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名人】「香港金王」傳奇

文咸東街東端，有一條不足20米長、只能單線單向行車的細小橫街，名叫孖沙街（Mercer Street）。此街雖然狹窄短小，卻有多幢以「金」字為名的大廈：金德樓、金滿大廈、金銀商業大廈，更有一個全港獨有，並且掌握了金銀貿易命脈的場所——金銀業貿易場，因而令這條短小街道顯得精幹，名揚中外，甚至給人珠光寶氣、金銀耀目的感覺。

在金銀業貿易場梯級入口左側當眼處，有一個大約五尺乘四尺、紅底金字花崗岩碑石，上有「萬寶源流　宏基永奠」八個蒼勁有力的大字，以及「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胡漢輝立石，一千九百七十六年十二月穀旦」等字，以及英文「The foundation stone is well and firmly laid by Mr. Woo Hon Fai, President, Chinese Gold and Silver Exchange Society. 21st December 1976」。對於今時今日不少香港年輕人而言，胡漢輝的名字無疑十分陌生，但在上世紀60至80年代，則屬於響噹噹的名字，金融界更是無人不識。到底胡漢輝是何許人也？家勢有何特別？人生有何傳奇？生意事業有何起落？名揚四海的經歷又反映了中華大地與香港哪些崎嶇曲折發展道路？本文的討論焦點將集中於他的身上。

金銀業貿易場奠基石 | 圖：Swsteel

「香港金王」到底是如何煉成的？

一些不可不知的事實是，1976年以理事長身份奠立那塊基石的胡漢輝，當時被稱為「香港金王」，此乃含金量極重、極有份量及殊不簡單的美譽，其金銀貿易界領袖人物的地位，可謂不證自明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創立了利昌金舖，而該金舖的總店，則在孖沙街與文咸東街交界處，與金銀業貿易場只有數十步之隔，時刻熙來攘往、人流如鯽、生意興旺。

胡漢輝把金舖總店設在那裏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為了方便自己公私「兩邊走」，但同時亦揭示了那一地段的金銀貿易與銀行、匯兌及證券等金融活動十分活躍，因為在金舖對側（斜對面）沿文咸東街往東走不出數十步，便有永隆銀行，而金舖面向禧利街另一側面的不遠處，便有中國銀行，而金銀業貿易場面向蘇杭街的數十步之遙處，又有上海商業銀行。

據80年代初曾訪問胡漢輝的黃霑所指，胡氏能被冠以「香港金王」稱號的原因，是因為由他一手創立的利昌金舖執香港黃金業牛耳。他這樣說：「香港每年鑄造的999標準金條，百分之七十以上，來自他（胡漢輝）創辦的『利昌金號』」，並指胡漢輝自1970年起出任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曾經叱咤美國黃金拍賣場，所以加上一句：「因此稱他為金王，相信無人異議」，可見胡漢輝能夠摘下「香港金王」桂冠，絕非出於僥倖，而是具有強大實力後盾之故。

「利昌金鋪」五兩金條 | 圖：網絡

不可不知的是，胡漢輝不只叱咤金銀貿易界，同時亦是股票市場上的風雲人物，因他曾牽頭成立金銀證券交易所（俗稱「金銀會」），與其他三個股票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俗稱「香港會」）、遠東交易所（俗稱「遠東會」），以及九龍證券交易所（「九龍會」）鼎足而立，他本人在行業中更具江湖地位，影響力深厚。

不但如此，他更是70至80年代其中一位促成「四會合併」，組成香港聯合交易所的中堅人物，並因此被推舉為聯合交易所的首任主席，而該交易所預計在1986年中正式開幕。但十分令人痛惜的是，他卻在聯合交易所尚未正式投入服務的1985年7月30日溘然去世，享年63歲，消息轟動中外社會。

到場致祭的除了親友及官商賢達，更有不少金融界人士和普羅民眾，總人數達兩千多人，極盡哀榮，因此更令其傳奇人生和交遊廣闊增添不少謎一般色彩。

摸索前進的人生

有趣的問題是，這位在七八十年代被稱為「香港金王」的胡漢輝，家族本來並非從事黃金貿易生意，他本人更是「新聞學院」專業畢業，曾經充當記者，以筆墨表達自己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只是二戰結束後才入行，從事黃金貿易生意，卻能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間闖出名堂，於金銀貿易及證券界稱王，當中除了反映他實在有過人才幹之外，家族、社會與時代環境相信亦曾提供不少有形或無形助力，值得深入探討。

