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網絡
8月26日，深圳經濟特區迎來了建立40周年。40年來，深圳因改革開放而生、因改革開放而興、因改革開放而強。從昔日落後的邊陲農業縣，到今日世界著名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之一。
40年前，建立經濟特區是從未有過的創舉。而這個創舉要從1961年說起……
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決肚子要吃飯的問題」，1961年，以李富林為首的寶安縣委，向廣東省委要政策，提出了開放香港沿邊十四個公社的要求；1978 年，以方苞為首的寶安縣委再次向廣東省委提出開放沿邊十四個公社和一系列的對港開放政策，得到了習仲勳等領導的支持，並發展為外貿出口基地。實際上，即使在辦特區之前，在深圳（寶安縣）也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正是深圳經濟特區最原始的胚胎。
1979年4月，習仲勳、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帶著群眾的願望去北京向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提出給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實行特殊經濟政策，以穩定人心，發展經濟，解決外逃等問題。此時，可以說即使是鄧小平本人，包括鄧的改革開放戰略的直接實施者谷牧等人，對於改革開放怎麼搞？先從哪裏搞？認識也是有限的。正是這些來自基層的群體智慧，豐富並昇華了鄧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鄧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辦特區，先搞一塊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然後「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
《大逃港》的作者陳秉安先生，以記者的身份，在二十多年裏，一個一個跟蹤尋訪大逃港的親歷者，從當時的地方要員到普通百姓，從立功受獎者到因罪受罰者，從逃港後發家致富者到終生窮困潦倒者，真實記錄了從1950年到1979年間發生在深圳河邊歷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事件，再現了內地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在大變局前夜的這段歷史。此書入選夜書房「深圳40年40本書」。
以下圖文摘自《大逃港》
1979年3月6日，當文件正式下達到深圳各基層時，整個深圳河邊都沸騰了！
此後，全深圳市很快掀起了一個面向香港，抓活經濟的熱潮。到處種蔬菜、挖魚塘⋯⋯只用了兩年時間，全市就挖了7萬畝魚塘，改種7萬畝蔬菜田。大量的蔬菜、魚鮮運往香港，深圳人民的生活很快富裕起來。
圖 | 20世紀50年代香港明信片上呈現出的深港海關，河上搭起的棚下是兩地交界處。
當時橫崗鎮有個姓鍾的農婦，兩個兒子都外逃到香港打工了。「13條」新政策一來，姓鍾的女人又要磨豆腐、又要養豬、養雞，一個人搞不過來了，就寫信給逃港的兒子說：「你們還是回來吧，兩邊掙的都差不多了。」結果兩個兒子都從香港回來了。一家人養了一萬多隻雞，掙的比在香港打工的還多。
而記錄深圳歷史的檔案則顯示，最早進入深圳投資辦廠，「試水」中國改革開放的那批人，不少便是在香港發了財的當年的逃港者。
圖 | 逃港路線圖
隨著港商過河，三來一補工廠也辦起來了，南下打工的外省人也一天天多起來。建工廠啊，建出租房啊，地皮越來越金貴了。當年逃港的家屬們寫信給丈夫說：「你們要再不回來，就分不到地皮了！」
一些村幹部逗樂說：「當年困難的時候，你們往外跑，現在好了，你們又跑回來要分地皮了！」
「過去的事就別計較了吧，」當年逃港的人說，「誰能想得到呢？我們在香港賺的錢，全拿來村裏，人和錢都回來，還是讓我們做村裏人，行不行？」
人們的眼光特別注意到離香港最近，歷史上人跑得多的兩個地方，一個是漁農村生產隊。這裏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自從來了「13條」後，再沒有一個人外逃。另一個地方是前面說過的沙頭角鎮。就是這個隨便跨一步就可以過香港去的地方，也沒有人願跑了。幾戶跑過去的家庭，後來也攜老帶幼地又回來了。
圖 | 寶安縣人民加入人民公社
圖 | 修水利
跑與不跑，邊境線上的羅芳村看得最清楚。一開始，羅芳村村支書陳天樂還有點擔心，「13條」後過境自由了，會不會有人過去就不回來了呢？
為此陳天樂準備了一個小筆記本，專門登記每日清晨去河南岸耕作、賣菜的農民的名字，看每次去的人是不是都回來了。每當夕陽西下，暮靄開始降落到深圳河兩岸的原野上時，他就會緊張地站到檢查口邊，等待村民從香港歸來。每過來一個，就在名字上打個「√」。採訪的時候，他告訴我，那時候，他天天都在祈禱不要發生不回來的事，不然，又會出現像1957年、1962年那樣的情況，剛剛打開的「門」又得關上。
圖 | 1979年某日，寶安縣蛇口公社的知識青年歐陽東帶兒子在沙灘上玩。兒子看見一逃港回來的鄉親正吸「益力多」，饞羨不已。歐陽東帶走了孩子，決計逃港。他說：「我要讓我的孩子也吸上益力多！」一個月後，歐陽東成功從深圳灣泅水逃到香港。圖為歐陽東的孩子（右）在沙灘上。
可是，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這回「開放」是真的：政策站住腳了。幾乎每位早晨過河去的農民晚上都滿面堆笑、大包小袋地歸來，每個名字上都是一隻大紅「√」。
後來，陳天樂便不再天天登記，再後來，筆記本就成了小兒子的演算草紙了⋯⋯
為了保住這得來不易的成果，寶安縣人民不分晝夜，繼續思索著⋯⋯
1979年2月，寶安縣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參加者除縣委成員外，還包括各公社的幹部。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有群眾提出了「特區」二字。
在討論到各公社如何搞活經濟，利用香港建設寶安時，邊沿公社提出要「劃分經濟區域」，還有人提出蛇口「可以劃為特區，專搞加工、補償貿易」。
這是筆者發現的基層群眾最早提出辦特區的文字記錄。
圖 | 1979年2月13日寶安縣委常委擴大會議簡報（第十四期）第一次出現「特區」二字。
「好哇！」情況上報到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那裏，他一拍桌子，「經濟上來了，老百姓的熱情上來了！」
1979 年4 月，當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時，滿懷信心的習仲勳決心到北京去，向中央和鄧小平彙報。
1979 年4 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仲勳和王全國等人在會上提出了讓廣東先行一步的問題，並要求劃出一些地方來，搞特殊政策，辦出口加工區。
鄧小平和華國鋒等對於廣東的要求十分支持。習仲勳特意到鄧小平家中，彙報廣東省委要求劃一塊地方搞「特殊政策」時，鄧小平對這位當年的陝甘寧特區政府主席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鄧小平又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80 年8 月26 日，在葉劍英主持召開的五屆人大會議上，正式宣告了深圳經濟特區的誕生。
廣東省委任命吳南生擔任了創辦經濟特區後的第一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從此，深圳市（寶安縣）變成了深圳經濟特區，擔負起為中國改革開放探路的歷史重任！
一個寶安縣的新的紀元，一個中國的新的紀元，從此開始了！
本文轉載並改編自香港中和出版微信公眾號
《大逃港（增訂本）》
作者：陳秉安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
出版日期：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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