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康自述：甚麼決定設計？- 大数跨境

联合出版集团

2021-01-12

导读：劉小康決定設計？

劉小康設計作品「共生」 | 圖：網絡

設計除了關乎美醜，亦影響訊息的傳遞、一件物品的功用、品牌的形象等，但有時見慣了，我們一方面受惠於這些設計帶來的便利，亦常忽略了設計者的用心。香港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受業啟蒙於百家爭鳴的1970年代，從事設計專業於經濟騰飛的1980年代，與世界交流接軌於瞬息萬變的1990 年代，創作思維轉型於積極創新的千禧年代。

這位大師在此披露自己創作心路歷程和心得，描述他不同作品的設計理念：

常被問及「如何開始做設計？」、「設計的靈感從何而來？」等問題，大家似乎都假設了是我「劉小康決定設計」，即一切由我主導，由我理性獨立地作出種種設計決定。我不能完全否認這觀點，但最多只是對了一半。回想自己30多年的設計生涯中，每個項目、每件作品，背後似乎都有一些決定性的因素。

事實上，設計師都很被動，大部分作品或工作，都是由一個要求開始，要求可能來自客戶，為客戶的案子而創作；要求可能來自展覽策劃單位，為展覽的主題而創作；要求可能來自各項比賽，為比賽的目標而創作。當然，也有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純粹為個人的創作欲而創作，隨心而作。不過坦白說，這種為自己而做的創作的確比較罕見。至於創作究竟如何開始？當中經過甚麼思考？經過甚麼過程才決定最終方案？思考方法是否因人而異？其他人的方法如何？這些問題我都有深思過，我的結論是，我的設計方法皆受各種外在內在因素影響——外在有眾多的客觀因素；而內在則是自己多年來不同的嗜好，包括收藏、閱讀、旅遊等。我一直習慣以草圖簿記錄由各種元素所激發起的創作概念，累積了不少想法。當我遇上外在動機時，草圖簿上的記錄就會化成啟發新創作的養份，「決定」新設計的方向，而由此設計而成的作品，會反過來成為別人認識我的窗口，甚至是定義我是一個怎樣的設計師的理據。所以，我想也可以倒過來說：「設計決定劉小康。」

左圖為劉小康在1970年代於中學時代設計的第一張個人名片，右為劉小康在1988年的名片 | 圖：《劉小康決定設計》

外在動機背後的客觀條件，包括客戶的商業目標、資源網絡、時間、物料、環境、技術等，加上自己內在的喜好、夢想、經驗、機遇、回憶、習慣等，外在內在因素恍如陰陽交配，產生不同的效果，且各種元素在不停的變遷中互相交錯，逐漸成形、瓦解，又再更新、成形，幻化不斷。這就是設計的樂趣，而這一次的成果也可能成為下一波設計的動機或創作概念。這種「劉小康決定設計」、「設計決定劉小康」的因果關係，正是一種持續發展的能力、生生不息的能量。

1970年代，香港社會經歷急遽轉變，包括經濟起飛、各種大型基建如地鐵落實興建、社會制度逐步改善、本土文化開始成形，而廉政公署也在1974年成立，使香港社會逐漸步向清廉。當時還在求學階段的我，只知居所愈搬愈大，還天真地誤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後來回想才知自己見證了香港經濟起飛，以及社會制度日漸完善，如房屋政策的更新。在那年代我所經歷的一切，包括當年學校必修的書法課培養了我對書法的興趣；報紙文化副刊和《中國學生周報》、《號外》、《電影雙周刊》等文化藝術雜誌興盛孕育了我對文化藝術的觸覺；由呂壽琨、王無邪領軍的「新水墨運動」令我認識到可將中、西美學觀念貫通於中國傳統水墨藝術當中；以及靳叔將中國文化與現代設計結合的嘗試等，都激起了我投身從事中西文化交融工作的欲望，影響了我立志成為設計師的決定。當時我想，透過設計，我可以邊學習，邊創作，而我於這年代積累而來的興趣、收藏、回憶，往往都可轉化成設計意念，成為日後作品的一部分。

面相創作 | 圖：《劉小康決定設計》

承接了1970年代的轉變，在1980年代，無論我個人或香港社會，都因而有動力持續發展。我在1981年開始投身工作，因為於1970年代在靳叔作品中看到融合中西文化的可能性，令我決定到靳叔的公司應徵，幸得錄用。

有人問我設計的靈感來源是甚麼？其實打從我開始從事設計，靈感一直都不是決定設計的主要因素。設計是一門專業，設計的流程、規模，甚至我們於當中所投入的時間、資源等，主要都視乎客戶的需求。客戶可以是政府機構，可以是營商企業，可以是文化機構，無論客戶是誰，我們的基本作業就是要配合客戶的動機，成就客戶的目標。故此設計往往受着各種客觀因素所限制。

