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香港，彷如活在平行時空？一方欣欣向榮，穩步上升之際，另一方受疫情打擊，面臨經濟壓力。
到底，哪個才是真實的香港？香港是怎樣分裂成「兩個」？ 我們又怎樣在風雨中乘風破浪？
《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
作者：洪雯
出版社：香港商務
出版日期：2021年7月
洪雯博士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合作推出的《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從理論和現實、政策制訂和商業運作的不同層面，深入驗證及檢討各種香港深層次問題，點出政府應調整其角色，促進行業實體化、發展2.5產業、構建科技產業等等，亦為一般市民提供建議，協助把握時代發展機遇。
下文選自《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將集中討論香港在向服務業高速發展過程中的得失。
全球化、自由貿易、對外投資是雙刃劍，參與其中的各個經濟體既得其利，亦蒙其弊。香港這個從開埠起便在國際貿易洪流中沉浮的小型經濟體，其發展和演變無疑都與全球化息息相關。
二戰之前的香港，一直作為英國開展中國貿易的一個轉口港而存在，未曾出現過大的功能轉變。為方便貿易和營商，英國人在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鼓勵商品、資本、企業自由流通，在經濟其他範疇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香港成為了一個為英資服務的流通平台，一個連接中西方的轉口貿易港。
二戰結束後至今，香港經歷了幾次重要的經濟轉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1949-1980年工業化發展時期，1980-2000年向專業化服務業轉型時期，以及2000-2020年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資本流通平台時期。
由於捕捉到了全球市場包括內地的需求變化和發展趨勢，這幾次轉型可謂成功，香港一步步成為國際貿易樞紐和金融中心，建立起了今日之國際優勢。這些，很多書籍和研究報告都已經描述、總結，讀者耳熟能詳。
圖 | unsplash
然而，作者認為，香港的這幾次轉型可謂既成功又失敗。在自由放任及後來「積極不干預」的管制模式下，這三次轉型基本上都由市場自發推動，缺乏有遠見的宏觀策略和自上而下的引導措施，幾次轉型均有失敗的一面，為今日香港畸形的經濟結構和深層次矛盾埋下了根源，並導致了香港經濟層面的撕裂——這失敗的一面，尤其值得我們今日去回顧和反思。
1980-2000年，香港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內地1980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給了香港一個從天而降的突破製造業發展瓶頸的機遇。香港企業家在臨近的珠三角地區，找到了一個文化相近、語言相通，同時生產成本更低、土地和人口規模比香港大無數倍的生產基地。香港廠商將製造業的生產環節搬遷到珠三角，並顯著地擴大生產規模，同時將這條供應鏈上的接單、管理、貿易、物流、金融等環節保留在香港，從香港離岸地為內地的製造服務。
這種「前店後廠」的垂直分工模式，讓香港廠商獲得了極大的成本和規模優勢，之前面臨的瓶頸得到突破。而香港的服務業在與製造環節分離後開始專業化發展，實現了質和量的飛躍，香港逐漸從一個輕工製造業中心，轉型成為為港粵兩地的跨境生產體系提供服務的離岸生產性服務業基地，及為中國製造的產品流往全球的貿易和物流基地，承擔包括生產管理、市場行銷、資金籌集、貨物調配、全球貿易等等功能，因而成為了全球貿易、物流、金融中心，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功能得到顯著提升。
與此同時，香港製造業的大舉進入，帶動了珠三角地區的工業化和市場化，協助內地整合進了全球的供應體系當中，開啟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進程。
在這個過程中，製造業快速從香港轉移至內地，本地製造業增長速度迅速下滑。1980至1997年期間，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一直維持頗高的增長速度。相對而言，製造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則由1980至1986年之間的12.5%下跌至1986至1992年的6.5%；1992至1997年的增長率更變為負值(-4.1%) ，顯示製造業在香港經濟的重要性快速下滑 。
增速下跌的同時，製造業在香港整體經濟中的比重同時急跌，從1970年代高峰期佔GDP超過三成，下降至1990年的18%、2000年的5%、2010年的1.8%。2018年，製造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僅為1%。
