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學中文出身，年輕時對文學曾經如癡如醉，但是我從未敢有過作家夢。讀大學中文系，我給自己選定的方向是搞文學批評，而對文學創作，我是敬而遠之的。雖然，終日沉浸其中，也總會有嘗試的欲望，我曾試寫過詩歌和小說，但終究是很難進入興奮狀態，找不到創作的快感。1991年我到解體前的蘇聯訪問三周，回來後寫了兩篇純紀實性的報告文學，覺得較為得心應手。從那時起，我的所有「文學類」的作品，都是非虛構的。
幾十年來，我置身在文化圈裏，周圍可以紀實的東西很多。編輯出版工作，就是和作家、學者、文化人打交道，只要你用心觀察，留心記憶，生活素材每日每時都在積累。可惜因為本職工作太忙，基本是無暇寫作，所以我一直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而拿不出幾篇像樣的作品。直到2014年退休之後，我才真正開始有意識地寫些自己想寫的文章。
當然都是非虛構作品。多年來留在日記裏和默記在心裏的故事足夠多了。很多故事主人公都是名家，甚至大師。寫他們，開始我曾有幾分顧慮，因為很容易被人視為「謬托知己」，畢竟，我不是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與他們交往，而與他們大多只是工作關係，真是萬萬不該借他人以自重。但是我又覺得，我對這些名家大師的觀察和思考，可能也有些獨到之處：材料多是第一手的，或是帶有我的個人視角，或是涉及一些有趣味且有意義的故事。這些故事連同我的思考如果留給讀者，或許本身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史料價值。這對於讀者了解、學者研究這些當代文化人，無疑是有益的。於是我決定要寫。
我和一些文化人交往的故事，於我是回憶，於他們則是人生傳記的片段。這種記述，客觀求實是第一原則，不矯飾，不誇張，不臆想，不編造，方可稱之為「非虛構」。近年來，不少國內出版的口述史和回憶錄遭人詬病，都是因為達不到嚴格的「非虛構」標準。古人雲，「信而有征，故怨遠於其身」。這就是說寫文章，不論是談理論還是記述史實，都必須「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我希望自己所寫的人和事，包括細節都是正確無誤的，因而在動筆之前，我對許多史實盡可能做了核對，成稿之後，又主動徵求當事人的意見，為的是盡可能減少錯訛。儘管如此，受個人角度和認識能力的局限，我的個人觀察未必全面和準確，但這屬於見仁見智的範圍，非我的努力所能改變。
當然，我接觸的文化人成百上千，寫哪些人，我是有選擇的。不夠熟悉的不能寫，但足夠熟悉的也未必寫。我希望自己的文章有一點與眾不同，特別是在寫人的思想和性格方面。那些已經被別人寫得太多，而我很難寫出新意的人，我便放棄。而那些雖然熟悉但是難以把握其思想性格或難以評說其學術、藝術特點的人，我也不敢輕易動筆寫。還有一種，就是雖有個人成就，但是在人格上有缺陷或者缺乏魅力的，我也不寫。我記得老作家王鼎鈞先生在美國一次作家聚會上勉勵青年傳記作家：「做值得寫的人，寫值得做的人。」我以此語自勉，雖然自己或許不能成為「值得寫的人」，但是我所寫的，的確大多是「值得做的人」。這些人在人格上自有其魅力，令我們和後世的讀者景仰和推崇。在本書中，我所寫的周有光、韋君宜、楊絳、屠岸、馬識途、王鼎鈞、藍真、蕭滋、吳敬璉、傅高義先生等等，莫不如此。儘管其中有的人，社會輿論或有爭議，但這恰恰是普通讀者對於他們缺乏了解所致。例如楊振寧先生和李敖先生，他們本來都是「大寫的人」，值得我們的社會和民眾尊敬，然而時下有些並不真正了解他們的人，卻對他們頗多妄言。在此，我以親身觀察和直接感受，談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一得之見，以期讀者借此明察是非。
不過，說是寫「值得做的人」，也偶有例外。例如《戚本禹和他的<評李秀成>》一文，寫的是我幫助戚本禹出書的故事。戚本禹當年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曾是攪得天地翻覆的人物。他指揮下釀成的冤假錯案和慘案不計其數，故可謂罪行累累。1968年，他被關進監獄，後被判刑18年，直到80年代中後期才獲得釋放。此人原本是歷史學者，出獄後重操舊業，以「戚文」為筆名寫過多種歷史讀物，在內地公開出版。但是他的心病有兩個，一是他曾經獲得毛澤東賞識的成名作《評李秀成自述》一直無人再版；二是他無論出版什麼，都不能使用「戚本禹」的本名。他曾向我求助。我覺得《評李秀成自述》，儘管觀點上帶著左傾意識形態的烙印，但是作者畢竟代表當時正常史學討論中一家之見，而戚本禹寫作此文時，不過是一個參與史學研究的小人物，他寫的只是普通的學術論文，而不是政治大批判文章。至於論文發表後被人作為政治工具利用，掀起「揪叛徒」的批判運動，那是另一回事，不能歸罪於作者的學術觀點。於今看來，無論如何，《評李秀成自述》的出現，代表著一個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潮，它的存在，對我們研究當代中國學術史和思想史，具有不可多得的參考價值。客觀地說，戚本禹關於李秀成的評論，曾對當代學術思潮發生重要影響，他的觀點無論在今天看來是否正確，都不該被遮蔽。戚本禹在今天也應該有重申己見的機會。於是，我幫助戚本禹聯繫了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使《評李秀成》一書得以署名「戚本禹著」公開出版。
讀過我這篇文章的人，曾有人懷疑我是否為極左思潮辯護。其實，就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我的一段話已經把自己的態度表達清楚了：
