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突破經濟學局限的跨界研究

1944年3月和9月先後在英、美兩國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既令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聲名大噪，也同時令他聲名狼藉。

這本書讓海耶克聲名大噪，是因為這本討論政治社會理論的嚴肅讀本，竟然成了當時暢銷一時的書籍。

據第三任英文版海耶克全集的總編輯Bruce Caldwell 說，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估計他們的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自出版以來，銷售量已在35 萬冊以上。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一大原因是此書美國版出版後不久，美國的《讀者文摘》即決定把它的摘要轉載，並且替其書出版和發行摘要的單行本。Caldwell表示，《讀者文摘》當時的發行量約在875 萬冊左右，因此據估計《通向奴役之路》的摘要單行本最終印行了超過100 萬份。

《通向奴役之路》出版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政治秩序進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形對峙的冷戰格局。把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批評為是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制度的《通向奴役之路》，其立論雖然很具爭議，但它的主張在意識形態爭持不下的冷戰年代，卻同時受到敵對的兩個陣營一致的重視，致使海耶克的這本書洛陽紙貴，甚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海耶克最為人所熟悉，和最多人閱讀的著作。

就華語世界而言，戰後台灣，在海耶克的首位華人學生周德偉的推介下，殷海光早在1953 年便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他選譯的《到奴役之路》。中國內地對海耶克的著作也很重視。

本書譯者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在1958 年便翻譯了海耶克早期的純經濟學著作《物價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北京商務印書館在1962 年也出版了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為內部發行而翻譯的這本《通向奴役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圖書館的書架上隨意瀏覽一下，便找到八個不同版本的中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說這本書使海耶克聲名大噪，我想是絕不為過。畢竟，知道海耶克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的人，恐怕要比知道海耶克為甚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多得多。

不過，這本書同時也使海耶克在一些學術圈子內變得聲名狼藉。

海耶克在撰寫這本書時，大概也有類似的顧慮。在原書的前言中，海耶克一開始便說他有責任解釋清楚，為何作為一個專業經濟學者的他，要寫這本很具爭議的政治書。海耶克的解釋在當時的經濟學界似乎作用不大，因為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本書代表了海耶克放棄了嚴謹的經濟科學的研究，不務正業地去當政治評論員。一些經濟學者甚至認為，海耶克由於在1930 年代跟主導經濟學的凱恩斯在相關的經濟理論辯論中敗陣，因此轉而投身到經濟學領域以外的地方去。不管如何，在戰後當海耶克希望離開他任教多年的倫敦政經學院，轉投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時，即是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多方努力下，芝大的經濟系都不聘用海耶克。最終他只能加入芝大的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

在經濟學界以外，一些重要的學者對海耶克這部書也不以為然。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 1945 年在閱讀《通向奴役之路》時，以「可怕」（awful） 來形容海耶克。哲學家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 當時寫信給海耶克的好友波普爾（Karl Popper）時，引用左派人士所說的「反動」（reactionary） 來形容海耶克的觀點。政治學者Herman Finer 更撰寫了一本《通向反動的道路》（The Road to Reaction） 來反駁海耶克。

劃時代的意義

讀者如果單是細讀《通向奴役之路》的文本，可能得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海耶克對極權政治鞭辟入裏的批評。海耶克在這本書中，很希望澄清當時他認為的兩大流行的誤解。首先就是西方知識界普遍以為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向末落時的極端反撲，其政治性質被認為是與社會主義南轅北轍的。其次，不少西歐的社會民主派政治力量相信，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是共容的，在民主政體下，政府通過理性規劃來節制自由市場的「盲動」以達致社會公義的結果是既可取又可行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它剛發表的那個時代，其直接的現實意義就是試圖糾正上述這兩大流行的誤解。

在學理上論說清楚為何維護個人自由跟維護自發的社會秩序是分不開的，以及為何不應該盲目迷信理性萬能，以為理性規劃的制度必然可以取代，或優於社會上自發的調協制度（如市場、普通法、道德習俗等），正是海耶克澄清上述「誤解」的依據。

他認為依靠政府干預市場以達致某種通過一些抽象推理預先假定的平等或公義結果，不但會破壞人類長期自發互動中累積下來的社會協調機制，更會直接干犯個人自由。在現代複雜的社會中，由於對社會互動協調的知識是散落分佈在社會不同角落的個人身上的，因此在缺乏例如自由價格這類自發形成的機制的情況下，中央式的理性規劃根本不可能盡知相關而瞬息萬變的資訊，至使干預往往不能帶來預期的結果，反而使當權者為求目的，不斷加強干預的力度和範圍，一步步迫近全權的暴政。

這便是海耶克為甚麼不同意經濟平等可以和政治自由共容，並在《通向奴役之路》對英國工黨及其理論領袖拉斯基（Harold Laski） 當時提出的工業國有化主張不斷作出批評的理由。

換言之，《通向奴役之路》之所以受到重視和引起廣泛的爭議，在當時是因為海耶克尖銳地對進步知識界達成的一些重大共識提出了異議。而這本書和海耶克的思想至今仍舊在學界和知識界備受關注，是因為海耶克的立論根據，其實是針對西方文明自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的高度推崇的唯理主義（rationalism）作根本性的批評，認為唯理主義錯誤的以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應用到所有人類的認知範疇之上，盲目相信理性設計本身在方方面面都優於傳統智慧或實踐經驗的累積，任何不合理性標準或理性不及的東西都是比理性低劣的事物，理應被理性淘汰。

海耶克相信，現代的唯理主義是對理性的濫用。這種濫用並不單局限在例如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政治意識形態上，而是廣泛地存在於近現代歐洲文明的某些強大的思想資源之中，不斷地挑戰着歐洲文明中的自由傳統。

因此，對海耶克思想的關注超越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空，也超越了冷戰的年代，因為他的理論、批判和對理性、自由等根本問題的反省，對歐洲文明和現代性到了今天還是有相關的意義，其立場觀點仍舊有啟發性，這就是為甚麼人們現在還在閱讀和討論他的著作。

《通向奴役之路》是海耶克第一本非專業經濟學的著作。我們與其說他從此放棄了嚴謹的經濟學分析，不務正業地從事政治評論，不如說《通向奴役之路》標誌着海耶克突破經濟學的局限，認識到要充分、深入而全面了解社會的種種秩序和現代人的處境，稱職的思想家必須同時要進入政治學、法理學、思想史、哲學心理學、方法學、自然科學等領域作出跨學科的研究。

在此以後，海耶克在這些方面先後發表的一流著作，確立了他成為其中一位20 世紀西方思想大家的地位。從今天這個角度看來，《通向奴役之路》使海耶克聲名大噪，遠多於聲名狼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