金銀業貿易場 | 圖：Holaceplztach

1922年2月21日胡漢輝在順德出生，乃家中長子，在他之下尚有多名弟妹。年幼時，胡漢輝在順德接受較為傳統的基礎教育，完成了小學課程後，轉到廣州，入讀廣州南武中學，並在完成中學課程後，再轉到香港，考入香港中國新聞學院。至於他的多名弟妹亦獲得良好教育，他們日後亦有十分不錯的不同發展。

由於出生於商人世家，屬於長子的胡漢輝選擇新聞傳媒專科的舉動，無疑讓不少人大惑不解，相信亦與其祖父輩的期望有很大落差，但他似乎能夠說服父母讓他按自己興趣作學術追求。

政治人脈關係有否發揮作用的問題雖然難以有清晰答案，但胡漢輝在中國新聞學院畢業時，適值日軍侵華，國人同仇敵愾，全力抗日，正值青壯年的胡漢輝，自然為民族遭逢巨難表現得滿懷熱血，隨即投身新聞專業，加入了中國新聞通訊社，成為記者，隨後甚至加入「香港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成為會員，用其筆桿子宣揚抗日信息。

據胡漢輝自己憶述，他曾在《大公報》以筆名「漢輝」書寫「特寫新聞」，又曾參加「秋風歌詠團」，到不同地方「演唱抗日歌曲，宣傳救國」，還「籌款捐俾國家」。可以想像，在那段時間裏，他應該和在香港主持新聞工作的喬冠華有深入的接觸。另一方面，據阿離所述，胡漢輝曾受中新社社員陳在韶之託，配合當時居於香港的著名作家葉靈鳳，做「離後」（撤退至大後方）的工作，「由葉氏收集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再交給他（胡漢輝）轉運。他曾與陳在韶假扮水客，乘白銀丸（號）到達廣州灣，在三山五嶽雲集處，打通情報運輸線」。至於在胡漢輝的墓誌銘上，有關那段時期人生特別經歷的介紹，則只是十分簡單的：「參加中新通訊社，致力抗日救國宣傳」。

日軍突然入侵香港，令香港隨即墮進了三年八個月的黑暗歲月。據胡漢輝本人憶述，香港淪陷後，日軍到處搜尋那些曾經四處宣傳抗日的青年人，「捉進去（拘留所）問話」。由於他本人乃中新通訊社記者之故，日軍很快便找上門。他對那段十分危險的經歷有如下敍述：

「個陣我間屋係三號，日本仔天都未光就嚟拉人。拍門拍到喧巴嘈閉。我人急智生，大聲問佢地揾邊個。佢地問係唔係三號。我就話：『呢間屋係第二間，唔係第三間。』其實，門牌一便單數，第二間就係三號。」

正因這樣靈機一觸的應對，日軍被騙過了，胡漢輝則乘機逃走。與死神擦身而過的他，察覺到自己已成為日軍的搜捕目標。感到人身安全會受到威脅的胡漢輝，馬上攜同新婚妻子迅速離開香港，返到家鄉順德，暫避災難。其墓誌銘上有這樣的記述：「香港淪陷，公偕夫人遄返故鄉」。

1945年9月16日香港重光 | 圖：《文咸街里──東西南北利四方》

在家鄉生活期間，物質條件無疑甚為匱乏，但胡漢輝與太太畢竟可以快樂地在一起。到了1944年，楊銘榴誕下一子，是為胡經緯，已為父母的二人雖然有了更大責任，但亦生活得更有樂趣。再捱過一年後，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日取得全面勝利，舉國歡騰。之後，次子胡經世誕生，夫婦直至1949年新中國宣佈成立前夕離開家鄉，重返香港，計劃在這個地方重新發展事業。

踏上事業黃金路

再次讓人大感意外的是，胡漢輝並非重拾筆桿子在港繼續記者的工作，而是踏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經營黃金生意。其實重光後不久，曾經與他在中國新聞學院及香港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均有深入接觸的喬冠華，在1946年亦重踏香港，並且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一職，在主持港澳及海外華僑統戰等工作肩負極為重要的角色，若胡漢輝繼續留在新聞界，看來應該亦有十分不錯的發展。至於太太楊銘榴則重拾教鞭，在香港仔職業學校任教，日後再誕下一子（胡經昌）一女（胡綺薇）。雖然既要教書，又要照顧子女，但楊銘榴卻能在教學崗位上不斷取得突破，甚至被擢升為香港職業學校校長，她更因為英文好，可以在事業上助胡漢輝一臂之力。