「如果有人問我，你幫助戚本禹出書，是因為支持他的觀點嗎？對此我要聲明，戚本禹在政治上拒絕反思「文革」，始終堅持極左的觀念，我是絕不認同的。但在學術方面，我希望自己對任何人都不抱偏見。出版是天下公器，出版社是公共平台，只要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文化價值，不論它的作者屬於什麼流派，不論他的傾向如何，不論我是否贊同他的意見，只要他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我都會尊重他出版的權利，當然，對戚本禹也不例外。」
這種包容不同觀點的態度，體現著我一貫的編輯理念。包容，意味著對於不同派別的學術成果一視同仁地給予尊重。我們知道，兩種相左的意見，很可能分別從兩個極端代表著兩種深刻。這種深刻的討論和交流顯然有益於人們對於真理的認知。而一旦缺少包容，則可能使我們的思維誤入一種歧途。美國作家菲茲傑拉德曾說過：「同時保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還能正常行事，這是第一流智慧的標誌。」編輯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大智慧，也是一種高境界。對這一境界，我一直是勉力追求的，可以說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讀者若是讀到本書中《本色韋君宜》、《<胡風評論集>出版風波》、《傅高義和他的<鄧小平時代>》、《王鼎鈞和我的文字緣》等文章，再聯繫這篇關於戚本禹的文章，大概就能感覺到我為此所做的努力，體察到我的某些難與人言的苦衷。
感謝北京三聯書店副總編輯鄭勇熱情作序推薦本書。他是我多年同事，可謂知人論書。序文深情滿滿，令我感動；美言多多，讓我慚愧。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李家駒慨然接受本書的出版。特別感謝副總編輯李安親自為我擔任責編。李安曾經多年和我共事，她對圖書的策劃和編輯能力是我素來欽佩的。她自願為我編書是我的幸運。話說回來，香港三聯書店是我工作過的地方，我對那裏寄予深厚的感情。在那裏我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洗禮，增強了文化理想和出版理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鍛煉和成長。雖然已經離開多年，但我始終把香港三聯書店視為自己的老家。如今，我又成為了它的作者，這是何等的榮幸！
2019年1月23日
本文轉載並改編自微信公眾號編餘閒筆，取自《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後記。
《那些年，那些人和書 ——
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
作者：李昕
出版日期：2020年3月
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
本書簡介：
本書共22萬字、78張圖，是作者38年編輯生涯的重點記錄，從他如何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完成校對培訓後爭取進入編輯部，對其上司的許多判決，如何從不理解到許多年後變成理解。當中有小編碰到初出茅廬的作者，大家如何相濡以沫支持對方的工作，並取得超乎想像的成功。也談到如何爭取到一些重量級作者的授權，如李敖、楊振寧、王鼎鈞等等，當然最讓人嘖嘖稱奇的是他如何在眾多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取得《鄧小平時代》的出版權，並贏得100萬銷售的佳績。
此外，書中提及兩個版權糾紛，錢鍾書《圍城》及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賞》，都是一個時代的印記。同時也不忘記述他接觸過的出版家，香港三聯書店的藍真、蕭滋及台灣三民書店劉振強對出版業的貢獻。
同時難得的是，作者有記日記的習慣，所以他留下了許多細節，包括在宣傳新書的路上向吳敬璉的請教，向楊絳的三次道歉，以至和作者的重要通信，都一一記錄，因此本書是編輯必看之書，也是愛書人欲了解出版背後的故事的必看之書。
作者簡介：
李昕，一九五二年生於北京清華園。初中畢業後作為知青在吉林省洮安縣下鄉。恢復高考後進入武漢大學中文系，一九八二年畢業。曾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主任和社長助理。一九九六年被派赴香港，任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後任總編輯。二〇〇五年奉調回北京，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副總經理兼副總編輯，二〇一〇年任總編輯。二零一四年退休後在商務印書館任特約出版策劃。
他從事編輯工作三十八年，是國內知名出版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一九九四年被評選為首屆全國中青年優秀圖書編輯，二〇一三年被深圳讀書月評選為年度「致敬出版人」，現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開大學、河北大學兼職教授，北京印刷學院兼職碩士生導師。著有編輯學演講錄《做書：感悟和理念》、回憶錄《做書的日子》、隨筆集《做書的故事》、《清華園裏的人生詠歎調》及《李敖登陸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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