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訪香港故宮，千萬別忘記去這個展廳打卡- 大数跨境

联合出版集团

2022-08-12

导读：香港與故宮的深厚淵源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館的6號展廳正在舉辦首個回顧香港收藏史的大型展覽，透過100餘件展品，細述香港一個多世紀的中國藝術收藏活動，同時勾勒香港博物館發展的軌跡，並向一直為香港及海外觀眾弘揚中華文化精髓的收藏家、學者、博物館工作者及其他各界有心人士致意。

今天與您分享《讀書雜誌》新刊「文化焦點」欄目的文章〈穿越香港收藏史〉，讓我們一起跟隨《讀書雜誌》責任編輯林冕，從收藏方面探尋香港與故宮的深厚淵源。

19世紀中晚期起，隨着香港逐漸發展成為繁榮的貿易城市，其收藏活動也變得十分活躍，加之一些特殊的政治和歷史機緣，香港逐漸成為中國藝術品的重要聚散地。在這次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館的七個常設專題展中，回顧香港收藏史的展覽佔據一席之地。6月5日上午，我們來到即將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蔣得莊、程明璋兩位研究員的引導和幫助下，進行了一次香港收藏史的「穿越之旅」。

基於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歷史文化，香港在許多領域都形成了獨有的、乃至不可複製的特色。在「收藏」這個具體的語境下，這種地域性也十分鮮明。據蔣得莊研究員介紹，在這次的展覽中，香港收藏史的地域特徵多有具體的體現，觀眾可於不同的單元中看到。如早期的外銷藝術品收藏，便是頗具香港特色的收藏門類。而較為晚近的宜興紫砂工藝品、明清家具，也是由香港帶起的風潮。

圖 | 展廳清代瓷器

關於今次的收藏史展覽對於社會和觀展者的意義，兩位研究員反覆強調的是，相比於復原某件展品固有的歷史情境，他們更希望勾勒一段收藏史的輪廓，講述這些藏品背後的藏家故事，以及展品流傳歷史所反映的各個時代的香港社會文化特色。

如果從19世紀晚期算起，香港收藏史已歷經一個世紀以上，這100多年的香港收藏史，實際也暗合着整個中國博物館史的宏大敘事。從傳統的「收而藏之」，到逐步受西方影響，漸次擴大藏品的可見範圍，到公眾博物館的蓬勃發展，一路走來，收藏由最初的私人志趣和行為，逐漸被豐富、被充實、被延展，變得越來越多元，越來越開放。

圖 | 展館中展出高劍父的《老僧圖》

香港開埠之後，逐漸成為中國沿海重要的轉口港，以反映本土風貌為題材的外銷藝術品成為此一時期的收藏主流。至清末民初，隨着末代清帝的遜位，清宮珍藏的古代書畫作品散軼宮外，其中有部分輾轉來到香港，或為本地藏家所納，或由此流散異域。蔣、程兩位特別提到一幅《煙江疊嶂圖》的故事。這幅畫原為明代吳彬所作，後入藏內府。清亡之後，溥儀借賞賜之名，大量抵押、變賣內宮所藏歷代書畫。《煙江疊嶂圖》就是這樣流散出宮，至50年代由美國藏家收藏，曾於香港作短暫展出，後由至樂樓何耀光先生買下，並於2018年捐予香港藝術館。

二戰後至70年代，香港的收藏呈現一些新的特點。1955年，香港發現李鄭屋漢墓，由港大中文系林仰山教授組織考古隊發掘。翌年，香港大學考古隊成立。1967年，香港大學考古隊擴大成為香港考古學會，更多考古愛好者參與其中。考古事業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出土文物的研究與收藏。此外，嶺南畫派創始人的作品，也由於香港的地緣關係，逐漸進入藏家的視野。

圖 | 廣東文物展覽會開幕式上發布的出品目錄

70年代之後，藝術品拍賣公司、行業學會、收藏家組織，以及藝術雜誌（如Arts of Asia、Orientations），在香港陸續興起。藏品圖冊的出版，也愈益頻繁。換句話說，自70年代起，更多不同的領域開始與中國文物和藝術品收藏發生關聯，在同一主題之下，以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形式，共同豐富並重塑着藝術品收藏這個項事業。

談及如何為收藏史分期的問題，程明璋認為可用timeline這個詞來表述，他形容這個過程就像一個長長的棒形，一個梯級型的棒形。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鮮明的特點，但並不代表當時沒有其他元素，也不代表到下一個時代就完全消失了。所謂某個時代的特徵和它留下的遺產，其實至今都仍能看到。

藏品從私人獨佔，到有意識地與更多人共享，並非一蹴而就的，其間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1940年在香港舉辦的「廣東文物展覽會」。1938年，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廣州告急。數日之後廣州淪陷。事實上，此前已有文化界人士、學者、鑑藏家攜帶相當數量的文物避難到香港。1940年2月，粵籍元老葉恭綽率中國文化協進會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辦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廣東文物展覽會」。8天的展期，展出超過2000件文物，觀展人數達六萬之多，成為當時香港文化生活中一次盛事。

圖 | 展會次年出版的《廣東文物》三巨冊
內容宏富，逾百萬字

展會結束後，葉恭綽、黃般若、簡又文、黃慈博、許地山、李景康等人合編《廣東文物》（上中下三卷），作為此次展會的總結，詳細介紹該批文物的流轉及保存情況。其中有大量珍貴文物圖片及社會名流、文化學者所撰寫的文章，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獻資料價值，也為此後的文史、文物研究提供了線索。廣東文物展覽會乃旨在「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的文化抗戰重要一幕，香港的文物收藏在此之後開始發生較大的變化，程明璋甚至用了「質變」一詞，來描述這次展會對香港文物收藏的推動之功。

儘管如此，對於香港民眾而言，要相對自由地接觸、觀賞這類藝術珍品，則至少要到60年代之後。1953年，馮平山圖書館騰出地方作為陳列文物之用，兼具圖書館與博物館雙重功能。後馮平山圖書館遷入新館，其原址加以修葺，成立「馮平山博物館」。即便如此，作為一間大學博物館，其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學生、教師，一般民眾仍然難以親近。

圖 | 1962年落成的香港大會堂

香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公眾博物館——新大會堂，於1962年落成啟用。在此之前的舊大會堂，屬於西式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可見，就藝術品鑑賞而言，香港社會至少要到1960年代，中西的區隔、圈子的藩籬才逐漸得以消弭。隨着公眾博物館的發展，古玩、文物從「藏品」向「知識」轉化，社會大眾方能得見盧山真顏。

最後，我們不約而同地把話題引向對於未來的思考和展望。面對門檻越來越高的傳統藝術品收藏，不少香港藏家的目光有所轉向，當代藝術品的收藏和一些關乎集體記憶的民間收藏，成為目前乃至未來的新趨勢。而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被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香港，在未來該如何保持自身固有的優勢，乃至不斷加強、提升，對於眼前這座新生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我們都寄予了美好的期許與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