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翻譯三島由紀夫的綺麗與張揚？魯迅文學獎翻譯獎得主有話說

竺祖慈：謝謝您對我獲得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的祝賀。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入行後就了解到三島由紀夫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壇的重要地位，但真正接觸其作品則始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緣於兩個契機：一是作為譯林出版社的編輯，我編發了唐月梅老師翻譯的《金閣寺》和《潮騷》這兩部三島作品；另一個機會是受託為台灣星光出版社重新編校他們以前出版的《假面的告白》和《愛的饑渴》供重版使用。

在這些過程中，我不僅領略了三島作為一位作家而具有的豐富的哲理思想和恣肆的想像力，更是通過對其日文原作的閱讀親炙了其語言文字的魅力，進而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慾望：不是作為一個編校者而是作為一個譯者去直接表達自己對於三島文學尤其是其語言文字的理解和感受。遺憾的是那些年自己囿於各種事務性的繁忙，這個願望直到自己退休後才得以實現。

竺祖慈：我覺得這三部作品的特色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三島自己說過：「其中作為自己的工作，估計能流傳下來的，就是《假面的告白》《愛的饑渴》和《禁色》這三部長篇，在完全暴露自己的長處和缺點方面，我覺得它們是自己真正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三部作品堪稱三島文學歷程中一個里程碑式的存在，既是其早期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

二、這三部寫於二戰戰後初期的的作品都充分地反映了那個混亂時期中新舊價值觀、道德觀強烈衝突對作者本人（包括通過書中人物所投射的作者精神替身）世界觀所造成的強烈張力。

三、與三島的中晚期作品相比，這三部作品都具有作者濃厚的自我解剖色彩，自述體的《假面的告白》除了圓子是虛構人物之外，書中的多數情節都可從作者的生平中尋到蹤跡，所以至少可稱為一部半自傳作品。另兩部作品雖非自述體形式，但作者都在書中人物身上加以自身的投影和思想感情。

四、愛慾是這三部作品一個繞不過去的共同母題，《假面的告白》和《禁色》自不待言，《愛的饑渴》看似寫的是悅子與三郎之間的男女戀情，其實人們普遍認為悅子是三島本人的替身，悅子對三郎的渴求正是三島對男性氣質和男性美的渴求。三部作品對男性美的描寫都不吝筆墨且力透紙背，而書中眾多女性人物的女性美反倒不曾給人留下什麼印象，也是因為作者在這方面的着墨明顯「重男輕女」使然。

竺祖慈：在閱讀和翻譯的過程中，我深為三島作品中無處不在的極致性所震撼，無論是對美醜或是善惡的描寫都表現到極致的程度，而且這種兩極的極端性不僅表現在不同人物形象的對比中，有時甚至體現在同一個人物身上。這種極致性也體現在對情愛的描寫。這種不留餘地的手法可能是許多作家所忌諱或刻意回避的，但三島卻以其高妙的敘事方式和人物刻畫手法增加了這種極致性的可信度，對沖了給讀者造成的主觀意念化的感覺，形成了作品的衝擊力。這在《禁色》和《愛的饑渴》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也是三島文學魅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竺祖慈：總的來說，我對譯事的基本態度就是「老實」二字。包括認認真真地讀懂讀通原文，一絲不苟地理解原義，上下求索地為解疑而線上線下查找各種資料，力求準確地將原文轉化為自己的文字，尤忌自我陶醉式的裝飾和附會，更忌為迴避難點而做閹割。我不贊成一個翻譯家的風格體現為某種相對固定的文字風格。我知道自己的文字若用於寫作，可能確實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形成某種識別度，但在做文學翻譯時，我則有意識地提醒自己不要把這種識別度體現在不同語言風格的作家和作品中。我努力去把握原作的語言風格，並以自己的文字體現不同作者的不同風格，因為我信仰「原汁原味」的翻譯原則，能否完全做到是一回事，但努力追求卻是必須的，尤其不應以追求自己的文字識別度而自詡。

