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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命歧途》是我關於「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研究的第三本專著（前兩本為2014年的《香港政改觀察》和2018年的《後佔中治港》，均在香港出版），在這個修例風波後遺症與新冠疫情交疊下的特殊時刻在香港面世。我只有一個心願：為香港「一國兩制」經歷的這一場極端運動挑戰做一種可稱為「理論深描」的工作，為香港、國家乃至於世界理解這一場運動提供客觀視角與冷靜分析。在這個一旦涉及任何「中國」因素就會本能反應、立場站隊以及輿論與學術混戰的時代，耐心坐下來思考論道是一種奢望，但卻可能是解脫執迷、去惡存善的唯一法門。本書因此不僅僅是一種社會運動的學術診斷，也是一種社會再啟蒙與理性重建的導引與倡議。
修例風波的巨變
這場運動就其關於修例的直接爭議而言，早已在2019年9月政府撤回之後結束，但這場運動提出的更根本的政治議程仍在持續。這一政治議程也並非「五大訴求」的表面目標，那些目標的牽扯組合既有為運動「續命」的技術性考量，也有為香港長期「奪權」路線圖的政治掩護謀略。在運動提出的「五大訴求」刺激與掩護之下，香港反對派以「場外黑暴，場內選舉」方式進行的多步驟選舉奪權與完全自治才是香港民主運動真正的共識與目標。
本書的主要立意即在於從國際、中國内地及香港本地的多重視角展現這一場運動的來龍去脈，給出香港社會合理反思與行動的可行框架及路徑。香港唯有自省與自救，才能充分證明自身的自治能力，也才能與國家權力一起構築成維護自身安全、法治、自由與發展利益的堅固制度基礎。
香港在2019—2020之際的觀念與秩序巨變出乎所有人的預料。香港修例風波起源於一起普通的跨境涉台刑事案件，特首從公務員職業主義的角度啟動了法律修例工作。在這個修例設計中，中國內地被設定為與世界上其他司法管轄權相平行的逃犯移交合作對象。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其刑事司法可與外部建立相對獨立的協定或非協定合作關係，基本法亦允許特區政府行使這一自治性權力。然而，在2019年的香港激蕩出了前所未有的「社運風暴」，並不是「完美風暴」，而是持續性、破壞性的「黑暴運動」。這場風暴決定性破壞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共識與「愛國者治港」的政治穩定性預期，引發了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獨的青年本土主義的全面登場，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內在平衡與遊戲規則的式微。
隨著「黑暴運動」在香港民主派內部掃蕩「和平抗爭路線」的殘雲，以及在與特區政府及愛國建制派的政治對抗中使用極端暴力甚至恐怖主義手段，香港基本法秩序遭到踐踏，香港民主遊戲規則遭到篡改，香港建立在理性與法治基礎上的現代社會形象與國際聲譽遭到嚴重削弱。「沉默的大多數」選擇容忍甚至同情暴力，與黑暴力量宣示的鬥爭目標之間存在著或強或弱的共鳴，這是香港社會教育和文化生態的特定結果，也因此理性的民意拐點一直未能真正到來。這些「大多數」對暴力恐懼，對暴力可能帶來的福利甚至自治空間的無限增長抱持機會主義和搭便車的心態，讓自身的理性、良知及對香港法治的共同責任化為烏有。黑暴派的殘酷與普通市民的自私軟弱，為香港秩序的激變埋下禍根，需要背負共同但有區分的責任。
社運發展：普選是「假天使」
黑暴的青年身影，與普通市民在暗角裏的同情支持，固然有外部勢力干預操縱的刺激放大效應，但一切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香港秩序激變的內因必須聚焦。香港民主文化與運動方式的激進化主要是最近十年來的變異。1997—2012年之間，香港的民主運動以「民主回歸論」為共識，主要運動方法是合法的遊行示威和議會內部的制衡抗爭，建制派與泛民主派尚能夠和平共處，雖在不同陣營，但彼此仍能在基本法秩序內合法合理鬥爭、博弈甚至合作。那還是精英理性主導及君子之交相與的時代。2012年以來的香港民主運動出現了明顯的「違法性突變」，這是香港民主基因的嚴重變異。為這種違法性開脫的是一種被稱為「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政治理論，以及在香港本地演繹成的「違法達義」的運動倫理。這一抗命範式設定了一個「天使般」的政治目標，即普選。
抗命的「假天使」在佔中運動時尚顧及非暴力的外來教條，仍有著模範外國理論、照著食譜做布丁的生澀笨拙，但佔中之後帶來的政改失敗挫折感及面對國家依法治港與融合發展帶來的「國家主義恐懼」，導致香港青年本土派迅速拋棄公民抗命的原有教條，打破非暴力原則，追求勇武路線和時代革命。2016年初「旺角暴亂」開啟暴力社運先河，2019年的修例風波則將黑暴邏輯演繹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中美新冷戰與香港
