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鄭和之後，古代中國再無下西洋之舉？-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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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鄭和之後，古代中國再無下西洋之舉？

联合出版集团

2025-04-02

1433年的4月初，鄭和在最後一次下西洋的歸途中離世。伴隨他離去的，還有曾經浩浩蕩蕩地穿梭於南海、阿拉伯海的明朝船隊。這也給後世留下謎團：曾經千帆競發的寶船艦隊，為何自此銷聲匿跡？當世界邁向大航海時代，明朝為何卻從此收起了風帆？

今天，小編與您一同翻開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國剛撰寫的《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探尋這背後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原因。

圖 | 畫作《鄭和下西洋》局部

鄭和病逝之後，浩浩蕩蕩的明朝船隊在南海、阿拉伯海、印度洋之間頻繁往來的現象徹底沉寂，其中原因可以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來分析。

從政治方面看，鄭和下西洋是為執行明成祖「宣德化而柔遠人」的傳統對外政策，而非歐洲大航海那樣為資本原始積累服務。當帝王在經濟上足以應付巨大開支時，為了實現其政治抱負，就會產生積極向海外拓展的雄心偉志。而當這種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滿足，或經濟上因開支浩繁而難以承擔時，帝王自然會缺乏積極進取的熱情。因此，鄭和航海事業的興廢主要取決於皇帝的個人意志，而在總體上趨向保守的明代後期，大規模的航海運動顯然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礎。如果鄭和航海也如歐洲那樣，不單純是以統治者的個人意志為轉移，而是致力於為一個有足夠獨立性的資產階級開闢廣闊的海外市場，那麼就會有持續的動力和經濟援助支持這樣的遠航運動繼續發展下去。可以說，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走向決定了鄭和下西洋這樣的事業只能是曇花一現。

圖 | 鄭和寶船復原模型（圖源網絡）

從這方面原因看，鄭和下西洋根本無法作為常規航海活動維持。首先，鄭和與海外各國的貿易關係主要是朝貢貿易形式，遵循「厚往薄來」的政策，完全違反商業規則，導致朝貢貿易的規模越大，明朝政府的負擔就越重，終至於不能承受。朝貢貿易或貢賜貿易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的貿易關係，伴隨着政治性的朝貢行為，貢品直接收歸朝廷或者賞賜貴族、官僚，回賜往往大大超過貢品本身的價值。這種貿易形式的政治利益遠大於經濟利益，屬於傳統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形式。鄭和下西洋拓展了朝貢貿易的範圍，從坐在家中等外國使團來貿易變為主動出門去賜贈，朝貢貿易的性質如故，並未發生改變。

鄭和寶船每到一處，不是「開讀賞賜」，就是「賞賜宣諭」。「賞賜」分為兩類：一類是無償饋贈給國王、王室人員以及大小首領的私人之物，另一類是對「貢獻」的「回賜」，而「回賜」之物的價值常遠高於「貢物」價值。具體而言，鄭和船隊每次都以大量的絲綢、瓷器、茶葉、金、銀、銅錢、鐵器、農具等，以「厚往薄來」的原則交換所訪問國家的土特產暨奢侈品。據《明會典》《明史》《瀛涯勝覽》等書的統計，各類進口物品有：布類51種、香類29種、珍寶類23種、藥品類22種、動物類21種、五金類17種、用品類8種、顏料類8種、食品類3種、木料類3種、總計185種，其中以香料、胡椒、棉布等進口貨最多。明朝官員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記載鄭和下西洋為明朝帶來的物質好處是「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府庫」。而在東南亞一些地區，甚至建造寺廟和寶塔的磚瓦、琉璃都是由鄭和船隊運去的。按照當時人的評價，所回收物品的價值尚不及所賜物品價值的十分之一二。以今天的經濟眼光審量，這種只出不進的虧損型賬目除了導致國庫空虛乃至破產，恐怕不會有其他結果。

圖 | 《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內頁

其次，鄭和每次下西洋的船隊都規模浩大，大小船隻要保持200餘艘，這麼多船隻的建造、修理、維護費用，還有每次隨行20000多人的日常消費與賞賜等，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明成祖實錄》卷七十八記載，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歸來後，除按船隊官兵等級賞賜大量彩帛棉布等實物外，還賞每人10錠寶鈔，因此僅對隨行人員的賞賜一項就需要20餘萬錠。

下西洋花費高昂，加上對海外諸國比例懸殊的厚賜薄取，鄭和七下西洋實際上成為消耗大量國庫儲備的活動，幾乎引起明朝經濟的崩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明朝實行的紙幣寶鈔貶值。洪武八年（1375年）發行大明寶鈔，其後雖也有貶值現象，但不算嚴重。但自鄭和下西洋以來，明朝政府大量印發鈔票以填補所需費用，結果至鄭和去世的宣德八年（1433 年），寶鈔巨幅貶值，形同廢紙。於是民間拒不用鈔，專以金銀、實物交易。大明寶鈔原為明朝賞賜朝貢者的主要賞賜品之一，在國外也頗有信譽，范成大不無誇大地說：「大明寶鈔，華夷諸國莫不奉行。」而後卻因寶鈔不斷貶值以致再用寶鈔償付外蕃來貢時遭到拒絕。

鄭和七下西洋曇花一現的壯舉，是朝貢貿易原則被運用到極致以至於失敗的典型案例，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古典時代結束時最精彩亦最哀傷的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