我譯過的文學作品中，三島的作品難度最大，他的文字綺麗變幻，行文十分歐化，常有一句話拖了幾行之長，其間的語法結構和邏輯關係十分複雜，而且間有大段哲理性的議論，這與我本人的文字風格相距較大，我在翻譯的過程中首先做到的是反覆細讀琢磨原文，努力準確理解和把握作品原義，然後用盡可能接近三島語言文字風格的漢語譯出，此時忘卻自己的文字風格是十分重要的，當然，為了便於讀者理解，不致造成閱讀障礙，對於過長的語句有時還是需要調整語序或做適當的斷句。

我這些年還譯了一些川端康成的作品，這兩位文學大師的文字風格迥異，川端平實無華，與我自己的文字風格比較相近，三島則綺麗張揚，我在移譯時就需要時時有意識地控抑自我，以踐行譯事的忠實原則。這幾部三島和川端譯作帶給我的成就感首先是譯文文字風格的迥異，儘可能地讓讀者體會到的是作者而非譯者的語言文字風貌；其次是譯義儘可能的準確，糾正了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譯本（尤其是三島作品譯本）中大量的誤譯。

竺祖慈：我對日語中漢字詞匯的處理原則是：若無已由辭書確定的權威、通用的譯法，只要這些漢字詞匯因其字面含義與漢語相同或相近而易於理解，即我們常說的「同形同義」，就不妨直接拿來照用。其實這種方式不僅自近代以來已為漢語詞庫增添了無數的來自日語的詞匯，近幾十年的文化開放過程中也有很多日語漢字詞匯直接出現在漢語世界中，例如「違和感」、「人氣」等等。三島作品的句型雖十分歐化，其間出現的漢字詞匯卻很多，其中很多詞匯不僅為日本人少見，即便對中國讀者來說也已眼生，例如「陸離」、「端緒」、「奇矯」、「寓喻」、「耽奇」、「逸樂」、「端麗」、「禁制」、「巧致」「狡智」等等，它們其實在漢語古籍中都能找到出處，而且從字面不難理解其義，我都儘量直接照用了，一來覺得這些詞匯本身比任何形式的移譯或轉釋都更凝練精準，二來也希望藉此體現作者深厚的漢學根底。另外，對於作品中出現的關於日本文化、器物、物產、食物的詞匯，我在翻譯時則儘量在正文中保留其原來的漢字名稱，再以註腳的方式解釋其具體內容，若日文原本是以假名形式表示，我則在正文中譯以相應的中文名稱，再儘量在註腳中寫出其假名名稱。這兩種方式都便於讀者今後在日本旅行或在日料餐廳之類場合見到這些事物的日文名稱時，不管它們以漢字或假名形式出現，都能直接聯想到其具體內容。

竺祖慈：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擔任日本文學編輯工作後，便利用業餘時間翻譯了一些日本文學作品，這主要是職業的使然，因為不願意做一個眼高手低的編輯，希望自己能更自如地與譯者進行專業方面的對話，與他們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九十年代擔任出版社的行政和經營管理工作之後，便身陷各種事務而中輟了翻譯工作，一停就是二十餘年。2015年結束了在出版社的返聘工作之後，譯林同事從一套藤澤周平的作品中挑出一本隨筆集《小說周邊》約我譯。自己擱筆二十餘年後，作為一個六旬過半的老人，本來並無多少重作馮婦的慾望，但在接下任務並讀了作品之後，覺得其中的澹泊心境和平實的文字風格都是我所喜歡並覺得可以與之相通和貼切再現的，於是就以欣然的心態和認真的態度進入了工作狀態。此時做譯事，因已完全擺脫了其他工作和瑣事，也無要靠發表作品達到的功利目的，所以多了很多從容，這應該成了實現譯作品質要求的基本保證。而交稿後編輯方面給予的肯定則更提起了我在退休之年繼續做一些翻譯的興趣和信心，這套三島作品新譯叢書以及另一套川端作品新譯叢書便是因此而成的。

去年我因《小說周邊》而獲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作為一個七旬有餘的退休老人，我意外、惶恐而又備受鼓舞，也希望以自己的認真和努力讓自己的譯作不令讀者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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