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語｜「儒雅」這個詞用在傅高義身上還很不夠

傅高義展示《鄧小平時代》文化衫｜圖：香港三聯

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離世，學術界人士紛紛致以哀悼。資深出版人李昕曾出版傅高義撰寫的《鄧小平時代》，對於傅高義其人其事感受甚深。

《鄧小平時代》是一本大書，首印五十萬冊，定價88元。作為學術著作，要當作暢銷書來運作，出版風險很高。所以，宣傳和行銷推廣一定要跟上。

我們的運氣不錯。正式履行了備案程式之後，已經到了年底。要開印時我們查了日曆，發現2013年1月18日，是鄧小平南巡21周年的日子。我們便決定，就在這一天，在北京、成都、深圳三地同時舉行新書首發式。

傅高義表示，他願意全力配合，做演講、做訪談、做高端對話、答記者問都不在話下，他騰出一月中下旬和整個四月的時間，任憑我們安排。

為了一本書花了三十四萬元廣告費

書店訂書非常踴躍，首發式舉行的當天，已經訂出四十九萬八千冊。第一版已經被訂購一空。所以在一周之內，我們決定加印三十萬冊，另加精裝八萬冊。

書店有信心，不等於讀者買賬。我們還要針對讀者做宣傳。但是，在研究推廣活動邀請媒體的名單時，我們發現，北京三聯所邀請到的媒體大多是社會文化類的報刊，例如《中華讀書報》、《新京報》、《北京青年報》等，這些媒體平時和三聯聯繫較多，對三聯的圖書一般都非常重視，肯下力氣報道。但是，名單上缺少主流媒體。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都沒有邀請到。我們都覺得這樣不行，一了解才知道不是三聯沒有請，而是這些主流媒體對於這樣重大題材的書，在報道方面有規定，是不能隨便安排的。

樊希安總經理找了《人民日報》的編輯，對方說，涉及鄧小平的書，要報道，得有中央的批准，具體來說就是要「鄧辦」批准。樊總問，那登廣告行不行呢？對方說，廣告是商業行為，可以登。於是我們就決定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兩家大報，一月十八日首發式當天，各做一個整版彩印廣告。光是這兩個廣告花了三十四萬元。這是大手筆，以前我們還從來沒有見到出版社為一本書在《人民日報》做整版廣告的。

李昕（左）和葉彤（右）、傅高義（中）在版權洽談後留影｜圖：香港三聯

當然，我們還要爭取在《人民日報》上刊登新聞報道。按要求，三聯寫了一份關於申請宣傳《鄧小平時代》的報告，呈送中辦，由中辦轉鄧辦，但挺長時間過去，沒有回話。

樊總着急了，對我說，「你能不能幫我問一下鄧榕同志（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我給鄧榕發了短信，告訴她有這回事。她馬上回信說，「父親去世十幾年，現在已經沒有鄧辦了。這種事，你可以去找鄧辦的原秘書王XX，就說我們同意宣傳。」並且給了我王秘書的電話。

我們和王秘書聯繫，他說馬上辦。幾天以後，我們收到「鄧辦」的批件。但批件上雖然有「同意宣傳」的字樣，可是沒有公章，只簽了王秘書本人的名字，還蓋了一個「鄧辦收文」的長方形印章。我們猜想，可能是因為鄧小平去世多年，鄧辦早已撤銷，不能再蓋公章了。於是我們把這個批件拿給《人民日報》的編輯看，問他們這樣行不行？他們說，這不行，這不是正式批文。要我們再請示中宣部新聞局，讓部裏下批文。但我們知道，這時書還沒有正式出版，部裏的領導都沒有看過書，怎麼能下這樣的批文？

正在為難之時，《人民日報》的編輯給我們出了一個主意，說你們去找新華社，只要新華社發了通稿，我們就可以轉載。他們還介紹我們去找新華社國內部的負責人。後來樊總親自去了新華社，國內部看到有鄧辦的簽字，還是很重視的，他們把這件事交給一男一女兩位年輕記者，那兩人都只有二十多歲。我們真的沒有想到，這兩個年輕人的熱情極高，能量也極大，他們讓我們安排參加一系列有關《鄧小平時代》的推廣活動，從1月17日開始，在一個星期之內，居然連續發出了十篇新聞通稿。對於一本書，這種宣傳力度，在新華社歷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他們的通稿一發，各報紛紛轉載，包括《人民日報》，也在首發式過後轉發了消息，幾天後又刊發了本報記者有關傅高義的長篇專訪。

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原本和三聯的合作係就比較密切，我們出版過他們編著的幾本書。這一次，幾個節目組都對《鄧小平時代》和傅高義感興趣，但是能不能上節目，上甚麼樣的節目，他們一時也難定，還要看看新華社。協商了多次以後，他們答覆說，台裏的領導在內部協調過了，只做一期「新聞一加一」，由董倩和傅高義對話。這已經讓我們很高興了。但是「新聞一加一」播出幾天以後，因為新華社的報道力度大，一下這本書形成了輿論熱點，中央電視台臨時決定又增加了一場「面對面」的節目，內容仍然是董倩和傅高義對話。這兩個節目都長達半個小時，對於一本書的宣傳，也可謂破格了。

