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五四百年：簡談中國的兩個「新文化」》之二
金耀基，著名社會學、政治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及西泠印社社員。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及新亞書院前院長、中大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
（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突出的一面是批判、反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無疑地，中國傳統文化確是受到史無前有的衝擊，但是，真正受到衝擊的是當時稱尊的「經學文化」，因為經學文化是二千年來中國的主導文化，自漢武帝獨導儒學，罷黜百家，儒學成為了國家獨尊的「經學」，先秦百家爭鳴的「子學時代」已轉變為「經學時代」（馮友蘭語）。儒家的典籍（四書、五經）是漢之後歷代的大學（太學、國子監）教育與隋之後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自漢至清，皇權（帝國體系）與儒學結合，成為中國的政、教（育）合一，故漢之後的儒學（經學）已非先秦儒學，而是與帝制結合的「制度化儒學」，它與帝國的君主制是不能分開的（根本地表現在「三綱」思想）。此所以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信奉「民主」與「科學」的五四新知識份子要以反儒學作為反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力了。應該指出者，儒學的光環到了清末葉，已隨清政府的衰敗日漸褪色，而西學西藝則日漸受到重視，1900年義和團之亂後，連名重當時的儒臣張之洞也有了「舊學的體、新學為用」（即「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主張，並於1905年與袁世凱聯奏，且為清廷接納頒佈「廢科舉、設學校」的詔書。1911年辛亥革命，清亡、民國誕生，翌年蔡元培任中華民國的教育總長，發佈〈大學令〉，一方面為大學引進以科學為核心的西學西藝，一方面則取消了「忠君、尊孔」的「經學科」。從中國學術教育史來看，蔡元培的〈大學令〉絕對是旋乾轉坤的大舉措，它可說結束了二千年的「經學時代」，開啟了中國科學的新紀元，所以，五四倡導的「科學」的思想在二十世紀初以來就已經是思想界的一個強音了。
傅抱石 屈原圖 設色紙本橫幅62.2 x 109.3 cm 近現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Ⅱ）講「五四」，我們當然會講到1919年，但講五四新文化運動，則不能不注意到，五四基本上是一場思想革命，而這場思想革命在五四之前三十年就已進行了。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五四之前，中國已有123間新式的學校，這些高等院校，都是新思想教育傳播的地方，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都是北大教授，大學之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地是很不足奇的。如果就倡導「科學」思想這一層來說，則不能不注意到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界出現的多個「科學社群」，其中最主要的是1914年成立的「中國科學社」，主事者有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等，參與的特別社員有蔡元培、馬君武等，名譽社員有張謇和美國的發明家愛迪生等，科學社群的活動是頗為活躍的，自1900年到1919年五四前，共有一百多種的科技期刊創刊，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國科學社的《科學月刊》，這批科學社群在倡導科學與科學實踐上都扮演了科學知識的創造與傳播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陳獨秀等主流派學者的言論基調，始終是自覺地以科學的姿態來批判、解構中國的舊制度、舊習俗、舊信仰，也以科學的姿態建構科學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汪暉很有意思的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作為「科學話語共同體」。他說：「我把以《科學》月刊和《新青年》為代表的相互交叉的兩個群體稱之為『科學話語共同體』，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共同創造了一種新的關於『人和世界的知識』。」（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1209）。
科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自民初蔡元培頒佈的〈大學令〉起在大學殿堂中，已經取代了「經學」地位。其後經科學社群的鼓吹倡導，特別在新文化運動中得到大力的張揚推動，科學不只在知識份子，也在社會一般人群眼中享有了特有的知識權威性。胡適在1923年11月說：「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之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無疑地，科學在中國出現過「科學萬能」的迷信，也出現過「唯科學知識是知識」的「科學主義」，但是，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固有它的有限性，畢竟是我們理解和肆應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的最可依靠的知識。事實上，沒有科學，我們進不了現代；沒有科學，我們不可能有工業化，不可能從農業文明進入現代的工業文明。今天，我們的衣、食、住、行、育、樂無不與科學（科技）有關，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1900年是29歲，今天則已75歲之上，基本上這是拜科學之賜，當然我們知道，科學也給人類帶來災難性問題，人類從未像今日一樣面臨着核彈毀滅的危脅。但無論如何，科學將與人類命運不分，人類將與科學在不斷反思中同步前行。
潘天壽 梅雨初晴 設色紙本 107 x 107.2 cm 1955 中國美術館藏
（Ⅲ）楊振寧教授說，1900年，中國無一人懂微積分，但到了三十年代，在抗日戰爭中的西南聯大，他學得的物理數學的知識與在歐美一流大學中已無距離，這固然是楊教授個人的科學稟賦，但亦反映了當時中國一流大學科學教育的水平。誠然，科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與中國的大學的發展共在同步的。中國之大學「乃直取歐洲大學之制而模倣之，並不自古之太學演化而成也」（蔡元培語），中國的大學一開始就以科學為教研的核心，時至今日，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的課程，科學（以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為主心）已佔80%或以上，社會學家柏森斯（T. Parsons）認為大學的知識結構已是一「認知性的知識叢」（Cognitive Complex），加州柏克萊大學校長寇爾（C. Kerr）更指大學是「知識工業」（knowledge industry）的重地，此於西方的大學如此，中國的大學亦如此，大學是最具世界性與全球性的，講到底，這是因為大學的核心是科學，而科學是普世性的。
回眸百年五四，賽先生（Science）的命運比德先生（Democracy）好得多，但一百年來，賽先生與大學也歷經戰禍動亂之坎坷，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學更遭到存亡續絕之危機。1978年的改革開放，大學才得重上現代化的正軌，展現了大發展的契機與格局，今天中國大陸已有近2000間的不同形類的大學，其中有的是老大學煥發新貌的一流學府。今日中華大地，大陸、台灣、港澳，大學林立，不少在世界約25000間大學中已位居300、200，甚或百間之列，這可以說是亞洲升起，中國升起的大風景中閃閃亮點。著名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在他一本講文明興衰與競賽的書中說：「自1995年以來，中國（大陸）發明家獲得的新專利數量已成長為原來的29倍，這是東方崛起的一項表徵」。又說：「西方衰退而東方崛起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教育。」（N. Ferguson, Civilization : The West and the RestPenguin, Press, 2011；中譯本，《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台北：聯經，2012，頁395）。
科學當然不僅是指發明家的新專利權，今日中國在科學（科技）的實踐上有的部分已達國際先進水平。衛星、人工智能、5G、高鐵、深海探索等都已居世界的前沿。講到底，科學也是一種思維、行事的方式，是一種人生的態度，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一句話，科學是一種「求真」的文化，即科學文化。百年來，「科學文化」已在中國落地生根。
王雪濤 葡萄蟲 設色紙本 軸 103.5 x 32 cm 194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
(摘自《美術家》2019年春季號（復刊號），頁12-14，金耀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