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中國 | 從經學到科學的範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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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三千年思想之兩次巨變

中國的學術思想自春秋到漢朝武帝時代，景觀一變。從春秋到漢之初葉，是中國歷史上思想空前解放的時代。獨立自高的學者，從孔子到淮南王（劉安）紛紛以著作濟世，出現了一個諸子爭鳴、百花齊放的「子學時代」。到了漢武帝，因用董仲舒之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兩千年來中國之思想雖不必統一於儒學，但卻再無足以與儒家分庭抗禮者，而儒家之學則取得了經學的地位。馮友蘭說：「董仲舒之主張行，而子學時代終；董仲舒之學說立，而經學時代始。」自漢武一直到清末，從董仲舒到康有為，凡兩千年，經學成為中國人的「思想的君主」（馮友蘭語），故這一段歷史，在中國學術思想上，稱之為「經學時代」是十分確切的。

中國的學術思想，到清末民初，景觀又一變。這一變，開啟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此一變到底是甚麼？簡言之，從經學轉向科學是也，即經學自中國學術思想之王座退位，科學取經學之地位而代之，成為中國現代學術之顯學。兩千年之經學為傳統中國構建了一個具有儒家文化特質的農業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獨樹一幟。科學則使中國進入現代，使中國從一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開啟了中國科學文明之新紀元。我此文的重點，在敘述經學在甚麼情況下退出歷史舞台，而科學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又有如何的發展。

兩千年的「制度化儒學」

漢武帝獨尊儒學，儒學是指在教授六藝的基礎上，由孔子等學者整理而成的六部典籍。漢代獨尊儒學之後，因《樂》已佚失，故《詩》《書》《禮》《易》《春秋》尊稱為儒家五經。也因董仲舒之策，漢武帝於公元前124年創立太學，並設五經博士，「以養天下之士」。太學是中國帝國體系中的第一個高等教育機構，太學與經學於是結為一體。兩千年來，歷代有太學、國子學、國子監不同名稱，其為講授經學的教育機構之實質，並無二致。宋代，私人興學，書院之地位重要，經學權威由太學轉到書院。宋末年書院達三百到六百所，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聲名最盛。而朱熹訂正的《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也成為儒之經典。其地位且超過六經。錢穆說：「（朱熹）退《六經》於《四書》之後，必使學者先《四書》後《六經》，更為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扭轉乾坤之大力。」宋之後，四書與五經同為國家教育之核心，也成為隋代之後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自漢到清末，科舉制度與太學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合一，成為帝國體系的核心組成。這是中國的政、教（育）合一，我曾稱這種儒學（經學）為「制度化儒學」（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儒學與皇權綰結不可分割（三綱思想最體現「制度化儒學」之性格）。正因儒者為國家治理體系（文官制度）的中堅，故稱傳統中國為「儒者之國Confucianstate」非不可也。

北京國子監辟雍殿。 | 圖：網絡

「經學時代」結束，科學成為大學的知識核心

科舉之廢止，即宣示經學再非儒生進入帝國體系的入門券，可說是中國政教合一的「制度化儒學」的結束。科舉廢後六年，辛亥革命爆發，兩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成為亞洲第一個以「共和民主」為名的國家。

1912年蔡元培被孫中山任命為教育總長，蔡元培在任內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由他主持制定，並由他的繼任者頒佈執行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問，養成碩學宏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廢去了「忠君」「尊孔」等封建信條，確定大學分為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以文、理為主，取消經學科。蔡元培取消經學科，不能說不是旋乾轉坤的大舉措，意義重大，實千古之一變。但我必須指出，經學科被取消了，但儒學並非從此絕滅，只是儒學作為「經學」的神聖光環沒有了。儒學變成了知識的一部分，也可說回復到先秦子學的地位。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國立北京大學，嚴復為第一任北大校長，他就是依「大學令」的旨意，把「經學」劃歸到文科中去，如《易》以及《論語》《孟子》歸入哲學門，《尚書》《春秋》歸入史學門，《詩》《爾雅》歸入文學門。蔡先生於1917年接任北大校長時說，取消經學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