李昕為《鄧小平時代》書稿編輯加工｜圖：香港三聯

新書投放市場之初，怎麼吸引讀者注意？三聯的行銷中心想出了一個奇招。就是在《鄧小平時代》新書銷售期，搞一場全國各大書店《鄧小平時代》碼垛擺放評比活動，對最有創意的書店給予獎勵。這個辦法，提高了書店對這本書的重視程度。後來，有四十九家書店寄來照片參加評比，我們看到，各書店的碼垛擺放真是各出奇謀：有的拿書組字，組成「南巡」兩個字，組成「小平」兩個字，有的擺成紫荊花，有的擺出乘風破浪的航船，甚至有的擺成鄧小平故居的樣子……總之新書擺放姿態各異，引人注目。這個辦法使這本書一下成為市場熱點和焦點，出版後迅速佔據了銷售排行榜前列的位置。

後來，我對傅高義說起這件事，他連連稱讚，說還是你們三聯有辦法。他告訴我，他沒想到這本書可以賣得這麼好。因為在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英文版出版了兩年，只銷售了三萬冊。他向我要走了各地書店碼垛陳列圖書的所有照片，說是要給哈佛大學出版社的人看一看，讓他們學習學習。

不過我知道，僅僅是這本書賣得好還不行。因為傅高義心裏還一直有個心結：他在和基辛格較着勁呢。基辛格的《論中國》中文版比《鄧小平時代》早出版四個月，也是一本學術暢銷書。這兩本書在美國，就是競爭對手，在某個重大學術評獎中，傅高義曾經險勝基辛格，為此基辛格曾極有風度地向他致以祝賀，說：「這是你該得的」；這次，他倆的戰場又轉移到中國，傅高義要我向他報告銷售數字時，同時告訴他《論中國》的銷售情況。我連續查閱了幾個月的《開卷》統計數字，發現《鄧小平時代》比《論中國》整整多銷了一倍。

傅高義又一次來北京時，我把這個好消息報告給他，他舒心地笑了，笑得那麼甜，像天真的孩子一樣。

他沒有忘記感謝三聯。為了新書推廣，我們先後在全國各地十幾個城市為他安排了三十多場演講和對話活動。

只要是請他發表講話，他通常開頭就會說，三聯做得非常好，他們盡可能地在書中保留了我的學術觀點。

他說：「我知道，做到這一點在當前是不容易的。」、「整本書中，沒有一句話不是我說的」、「所有的改動，都經過了我的認可，我對他們的工作很滿意。」

聽了這些，我們感到欣慰。

《鄧小平時代》的新書首發式上，右二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圖：香港三聯

「儒雅」這個詞用於他身上並不夠

說到知識份子的風度和性格，有些人喜歡用一個詞：「儒雅」。這個詞用在傅高義身上，合適，但我覺得還很不夠。儒雅的人，或許還會有幾分清高，幾分矜持，幾分自我欣賞，幾分不肯隨俗。但是他不是這樣，他有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誠懇、一種徹頭徹尾的謙虛、一種虛懷若谷的大度。

作為八十多歲的前輩學者，他沒有一點架子。無論你是誰，是官員、是學者、是記者、是書店的營業員、或者是普通讀者等等，他總是面帶和善的微笑，親切地和你交談。對於後生晚輩，他就是一個慈祥的老爺爺。

如果你是他熟悉的三聯同事，他會張開雙臂給你一個擁抱，嘴裏說，「太高興了，老朋友又見面了。」我見過的老一代學者不能算少了。但是像傅高義這樣令人產生親近感的，實在不多。

我常想，或許他能寫出《鄧小平時代》這樣的著作，除了依靠他深厚的學養、敏銳的見識和獨有的駕馭重大題材的能力之外，也得益於他的性格。他像多數猶太人一樣，極聰明，又善於學習。從青年時代起，他先學日語，再學漢語。他大約和中國打了半個世紀的交道，直到七十多歲是還在堅持每天學習三個小時漢語。所以他在在哈佛有一個外號，叫「中國先生」。

他的學習不僅是從書本上。他願意隨時隨地向一切人虛心請教，不恥下問是他的一大特點。我與他在一起時，發現他喜歡利用一切機會，和他所接觸的一切人交流，別人都願意向他提問，但他卻時時關注別人的看法，非常善於傾聽，也非常喜歡發問。多年接觸下來，中國學者，他認識很多人，有些和他同輩，有些比他年輕，他問道問學，皆稱之為老師。有些人與他學術見解並不相同，卻也能和他成為朋友。比如李銳老人，他並不同意傅高義的很多觀點，但是提起他卻很親切，說自己到美國幾次去過他家，還在他家裏住過。資中筠先生和傅高義在學術上或許有很多看法不一，但是兩人同年出生，資先生大他一個月，傅高義見她就叫大姐，相處也極融洽。傅高義善於從各種各樣的人身上學習。通過對幾百位鄧小平時代重大事件親歷者的採訪，通過和各種專家學者的接觸，他了解到許多也觀察到許多，同時還思考了許多。這使他能夠以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觀察問題，寫出的著作，讓中國人讀起來不覺得有隔膜。他無時無刻都在觀察和思考中國人。

