侯波，歷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北京電影製片廠照相科長，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攝影科科長，新華社攝影部高級記者。從1949年至1961年為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攝影達十二年之久，用鏡頭記錄了他們工作和生活的點點滴滴，留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瞬間，被譽為「紅牆攝影師」。2009年榮獲中國攝影金像獎終生成就獎。
李蒙，畢業於湖北大學中文系，入伍至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某部，2005年轉業至中國法學會《民主與法制》雜誌社，任編輯、記者。著有《毛澤東之路——畫說毛澤東和他的戰友》、《陶淵明》、《帝國的黃昏》、《拍案說故宮》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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