與此同時，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的比重開始快速攀升，從1970年的60%，上升至1980年的68%、1990年的75%、2000年的87%、2010年的93%。2018年，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的比重達到93.1%。
香港生產總值的產業分佈（1980–2000）（%）
香港製造業的企業規模（1971-2000）
伴隨這一演變，本地生產的產品出口快速下降，轉口貿易佔總貿易額的比重，從1980年代的約30%，上升至1990年代的80%，2000年更達到近90%。到2017年，轉口貿易在總體貿易額中的比例為99%。
這種樞紐功能圍繞「東方生產，西方消費」的全球經濟模式而形成，香港成為東方尤其是中國生產的產品流入西方消費市場的重要通道，貿易物流成為經濟中成長最快的行業，在2000年成為香港最大的經濟部門，佔GDP的比例達到23.6%，並在2005年達到頂峰，在GDP比重接近30%。
另一方面，這一時期，進入中國的外資逐年增長，香港自身不但是內地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也是西方資本進入內地的通道，帶動了金融業的快速發展，香港也轉型成為連接世界資本與中國市場的國際金融中心。2000年，金融業佔GDP比重達到12.8%。此外，各類專業和工商服務業也在這一時期得到長足進步，佔GDP的比重在2000年達到了10.6%。
總體來看，1949年以來的這兩次轉型的時期，是香港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香港實現了工業化，並在此之後轉型成為為亞太區首屈一指的貿易、航運、金融、服務樞紐，大量中產階層崛起，這個城市也被稱為「東方之珠」、「亞洲國際都會」，達到其發展史上的輝煌。
然而，深入來看，香港的第二次轉型同時也是一個「去工業化」的過程，為香港陷入今日的困境埋下了禍根。香港製造業轉移到內地並擴大生產規模，企業獲得了成本效益，本地服務業也得以蓬勃、壯大。
但是，由於缺乏遠見和宏觀謀略，在勞動密集型製造環節移出時，香港本地並沒有採取適切的措施，藉機推動高技術、高增值製造環節的發展，而是任由市場選擇，任由製造業流失，導致製造業全面空心化，經濟完全走向了服務化。
2018年，服務業在香港總體經濟中的比重達到93.1%，在全球絕無僅有。相較其他規模和功能近似的經濟體包括新加坡和瑞士，其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只有約70%和74%，第二產業比重超過兩成，結構比香港多元得多，也穩健得多。
事實上，製造業不僅能支撐龐大的就業，更是很多生產性服務業的根本需求來源，因為很多服務業本身就是製造業價值鏈上的環節。貿易、物流、航運等都是最直接的例子——沒有貨源，這些產業根本無法發展。產品的設計、研發、測試、生產管理、品牌營銷、售後服務等環節，亦直接依賴製造業而存在。
當製造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服務投入將超過原材料投入，成為產品增加值的主要來源。因此，在所有的經濟部門中，製造業具有最大的乘數效應，對其他部門的帶動作用大於服務業，發揮着穩固和平衡整體經濟的作用。因此，當一個經濟體經歷了工業化之後，服務業的發展便是順理成章的事。
不過，由於不少服務環節的增值比製造環節高，很多人因此嚴重低估了製造的價值，殊不知，很多服務根本已與製造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尤其是今天，為實現對市場變化的即時反應（real-time reaction），大部分生產性服務業已深深嵌入（embedded）在製造業的產業鏈當中，從而出現了接近製造業環節、就地提供服務的傾向。因此，製造業發達的經濟體，自然會集聚起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為製造業提供服務，這就是所謂的「製造業磁力」作用。
內地過去30年的發展歷程正正顯示了這種磁力。而沒有了製造業，很多高增值的服務就失去了需求來源，因此移出製造業的經濟體，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空心化，包括製造業的空心化和生產性服務業競爭力的弱化——這正是歐美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後紛紛提出「再工業化」的背景。
而香港在失去製造業之後，與生產緊密相關的生產性服務也開始跟隨製造業的步伐，或流入內地，或被替代。這些，在接下來的轉型中逐漸暴露出來。
想更直觀地檢討各種香港深層次問題，把握時代發展機遇？11月20日，《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的作者洪雯博士——前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現任香港著名大型商業集團研究主管，將擔任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新書分享會主講嘉賓，客觀考察「兩個香港」之間的互動與衝突，提出「兩個香港」走向彌合之路的政策建議。活動現場有本書的簽名環節，感興趣的讀者請不要錯過！
（圖文轉載自香港商務印書館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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