對於重投香港懷抱後，胡漢輝作出事業方向重大調整的原因何在，坊間所知不多，墓誌銘上的說法是：「感於祖國積弱，慨然以研究經濟為職志；迨香港光復，公即從事金融業」。即是說，胡漢輝那時決定調整事業方向的關鍵，是為了協助國家，並覺得投身經濟比用筆桿子宣傳的作用更大，至於他選擇的切入點，則是金融業。

抗戰勝利乃至新中國成立前後國內外政局的急速變化，尤其是蔣介石敗走台灣時把大量存放在大陸的黃金轉到台灣，以及不少上海商人離開大陸，移民香港、台灣及海外等，相信均令香港及澳門的黃金出入口和交易變得極為活躍。由於黃金出入口在澳門屬於合法生意，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又與中外社會有極為緊密的聯繫，港澳之間相互配合，令金銀貿易與出入口顯得份外熾熱。至於港澳著名金銀商人如梁昌（又名梁潤昌）、何賢、何善衡和馬錦燦等，更是叱咤一時；而這些人無論在金銀貿易或是股票市場中，均與胡漢輝甚有深入交往，有些更曾經成為生意夥伴。對於這段時期香港黃金市場的情況和變化，馮邦彥有如下介紹：

「戰後貿易場復業不久，適逢大陸爆發解放戰爭，大量黃金走私內銷。到解放前夕以至其後的朝鮮戰爭，更有大量資金逃港，香港掀起了一陣陣金融投機熱潮。尤其是1947年至1949年期間，香港黃金炒賣盛極一時，金銀業貿易自然生意興旺，經歷了一個蓬勃興旺的發展時期。由於投機狂熱，貿易場曾於1949年兩度停市折價，盛況空前。」

位於孖沙街與文咸東街交界處的利昌金舖 | 圖：BITBITSW

據阿離所述，1949年回到香港的胡漢輝，初時由「最底層的經紀學徒做起」，並曾經歷一段「辛酸日子」後，於1950年「與親友合伙，斥資20萬美元創辦利昌金舖」，並指當時的利昌金舖設於「孖沙街九號三樓」，員工則有8名，尤其指他：「沒雄厚後台，靠的是胡氏勤懇穩建的經營之道。」

到底當年的20萬美元是一個怎樣的概念？1950年，美元兌港元為1兌5.714，即是約為114萬港元。據饒美蛟統計，1953年時，香港製造業的非技術工人每日平均工資4.25港元，半技術工人5.75港元，技術工人7.25港元，而加權平均工資為4.35港元。就以加權平均工資4.35元計，以每月平均28個工作日計，即每月工資約為122港元，114萬港元當時約可用於支付9,344名工人的一個月工資。若將9,344名工人折算現代一般僱員平均月薪16,791港元計算，從工資水平角度看，約值今天社會的1.57億港元，可見當時的投資，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沒雄厚後台」之說，亦並非實情。

1955年的香港 | 圖：《文咸街里──東西南北利四方》 

阿離還補充，到了1954年，一家名叫德昌銀號的公司結業，「胡漢輝看準時機，頂手德昌生意，並購入其金牌，把利昌遷址至文咸東街103號地舖，開始做現貨買賣和黃金提煉，奠定老店基礎」。即是說，在打拼不出四年時間後，透過頂讓方式，利昌金舖迅速崛起，既可由樓上舖搬到地舖，亦由小街窄巷搬到大街路口，更隨手取得「金牌」。

這裏所指的「金牌」，不只是說成為金銀業貿易場一員的資格，還帶有鑄造金條資格的含意。按胡漢輝的說法，於六七十年代，金銀業貿易場有195名會員，僅有33家被認可鑄煉金條，並稱這33家金舖為「金集團」；而「金集團」鑄造的金條，「所有各大華資銀行、財務公司、珠寶首飾店等，俱可買入賣出」。正是有了這個「金牌」，利昌金舖可以鑄造金條，奠定其在黃金市場中的領導地位，日後每年可鑄造市場七成以上的金條。至於「金舖行家曾言，利昌店舖小小，卻能出產如此大量的黃金，委實不可思議」。由於胡漢輝具有靈活突出的商業手腕，做人所不能之事，他不久就能登上「金王」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