北大文科哲學門第二屆畢業生留影。前排左五至左七依次為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 | 圖：網絡

蔡元培先生的大學教育的理念是受德國新大學影響的。十九世紀的德國新大學是把有八百年歷史的歐洲「中古大學」的核心《聖經》請出了大學之門，德國新大學的新核心是「科學」。

蔡先生在任北大校長時說：「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他強調大學的「研究」，實預示了二戰後出現的「研究型大學」。蔡先生之取消了經學科，是真正宣告「經學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是中國進入「科學時代」之始。蔡先生說「教育的方面雖也很多，他的內容不外乎科學與美術」，顯然，科學在他心目中是學問的核心。他大力主張「凡大學必有各種科學的研究所」，他所說的「各種科學」，是指自然科學之外，有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他認為「科學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而美術的陶養，也是不可少的」。又說：「合乎於世界主義者，其惟科學與美術乎？」蔡先生說的「世界主義」實指有「普世性」而言，蔡先生甚至認為我們所處的是「科學萬能時代」。如果說董仲舒是第一個「獨尊儒學」者，那麼，蔡元培先生應該是第一個「獨尊科學」者。當然，蔡先生不像董仲舒是要罷黜百家的，反之，他是極力倡導奉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校原則的。事實上，在他手上，中西、新舊學說繽紛並陳，出現了一個「新子學時代」。

科學為現代中國的「知識資本」

科學在蔡元培手上登上了大學這個世俗化殿堂的中心位置，但科學成為一種文化意識，乃至形成「科學文化」，則有賴於民初的科學界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與推動，蔚成時代的風尚。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界出現了多個「科學社群」，其中最主要的是1914年成立的「中國科學社」，主事者有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等，參與的特別社員有蔡元培、馬君武等，名譽社員包括美國的發明家愛迪生等。這是一群新型學者，有類同的身份意識，相互支持呼應地結社，他們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存在感、共同的強國與創建新文明的願望。自1900年到1919年，「科學社群」先後創立了一百多種科技期刊，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國科學社的《科學月刊》，他們倡導、推揚科學的言論，影響深遠，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科學」（賽先生）與「民主」（德先生），因之成為「科學社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自然盟友。汪暉很敏銳地指出，科學社群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人物構成了「科學話語共同體」。我試舉幾位有代表性的言論如下：

中國科學社社長任鴻雋說：

現在觀察一國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廣土眾民，堅甲利兵作標準，而是用人民知識的高明，社會組織的完備和一般生活的進化來衡量……一國之內，若無科學研究，可算是知識不完全；若無科學的組織，可算是社會組織不完全。

任鴻雋，中國近代科學的奠基人之一。 | 圖：網絡

王本祥在《科學世界》中說：

是故，理科者（指科學），實無形之軍隊，安全之爆彈也……生存競爭將於斯卜之，優勝劣敗將於斯觀之。

五四新文化領袖陳獨秀說：

今欲學術興、真理明，歸納論理之術、科學實證之法，其必代聖教而興歟？！

凡此無常識之思維、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推科學……宇宙間之事理無窮，科學領土內之膏腴待闢者，正自廣闊。

科學至上、科學萬能的觀念在「科學話語共同體」的張揚、推廣下成為時代的一個強音。科學不止在知識人，也在一般人的眼中具有了特有的知識權威性。胡適在1923年11月的〈科學與人生觀序〉中表示：

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誠然，二十世紀初以來，科學已取代經學，成為新時代最重要的「知識資本」。年青一代中的流行語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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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科學絕非萬能，「科學等於知識」的科學主義也是一種迷思，但美國哲人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說，有了科學，人類才進入現代，確是不易之論。五十多年前，我讀到英哲羅素（Bertrand Russell）《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一書，至今我還記得他的兩句話：「科學使我們能理解世界，科技（technology）使我們能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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