除了為客戶服務，另一促使我進行創作的動機就是參與比賽。在數十年來，我有幸與靳叔合作，他經常勉勵我在設計上要有所追求，不止為生計，也為表達自己，像藝術家一樣創作出能表達自我的作品。因此我經常主動參加國際比賽，當中以海報設計為主。事實上，跟配合客戶的目標相似，每個比賽都有它特定的題目，我必須配合比賽的題目創作。

如果要數較受個人因素影響的設計，可能是透過比賽等機會將回憶放進去的創作。有些回憶我不想讓它只停留在記憶層次，而是希望透過創作，主要是海報設計，將這些記憶重組並展現人前，例如我曾多次將過去的照片放進海報中，甚至把當年最重要的體會變成海報，將回憶化作具體的設計，在將來成為另外一種回憶。

樂天陶社刊物《泥寧樂》(1986) | 圖：《劉小康決定設計》

最初加入成為靳叔公司一員，我們主要從事文化設計項目，如藝術節的海報設計、各種書刊設計等，但基於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商業機構開始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在設計上，加上靳叔與我逐漸意識到只有藉着商業設計，才能使設計作品的影響力跳出文化圈，推廣至普羅市民群體，使設計落實到日常生活層面，發揮真正的力量。所以我們既被動又主動地逐漸參與更多商業設計的項目。當時從美國來港的著名設計師Henry Steiner（石漢瑞）為香港各大企業提供設計服務，而土生土長的香港設計師陳幼堅，多從事娛樂文化類的商業項目，包括為當時著名歌星梅艷芳、張國榮、林子祥、羅文等設計唱碟封套及演唱會宣傳品，於是靳叔和我，就開始主力做一些比較是企業性質和不這麼富娛樂性的項目。及至1980年代中後期，商業項目取代文化項目成為公司及我個人設計專業的重心，我開始鑽研各種商業操作，探討如何才能做到出色的商業設計，尋求有別於文化設計的手法和角度。這改變無論對公司或我的設計專業都是有利的發展。

步入1990年代，香港所面對的挑戰特別多，社會環境亦因而經歷急速轉變。承接1980年代轉向從事商業設計，我們在1990年代陸續展開更大型的商業設計項目，當中包括早於1980年代已有合作的中國銀行，他們再次聘請我們執行更大型的設計項目，另外還有與金山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合作，這一合作就持續至今，其主席兼總裁羅仲榮先生，後來更成為我的好朋友，成為推廣設計事業的重要夥伴。

基於在1980年代始我參與了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設計比賽，並在當中勝出，加上過去跟隨靳叔到各地進行設計交流，在1990年代邀請我參與的交流展覽項目持續增加，後來，我甚至開始有機會主動組織交流活動。我之所以積極參與這些文化交流海報邀請展，或文化合作項目，除了是因為受到邀請，其實許多時更是因為自己不懂得、不認識這些海報邀請展的題目，或文化合作的內容，才更樂於抱着學習的心態，像人家出題目我做習作般去做。有時我甚至對題目抱持懷疑態度，嘗試去重新思考、重新定義各議題，例如以和平為題，我就重新思考甚麼是和平？和平在亞洲的意義是甚麼？再重新給這詞語下定義。這個思考過程對於設計師是頗重要的，對我而言，透過參與邀請展就不同的題目思考，正是個很好的訓練。此外，我亦透過國際交流，從別人對我們作品的批評，去重新發掘和理解香港本身的特質究竟是甚麼，故我非常樂意參與更多的討論及城市交流。

由從事設計，到推動設計的發展以回饋社會，這心態的改變絕對是受靳叔的使命感所感染。1980年代末，靳叔常鼓勵我不要在公司工作至深夜，鼓勵我利用工餘時間去教書。老闆總樂見員工為公司賣命，但靳叔卻心繫香港設計業的整體發展。所以在1980年代末，我於夜校執教了兩三年，後來又在中大藝術系任教。教學是很好的經驗，催迫我成長，因為每天回到學校，都要面對眾多學生給予我的挑戰。

劉小康信封、信紙及名片套裝(1988) | 圖：《劉小康決定設計》

後來，我為了再進一步參與推動設計業，首先是加入香港設計師協會，當時主席是靳叔（1985–1988年在任），我也願意認識更多朋友，故樂於參與其中。後來我更於1994年至1995年擔任香港設計師協會主席一職，這些公職有助我理解專業團體與社會、與政府的關係，而我亦透過認識更多從事不同專業、擁有不同背景的設計師，豐富了我對設計的理解，意識到原來無論我自己或公司的設計創作，都有更多更闊的可能。