2019修例風波暴露了抗命「假天使」的歧途景象，也呈現了黑暴真魔鬼的兇殘與破壞性。香港承平日久，在「借來的時光」中繁榮穩定，在現代化的諸多指標上名列世界前茅，在「亞洲四小龍」的階段性輝煌中沉澱本土認同與優越感。但香港人未必真正理解這一切的歷史來源和制度根基，未必理解「一國兩制」與內地大市場對香港的根本重要性，更難以理解中美新冷戰與中式全球化的風險與機遇。長期形成的以平台為能力、以西方為絕對靠山、以國家為嚴格防禦對象、以本土為單一認同根基的香港身份政治與社會運動，在2019年終於走上了背離「一國兩制」底線與前提的下行之路。
如果被黑暴運動的「違法達義」帶入一種極限對抗國家的顛覆性政治狀態，以一種「攬炒主義」的反現代與反全球化精神自為，則所謂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無異於自己親自證偽自治能力以及將香港從21世紀全球化版圖中自行抹去。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香港修例風波帶來的真實性威脅。在疫情蔓延，中美加速脫鉤，以及新冷戰風險不斷上升的21世紀第三個十年裏，香港比任何其他時刻都更需要珍惜「一國兩制」，都更需要國家的信任與支援，也更需要在國家面臨挑戰和壓力時展現「愛國」的認同與能力，就像香港在歷史上曾經多次展現的與內地革命和建設過程的良性互動一樣。
香港是一本複雜的書，香港修例風波是這本書最難讀懂的一章。撇開具體的事件與理論分析，我忽然想起了明朝大儒王陽明先生的「四句教」中的善惡辯證法，這是其窮究一生的「心學」精髓：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人性本無善惡，善惡在於一念之間，在於教化與知行合一。公民抗命或有一絲善念，但其政治上不審慎的誤用、濫用及被利用也是一念之間，所謂「意之動」。誠有此意，以書會友，以書怡情，以書說理，以書明道，並在這一條知識與責任之路上繼續覓尋友道，砥礪思想，致力於我們的時代與我們的世界之「為善去惡」！
2020年4月22日於北航寓所
本文節錄並改編自田飛龍〈寫在新著《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出版之際〉。
《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兩制激變》
作者：田飛龍
出版社：新民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4月
ISBN：9789623360166
本書簡介
依據憲法學和政治學原理，條分縷析地批駁「佔中」、修例風波中出現的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種種謬說，剖析有關特區政府自治緊急權、反蒙面法和高院裁決的各種爭議，正本清源，激濁揚清，從法理上糾正坊間流行的錯誤認識。
本書把修例風波置放於一個宏大的特定時間、空間節點來考察，從香港社會固有的深層次矛盾說起，談到「一國兩制」新憲制秩序下的尷尬局面，從香港本土主義的嬗變談到港獨蔓延中的台灣因素，從中美間政治、經貿較量談到大國關係夾縫中生存的香港，把觀察香港問題的視角提升到一個必要的新高度。
作者簡介
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2012），香港大學法律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
主要研究方向為憲法與政治理論、行政程序法、港澳基本法、全球治理與憲制。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覆議委員會專家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國法學會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北京黨內法規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台港澳交流促進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台灣法律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駐站研究員、人民日報海外網智庫特聘專家、香港「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副秘書長以及澳門濠江法律學社理事。譯有《聯邦制導論》、《美國革命的憲法觀》等10部。著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觀察》、《政治憲法的中國之道》、《後佔中治港：法理與政治》等5部。「政治憲法學」流派青年學術代表、政府諮詢專家和公共專欄作家，具有較高的學術與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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