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50年代後的清朝內憂外患：列強領先數個層次，太平天國的規模超過歷代農民起義。又有回變遍及整個西北，阿古柏侵佔新疆，捻軍縱橫北方，苗民起義於西南。
所以會有這樣一個問題：腐敗虛弱的清王朝何以延續至1911年？
很多讀者可能心裏有一些答案，比如：
列強扶持。洋槍隊作為僱傭兵在江浙、上海助戰，發揮了很大作用；提供槍炮、貸款（清政府作為官方，比民間勢力更易獲取列強支持）；管理海關，以低腐敗為清政府提供一筆穩定的財政收入。
綱常倫理根深蒂固。數千年專制統治傳統，加上清王朝對文化的壓制，使民眾慣於承受一切，而難以興起反抗意識。
但原因不止於此，清朝維繫統治的能力，青出於藍，比中國古代任何王朝都強。橫向看，清朝全面落後西方，而且層次懸殊。從另一方面看，清王朝的末期比任何王朝的末期都更有作為，它擁有的力量足以壓制國內敵對勢力，這使它可以延續下去。
而清末的作為，清末的力量，主要與地方督撫有關。
中央集權是中國古代史的一大趨勢，它滿足了皇帝穩固統治的需要，也使中國獲得了更多的和平、穩定。
但這其中有個巨大的問題：效率。古代通信、交通不便；教育低效，民眾、官員素質低；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底層勞而無獲，上層又有大量不勞而獲的寄生蟲，所以大部分人缺乏積極性。這一切都導致很難形成一個高效的管理體系，皇帝難以高效利用全國的資源。
所以在遇到挑戰時，皇帝往往又賦予地方長官大權，發揮他們的主動性，減輕指揮問題，降低治理難度，以獲取強大的力量。漢末地方大員聯結地方豪族，迅速控制了各地局勢；唐末各藩鎮戰力強橫，聯合絞殺了黃巢起義；元末紅巾軍從安徽打到高麗，也是被地方軍閥擊敗。總覽歷史，在遭遇巨大危機時，擊敗敵人的往往是地方軍而非中央軍。當然，我們知道，這些地方軍有尾大不掉的風險。
也有皇帝，比如崇禎，就堅決把權力握在自己手裏。崇禎只信任過兩個大臣，一個是袁崇煥，一個是楊嗣昌。兩人都擁有極重的兵權、財權，一個任內清軍入關無力驅逐，致使京畿遭受重大破壞；一個任內失陷襄陽，導致藩王被殺。除此之外，崇禎都是保持多疑、親力親為的狀態。不下令興辦團練，只依賴朽爛的「正規軍」；唐王請求建立一支軍隊勤王，被投入獄中；洪承疇在松錦決戰中本打算步步為營，崇禎強令其進軍，結果崇禎失去了最後一支主力部隊和最能幹的大臣。
清學習了明的總督巡撫制度，並將其作為定制，普及內地各省。清初各地督撫軍政一手抓，對平定天下起了重要作用。
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暴露出綠營的腐朽，依靠團練的幫助，清王朝平定了局面。
太平天國興起，八旗和綠營只會鬧笑話，不堪一用。咸豐帝於是一口氣任命了數十個團練大臣，撒向各地——曾國藩和湘軍脫穎而出。
湘軍的各個首領大多是中層士人，他們出自地方上最有話語權的羣體；有財產，利益相關；習孔孟之道，忠於朝廷但上升通道較窄。清朝的鼓勵政策激發了這個羣體的活力，調動他們，就調動起地方的力量。湘軍士兵都是農民，最聽縉紳老爺們的話，彼此又是鄉里鄉親，組織度於是比綠營官兵更高。
對於湖南來說，還有一位關鍵人物——師爺左宗棠。左宗棠人脈廣闊，辦事能力強，敢於任事，湖南的兩任巡撫張亮基、駱秉章直接把大印交給了他。左宗棠與湘軍各首領通力配合，籌集糧餉，保衛後方，整個湖南的效率提升起來，於是湘軍創造了時代的風口。
《左宗棠全傳》
作者：秦翰才
出版商：開明書店
出版日期：2021年7月
從此，清王朝論功行賞，大量漢族士人晉升督撫，督撫擁有極高的權力，在興辦洋務、指揮作戰上都是唱主角。為何放權對象是漢人督撫而非滿人督撫呢？因為漢族士人結成小團體自古以來駕輕就熟，漢人督撫憑藉他們的人脈網，更能調動同鄉的資源。