1994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當時的香港政府布政司署撰寫了一份名為〈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HK Services: Final Report April 15,95〉的報告，當中詳細闡述了支援香港服務行業發展的重要價值及實行方法，卻並無提及設計行業的發展，故在同年較早期由特許設計師公會香港分會、香港設計師協會、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和香港室內設計協會四個專業團體，聯同香港理工大學共同成立的智囊團「設計：香港」，就此向香港政府表達不滿，並爭取香港政府對香港設計業發展的認同與支持。「設計：香港」於1995年開展了一個香港設計行業的研究計劃，並向當時的立法局議員、港府司局長級官員、傳媒和具影響力的相關人士進行遊說工作，指出香港設計業具發展潛力，如能獲政府在資源和政策上提供適當的協助，便可為香港經濟以至社會的整體發展作出貢獻，促使香港設計總會和香港設計中心最終於2001年得以成立，成為香港設計業發展的轉捩點，也對我作為香港設計界的其中一員影響深遠。

2001年香港設計中心成立後，我們開始了一系列的設計推廣活動，包括設計營商周（BODW），和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DFAAwards）等，進一步將設計經驗延續，開拓國際關係和設計視野，亦由此使我對工業設計的理解增加，對自己從事創意產業，尤其產品設計甚有幫助。2011年我受委約參與馬來西亞鑄造商皇家雪蘭莪的精品系列設計工作，正式推出首個以「五行」為題的產品設計系列。其實早在1980年代我們公司從文化轉向商業設計項目的同時，我已有從事產品設計的思考，不過由於那時我僅是公司的員工，故暫只能擱下不做。我最初的設計產品以紙品為主，後來加入用「十二生肖」為題創作家具的嘗試，但也只是以做雕塑的思維去做，及至皇家雪蘭莪的「五行」精品系列設計，我對創意產業和產品設計的概念才趨成熟（詳見「傳統決定設計」一章）。

香港設計中心的成立，加上個人經驗的累積，亦使我於國際交流項目中，由過往被動地獲邀成為參與者，變為主動發起人。多年來，我屢次與國際機構合作舉辦論壇、邀請海外設計師共同參與設計項目等，例如在2001年，我和來自吉隆坡的WilliamHarald-Wong共同成立了「亞洲設計連」（theDesignAllianceAsia）（詳見「交流決定設計」一章）。種種交流項目，都令我們有新需要或動機去做新設計。

明式繞腳椅二合一(2001) | 圖：香港康文署官網

在千禧年後，我的創作開始多線發展，如海報設計、椅子戲（詳見「外篇：椅子戲決定設計」一文）、公共雕塑等個人創作繼續進行，同時加入了書法融入設計的作品（詳見「文化決定設計」一章）和產品設計。至於公司的發展，自2003年始展開國內業務，及至2007年高少康加入，主力管理和發展深圳分公司的國內業務，在品牌設計和大型商業項目方面，也做得更多更深更廣。同時藉着國內業務的增長，也促使我反思香港如何可以在設計專業方面，與國內作出區分，達到不一樣的層次。同樣做品牌設計，我們作為香港設計師可以領導甚麼？及至雲南麗江瑞吉酒店（St.Regis）項目、香港馬灣公園的公共藝術計劃、西九文化區設計項目的經驗積累，使我慢慢對公共藝術、創意產業形成一套新的理解，並聯同藝術家陳育強和世界級平面設計師，來自荷蘭的Michelde Boer一起創立了名為「公共創意™」（PublicCreatives™）的公共空間設計概念，將所有設計藝術融為一體，進行一次過的整合規劃。

從1970年代決定做一個有文化觸覺的設計師，到1980年代跟隨靳叔工作，由文化轉移到以商業設計為重心，然後又決定從事設計教育，及至1990年代決定要有國際視野，周圍去看很多東西，千禧至今，我又嘗試新的設計模式和方法，決定參與做產業，不純粹做設計。我很清楚自己在每一階段，都有主導的慾望，這同時反映了我在不同年代做一件事的決定因素，背後都有時代的改變逼着我去思考。

改變，是無人可抵禦的巨輪。香港經歷的改變從未停止，且在相同時間內，香港比全世界很多城市有更大更急速的改變，新議題永遠不斷湧現。在時代的更迭交替中，挑戰會不停湧現，強迫你去改變。當然，你可以拒絕改變，但我選擇了迎向改變、接受改變、擁抱改變，藉改變提高能力、開拓視野，看得更遠更前，但同時不被時代的改變去改變自己，在自己身處的空間中尋找自己專業的位置，及終至現階段，積累了一點能力，反過來，希望自己可以去領導一些改變。語氣聽來大，但我的目標確實如此。改變是壓力，也是機會，是動力。

本文節選並改編自《劉小康決定設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