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曾与王纯甫书指出：“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
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败、困苦、屈辱的时候，精神和心理状态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这不仅是一个意志是否坚强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精神锻炼、修养程度的检验。普通人的烦恼、沮丧、压抑、不快、怨恨等，在阳明看来，都是精神锻炼不够造成的“动心”。
而君子在任何情况下能“无入而不自得”，就是要能够做到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动心”。这绝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尽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质与定力不同，“不动心”的境界作为主体性的成熟和内在力量的表现，是需要修养锻炼而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说，自孟子以来，儒家并没有忽视对这一种境界的追求。
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传习录》
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人投生在这个世界里如入珠宝市，有任意采取的自由，但是货色无穷，担负的力量不过百斤。有人挑去瓦砾，有人挑去钢铁，也有人挑去珠玉，这就看他们的价值意识如何。”
人的一生不在长，而在于活得是否高级，这要看生来气力如何，更要看有没有能识珠玉的眼光。
王阳明说：“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在王阳明看来，“能识珠玉的眼光”来自于“为己之心”；从“为己”，到“克己”，再到“成己”，一个人的生命质地也渐臻佳境。
此处的“为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私自利，而是深知良知本心的弥足珍贵，看得见生命成长的无限可能，故而不忍轻易自我毁弃，哪怕身处最荒芜的境地，也要为自己负责到底。
正是出于这“为己之心”，人得以跳脱出自身弱点的限制和摆布，免于受私欲之引朝着抵抗力最低的路径一路向下，于不疾而速中修炼出生命的格局。
一个人有了“为己之心”，当春风得意，也辨得清优劣高下，不至“乱花渐欲迷人眼”；当坎坷低迷，也能懂得坚守等待，终能“拨得云开见月明”。
被奉为一代圣贤的王阳明一生不乏大起大落，曾屡次科举失意的他如是总结自己与他人不同：“世人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面对人生的不如意，大多数人只看得到外在境遇的局限而始终受制于外因，难以跳出眼前的成败得失，目标缺失导致的短视致使他们饱受悔恨懊恼之苦。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心中存放着更瑰丽壮阔的景致，因而能反求诸己，逢顺境不喜，遇逆境不悲，心平气和地将生命中的一切际遇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养分。
王阳明曾打过一个冶金的比方：“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钳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矣。”
冶炼金属时，烈焰煅烧、钳锤打击的过程看似严酷不堪；然而当精炼后的金属最终被制成精美的器具，方知每一分火力和煅炼都不曾白费。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曾用三句词比喻古今之成大事者必经的三重境界，正能对应王阳明从“为己”、“克己”到“成己”。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人需有“为己之心”，方能不惧风寒路远，于孤独中求索前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因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对所受之苦心甘情愿、食寝俱忘。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经过“克己”工夫，得以剥落斑驳，自性光明自然显露，“成己”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二程亦云：“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这是对孟子、庄子皆有所继承。阳明与王纯甫书虽在正德七年，事实上这也是他后来经宁藩之变与张许之难“得力”之处所在。
站在这个立场上，人生的变故正是考验和锻炼这种境界的机会，“外面是非毁誉，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动其心，便将流于日劳心拙而不自知矣”。
阳明还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
阳明曾说，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以上所引几封答人书皆作于居越以后，是阳明自己“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的经验之谈。
只有真正了解阳明正德末年经历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对的严峻的生存考验，我们才能了解“良知”的学说对阳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纯粹伦理的意义，而涵有生存意义上的智慧与力量。
擒濠之后的阳明，他的盖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肯定与奖励，反而遭到内官在君前的恶毒诋毁，在“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等被罗织的六大罪名之下，阳明处于“君疑”的处境，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险恶的人生处境。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艰险处境，阳明所以能处变不惊，历险而夷，是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精神性的成熟稳定不可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师自谓良知二字自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多少积累在，但恐学者见太容易，不肯实致其良知，反把黄金作顽铁用耳。先师在留都时，曾有人传谤书，见之不觉心动，移时始化，因谓终是名根消煞未尽。譬之浊水澄清，终有浊在。余尝请问平藩事，先师云，在当时只合如此作，觉来尚有微动于气所在，使今日处之更自不同”。
王畿这个记述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他明确指明良知说的生存意义，即良知作为不动于心、不动于气的本然状态的意义。阳明正是在那样险恶的情境下“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毁誉荣辱之来不以稍动其心”，由于他以高度稳定、平静、沉着的态度泰然处之，即处危不动、处急不惊、处变不乱，最终摆脱了危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只有从这里才能理解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万死一生”中体悟得来的说法。在经历了江西之变以后，他终于确信，良知说不仅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至善，而且依赖它，人可以真正达到他向往已久的“不动心”的境界。
后来他在答黄绾论良知书中也说：“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收敛得，愤怒嗜欲正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
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工夫节次
——《传习录》
一直都很欣赏这样一种人：不管是怒火中烧，还是诱惑难当，都能稳重自持、不乱方寸，将负面的情绪和贪欲化解于谈笑之间。
这便是王阳明所说的：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
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无论顺境逆境，无论是悲是喜，言语行动都能拿捏好分寸，而不是任由情绪意气牵着走，图一时痛快。
王阳明在京城的时候，曾与一位名叫王纯甫的友人往来甚密，两人经常一起谈天交流，阳明经常给予王纯甫真诚的指引和建议。
后来自从京城一别后，王纯甫对阳明的心学产生怀疑，甚至四处诽谤和诋毁阳明。
阳明的弟子得知后愤愤不平，忍不住写信将此事告诉阳明。
谁知阳明反倒回信劝慰弟子，如果斤斤计较于王纯甫的所作所为，只会让自身陷入无意义的愤怒和怨恨中。
不仅处境不会变好，心胸也会越来越狭隘，倒不如借此机会反省自身，反而可以成为进德修业的资粮。
同样经历不利的情境，有的人冲动冒失，心急火燎地采取行动，反而深陷其中，让事情变得更糟。
有的人只是遵循良知，行当行之事，最终在这段经历中以百倍的速度获得成熟。
所以，衡量一个人是否强大，不只要看他是否拥有“进”的勇敢，也要看他是否耐得住“退”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