有一次在飛機上，我見他拿出一本《中國震撼》來讀，就說這本書寫得不好，恐怕不值得看。他卻說，他也知道寫得不好，但是他要通過這本書，了解中國人在想甚麼。我忽然想起王岐山推薦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便告訴他，這是目前中國知識界討論問題的熱點。他馬上夾雜着英語問我，「是不是叫做The Old System and The Big Revolution？我回美國馬上找這本書。」

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十幾年來每年他都要到中國來，採訪安排得滿滿的。他不計較採訪對象是高高在上還是禮賢下士，是誠心交往還是虛以應付，也不在乎對方的態度是否霸氣外露，是否傲慢無禮。我曾親眼看到他在採訪中被人像小報記者一樣喝斥，而他依然面帶微笑，表現出紳士的涵養。他總說自己是來學習的，來尋求幫助的，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這樣他便會得到很多。

這一切都不是做給人看的，而是性格使然。

他性格中的另一大特點是友善。與人為善，誠懇待人，是他一貫的行為準則。《鄧小平時代》出版後，他非常希望聽到各種不同反應，希望讀者講真心話。不論你怎樣評價，哪怕是否定他的作品，他也洗耳恭聽你的意見，永遠不失風度。當然他也有自己學術立場和觀點的堅守。對他這本書，學術界的爭論其實不小，在國內國外都有人批評他過分美化鄧小平，對此他一笑置之。學術界有很多派別，老左派、新左派和自由派從不同角度，都會與他商榷，他表示一概歡迎，特別希望專家們指出書中的史料錯誤，因為觀點可以是一家之言，史料卻必須「持之有故」。海外有些民運人生，全盤否定《鄧小平時代》，寫文章把他狠批一通，他照樣把文章找來研究，不慍不火。如果文章提出了有學術價值的意見，他甚至會回信表達謝意。這種大度令人欽佩。

前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為傅高義頒獎，李昕代為領獎｜圖：香港三聯

他的友善源於對中國的深厚感情

他的友善，不僅是對他所接觸的人，同時也傾注在他的研究物件上。可以說，他研究中國改革年代那些重要歷史人物，無論是對鄧小平、陳雲，還是對胡耀邦、趙紫陽、李鵬，都是抱着友善的態度。有一次我陪他演講，在讀者互動環節，有讀者問及他的研究方法。他回答說，他是帶着「理解和同情」動筆寫作的。他寫哪個人，就會同情哪個人的處境，設身處地理解他，站在他的立場思考。中國改革年代的人物充滿矛盾，人與人之間多有思想衝突和鬥爭，但是傅高義對此卻能游刃有餘，控馭自如，恐怕與他這種寫作態度有關。有很多學者認為，《鄧小平時代》描寫客觀，論述大體公允，我覺得，客觀和公允只是一個結果，其原因在於作者友善的心態。

當然，這種友善來源於他對中國的愛。他研究中國五十多年，對中國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像美國政界、學界某些人那樣見不得中國好，而是一心希望中國強大，中美友好。對於中國現存的問題，他也焦慮、糾結，該批評的地方他也講真話，不留情面。例如對中國社會的腐敗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他在中國演講時都反覆提及，語重心長地提出告誡。在會場上曾有讀者問他，知不知道他的演講會觸及一些敏感問題。他笑答，「當然知道，但我是外國人，有特權，我要利用好這個特權。」儘管如此，他對中國始終是充滿信心的。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時候，他總是毫不猶豫地為中國辯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袁明對我講過，九十年代她去哈佛訪學，曾經親眼看見傅高義與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談中國問題，兩人展開激烈的辯論；她也見到傅高義在促成江澤民主席到哈佛演講後，遭到一群國內流亡美國的民運人士圍攻。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學術立場，沒有人能阻礙他的選擇。

這讓我想起2013年四月，北京的歐美同學會為傅高義舉辦的一場活動。那天的會議由楊瀾主持，請經濟學家張維迎、李稻葵和他對話。在談話中，張維迎建議，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領導幹部都應該看一看《鄧小平時代》。而李稻葵的話語驚四座。

李稻葵說，傅高義寫了《鄧小平時代》，而我要說一說美國漢學界的「傅高義時代」。大家一時不明就裏。他接着說，二十多年前，中國經歷了那場風波以後，整個美國漢學界都認為中國完蛋了，只有傅高義一個人預見到，中國還會改革，還會更快地發展，因而這一時期的美國漢學界，可以說是「傅高義時代」。他的話和袁明的話可以互相參證。

他們的話，讓我對傅高義先生再一次肅然起敬。

本文節選並改編自《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

《那些年，那些人和書：

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

作者：李昕

出版社：香港三聯

出版時間：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