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深處，藏着怎樣的香港？

上周，熱播劇集《繁花》迎來大結局，該劇自開拍以來話題度一路高升。以香港導演身份為大眾熟知的王家衛，在此片中充分地展現了其對原鄉上海的情意結。上海與香港，兩個崛起於近代中國的重要都市，彼此之間一直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圖 | 電視劇《繁花》劇照

1930年代後期以降，由於幾次由滬至港的重要的人口流動與文化滲入，香港在潛移默化中「上海化」的過程幾乎從未間斷。由經濟文化領域到社會生活，具體到城市景觀中，大大小小的商戶與食肆，不少都打上了上海的烙印。如此就不難理解，香港關於自身的文化記憶，有相當部分是「上海性」的。如李歐梵所言：「事實上，你能發覺香港對老上海懷着越來越強烈的鄉愁，並在很大程度上由大眾傳媒使之鞏固（使之不遺忘）。」

由此可見，香港人的上海懷舊，成為成分複雜的「精神還鄉」，而對自我身份的困擾與對上海的致敬，也因此而模糊了界線。這種文化觀望是情意結式的，導致的直接結果，是香港為上海持續不斷地生產後者進行文化認同所需要的鏡像。而饒有意味的是，這些鏡像的品質往往比上海的自身所見更為直觀與清晰。

圖 | 電視劇《繁花》劇中截圖

在這其中，最為具有影響力的，莫過於香港電影界近年來對老上海濃墨重彩的書寫。

以影像的方式模擬鏡像，說服力毋庸多言。2000年香港導演王家衛的一部《花樣年華》，敍述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故事。然而存留於人們記憶的，卻全然是一幅物化的上海圖景：喋喋不休的上海話，令人眼花繚亂的旗袍，收音機裡播放着周璇的老歌不絕於耳。除卻香港的時代背景的外殼，全然是一則關於上海的浮世寓言。香港敍事成了一個空洞的能指，上海則具像為導演毫無掩飾的醉翁之意。如果說，原籍上海的王家衛，如此表達尚存在血脈與地緣上的親近感。那麼，香港土生土長的關錦鵬，則全然以一個文化他者的立場投入於對老上海的認同。

圖 | 電影《花樣年華》劇照

電影《胭脂扣》（1988）由外至內地明確表達了「緬懷」主題。1980年代的現代香港夫婦與1930年代的女鬼發生時空層面的互涉。女鬼的形象指代了消逝於歷史的文化魅影。她的復現提供給現時一個審視與尋找自我身份的機遇。導演在處理兩個時代的影像風格時，刻意地誇張了奢華與樸素的反差，使得其中的對話性呈現出一種撲朔的起伏與不確定感。

圖 | 電影《胭脂扣》劇照

關錦鵬陸續拍就三部以舊上海為背景的影片，有人戲稱為「上海三部曲」。關否認了其中所隱含的系列性聯繫，稱只是無意為之。然而，其一再地以香港文化人的身份表達了對（老）上海的敬意，卻深可玩味。《阮玲玉》（1992）以後設的方式記錄了一個香港的女演員Maggie如何在當下塑造上海昔日紅星的全過程，其中包括了一些經典鏡頭的重新演繹，以戲仿的方式將新舊並置，非常直接地呈現了兩者之間的鏡像關係。

圖 | 電影《阮玲玉》劇照

而在《紅玫瑰與白玫瑰》（1994）中，影片以大量的長鏡描摹作品場景之餘，忠實地將張愛玲的文字投射於銀幕。「忠實」的背面表現出的一種審慎的文化心態，即對老上海內蘊的可遇不可得。《長恨歌》（2005）則自覺地通過改編將香港作為敍述元素納入，香港成為了「逃脫」與「末路」意象的交疊，成為澹定的上海大背景中不安且混沌的外來者。

圖 | 電影《紅玫瑰與白玫瑰》劇照

我們可以發覺關錦鵬對上海敍事悄然發生的態度轉變——從邊緣化的、抽離的客觀立場轉向一種相對投入的境界。關錦鵬在其電影筆記中講述心得：「關於老上海風格的描繪，不應僅停留在物質層次上的複製，而應屬精華本質的視覺美學呈現。這一切都需要由曾經與它一起長大的人之視野及想像去完成。」

我們可以推論的是，關此時已將自己對於「老上海風格」的出色把握，歸功於一種「類上海人」的觀點與想像。關奇妙的文化認同感一方面無疑建基於「上海故事」為其帶來的藝術成功體驗，而亦從側面印證「香港製造」的「上海鏡像」其公信力與受接納程度遠超乎人們的想像。

1980年代末以降，上海進入了高速的都市重建時期。香港人在為老上海「自為鏡像」的同時，卻意外地在浦東的天空線上看到了自己城市的輪廓。這是十分微妙的事實，亦決定了香港人對於新上海的曖昧心態。李歐梵指出，新上海的城市景觀看上去就是鏡像的鏡像——對香港的現代與後現代複製，而香港長期以來一直以老上海為藍本。

圖 | 電視劇《繁花》劇照

新老上海在時空層面的阻隔因為香港的存在以反射與再反射的方式不期然地實現了連接。上海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桎梏，在十幾年的恢復性建設後，顯示出傲人的發展態勢。而香港在經歷了金融風暴等動蕩之後，正處於由衰退到復蘇艱難的經濟轉型期。新上海的崛起對香港而言，成為「老上海」在歷史層面之外的另一種「補足性」情緒。

《繁華落盡見真淳：王安憶城市小說書寫研究》

作者：葛亮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出版時間：2021年1月

本書以王安憶小說中的城市意蘊為研究重心，並以文化、歷史、社會學等方面的論述作為理論參照，依歷時維度，意圖通過較為詳細的分析對作家的城市書寫進行多方位的考察。上海作為中國最具現代性的城市，其本身的文化典型性決定與其相關的小說作品在中國城市文學譜系中所具有的代表性。王安憶作為上海書寫的集大成者，其小說作品無疑涵蓋了這座城市的主要文化層面。本書希望將作者的小說置放於當代城市文學的整體脈絡中進行觀照，進一步了解這一文學系統的價值與意義。

（圖文轉載並改編自香港中華書局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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