面對種種挑戰，清廷無能為力，於是放權給督撫，所以曾胡左李等人手中有巨大權力去成其功名。接下來說說左宗棠手上的權力。
徵收厘金，即設關卡對商旅收過路費，費用為貨物總額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不等。因為可以多處設卡，所以湖南每年可得厘金百萬兩左右。
捐輸，直說就是賣官。既有賣虛銜，也有賣實職候補資格。有錢人無非是好名好權，清朝這一舉措，簡單地就把錢拿到手了。左宗棠西征，在全國多省派人設立捐輸分局，從1869年至1875年，共得八百七十萬兩。
舉辦外債，左宗棠西征，清廷財力不能支撐，左宗棠便舉辦外債，借款由左宗棠指定之胡雪巖經手，東南各地海關負責還款。前後共六次，一千三百萬兩。
清末還有一個「協餉」制度，就是財政收入較多的省，每年向需要財政支援的督撫，輸送銀兩。左宗棠離任閩浙總督，廣東巡撫、福建布政使、浙江布政使一度都是他的舊部，提供協餉。
此外左宗棠還進行了鹽務、茶務等項變革，可見清末的財政手段比歷朝歷代都要靈活、務實，其財政危機也相對較緩。
決定清朝未來的洋務運動，也主要是地方督撫興辦，京城的高官幾乎沒有作為。左宗棠主持過造炮、造船、建機械化織呢廠、仿製機器等等。朝堂上曾有人質疑：花錢太多。一直哭窮、領取協餉和外債的左宗棠說：從我這裏扣！可見督撫們對於如何使用手中的銀子有很大自主權。
左宗棠的蘭州織呢廠因無法盈利而關閉。福建水師的船噸位小，戰力低，後來在張珮綸指揮下，在中法馬尾海戰中全軍覆沒。事後看來，這些項目都具有試驗性質，其合理性確實有一定問題，應多經考量再施行。
軍權與人事權也握在督撫手中。軍隊可以自行招募，官職也可以按照功勞授予而無須進士舉人功名。
湘軍淮軍楚軍，幾乎是將領的私人武力，由將領招募的同鄉組成，將領死亡，只有其親族可以繼任，否則只能解散。而這些將領，最服從其同鄉督撫的調遣。比如左宗棠在陝甘最為倚賴的是劉松山的老湘營，劉松山陣亡，劉松山的侄子劉錦棠繼任，成為左宗棠收復新疆時最倚賴的將領。
左宗棠治軍理政，在人事上也往往不受掣肘，省內所有重要職務的任命，督撫有極高的發言權。左宗棠西征時期，陝甘新疆屬於邊陲，內地人士不願前往，本省又少有候補人員，所以左宗棠就多引用自己熟悉的同鄉。陶斯詠是浙江人，任寧夏道；余士穀是江西人，任甘州府知府。兩人都被罷免，代以湖南人。陶寫信給余抱怨：
今日隴頭，非楚產不足見珍，諺云：「惟楚有才。」若吾輩三江，備員宇下，宜乎擯棄！
左宗棠在奏摺中曾說：
不蓄三年之艾，何以治七年之疾？不挈舊侶，何以為萬里之行乎？
可見左宗棠對同鄉的倚賴。
清朝的滅亡
地方分權並不足以治清朝之病。曾胡左李等人都是傳統士人，追求名聲，所以忠於朝廷。在這一代人退場後，清廷對地方的掌控力就下降了。
更致命的有兩點：
列強雖無意推翻清王朝，但是他們每次擊敗清朝，每次要求割地賠款，每次侵入京城，都嚴重動搖了清朝的權威。大清的「天命」，開始受到質疑。
慈禧死後安排幼兒即位，是荒謬之舉。專制時代人們迷信皇帝，總喜歡說「皇上聖明」，現在幼兒即位，很難令人效忠。在王朝「天命」終結，皇帝又不能招攬人心的情況下，各地督撫離心離德，大清亡了。
地方主義雖然給了清王朝力量，但這種力量畢竟是中古時代的產物，動員能力只能與同量級選手比。在甲午戰爭遇到的日本，是近代化的民族主義，可以動員整個民族的力量。
民族主義也不是靈丹妙藥。走極端的日本後來給本國和他國帶來了災難。民族主義的內涵之一是平等對待族內民眾，這使它可以聚集本族力量。但是極端民族主義，反而會損害民族內的平等。
如果想獲得更強大的力量，就不能限於民族視野中，而要在更廣闊範圍內聚集力量。
（圖文轉載自開明書店微信公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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