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之外，這本書話你知滬港「雙城記」的另類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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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民國時期的香港（圖源網絡）

在晚清時期，香港與上海被視為西書中譯和出版的主要中心。兩地的譯著涵蓋歷史、科技、宗教、文化多個領域，對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一部中、英雙語的論文集，本書主要特色是聚焦於近代中西交流史語境下的香港和上海，追溯兩地西書翻譯與出版的發展進程，進而勾勒出一幅炫彩多姿的雙城記圖景。

本書的作者主要來自史學領域，但他們的研究進路各不相同，從譯者、譯作及版本、出版社、書籍流通網絡等方面探討處於歷史巨變時期香港與上海的西書翻譯與出版，借此重現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真實場景。

圖 | 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版《𠸄咭唎國新出種痘奇書》英文封面Chinese Treatise on the Vaccine

復旦大學教授鄒振環長期從事明清歷史文獻和西學東漸史研究，是中國近代西書翻譯和出版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他以晚清民國時期與嚴復、林紓齊名的譯者伍光建為研究對象，對其主要在上海出版的百餘種譯作進行了綜合性的梳理和解析，不但總結了伍光建著譯生涯的三個高峰期，而且指出其著譯作品涵蓋領域廣闊，綜合嚴、林二家之長，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特色，並通過創造性的節譯和白話文翻譯，實現其為學的理念，堪稱譯學結合的翻譯家。與伍光建教授同期的另一位譯者蔡爾康是復旦大學博士楊華波考察的對象。在受聘於《萬國公報》之前，蔡爾康已是上海報界的知名主筆。他加入了晚清來華傳教士設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與李提摩太、林樂知等人合作，採取「西譯中述」方式，譯出了很多西學書籍，在當時風行一時，影響深遠。

本書的另外三篇論文側重來華傳教士和基督徒譯者及其譯作的考察。海德堡大學教授顧有信（Joachim Kurtz）的論文以華籍耶穌會士譯者李問漁為對象，闡明他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出版教會刊物及數十部譯作，對印書館迅速發展成為天主教出版中心貢獻良多。香港大學副教授宋剛的論文探討清末民初香港納匝肋印書館出版的三種《新約》節譯本，都是由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所譯，此前較少有學者關注。宋剛副教授分析了譯者的背景和譯經動機，指出這三部節譯本在香港出版，是天主教因應傳教形勢的變化而調整其譯經政策的結果。三者的翻譯原則及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採用了譯、註結合的模式，在《聖經》漢譯史上留下了特別的印記。海南大學教授姚達兌的論文聚焦十八世紀英國詩人蒲柏所作的哲理長詩《論人》，由浸信會傳教士李提摩太與教徒任廷旭合譯為中文，名為《天倫詩》，在1898年維新變法之際由上海廣學會出版。李、任二人採用四言詩體對譯英雄雙韻體，以「萬物一體」和「人心仁愛」對譯「存在巨鏈」和「天心仁愛」，將英文原作的自然神學觀念與中國儒家的理學話語深度契合。這種文學、思想、宗教的多重對接展示了譯者對中西傳統的重新解讀，用以服務於傳播西學、宣揚基督教、助推維新運動等實際目的。

圖 | 耶魯大學圖書館藏版《𠸄咭唎國新出種痘奇書》第2頁

在中國近代西書翻譯與出版事業中，科技類譯作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西方科技知識的傳入與接受議題在本書的三篇論文中也有重點論述。復旦大學教授高晞以晚清時期流行的醫學譯著《𠸄咭唎國新出種痘奇書》為中心，對該書在世界範圍內的現存藏本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並比較不同版本，區分為初刻本和重印本、復刻（印）本、修訂版及編校版四大類，清晰勾勒出該書印製與流傳的時間線。高晞教授還論及倫敦會醫學傳教士雒頡參照邱熺的《引痘略》及日本種痘技術，對皮爾遜的原作進行修訂，令種痘技術更加適應中國本土的實踐。儘管其後在香港出版的《遐邇貫珍》刊發專文，為西人的種痘技術正名，但雒頡的編校版也吸納了中國、日本元素，可謂東西醫學互動對話的生動實例。香港珠海學院教授馮錦榮在論文中考察了十九世紀晚期西洋氣象儀器書籍在中國和日本的翻譯，分別追溯了傅蘭雅、江衡合譯《測候諸器說》與保田久成譯刊《氣象觀測法》的西文底本，以闡明這些譯著對兩國近現代氣象觀測及儀器標準化的意義。

本書還收錄三篇文章，以清末民初的主要出版機構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印務方針和運營、銷售模式的發展軌跡。復旦大學教授張仲民的論文對大量一手文獻（尤其是日記）進行鈎沉，釐清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主事者張元濟和高夢旦等人與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的密切交往，促成了胡適為《東方雜誌》供稿和《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其後雙方商談新的合作計劃，然而延請胡適主持印書館在北京設立第二編譯館的動議並未成事，而「世界叢書」的出版也未能取得預期效果。不過這種合作對雙方而言都意義重大，可以說是民國時期學術界與出版界合作的一個範例。與張仲民的關注點不同，巴德學院教授高哲一（Robert Culp）雖然也以商務印書館為主要研究對象，但並未考察其出版事業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而是着眼於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的各類出版物在東南亞華人社區發行及傳播的網絡，為海外華人接觸和了解西學提供了重要渠道。換句話說，由西書翻譯和出版促成的中西思想交流既有「內向化」的發展，同時也「外向化」地從中國延伸到海外華語區。這個視角不但凸顯香港和新加坡在兩家出版社擴增海外銷售網絡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中國近代出版業的世界面向及中譯西文書籍的跨域流通。

圖 | 村上英俊《西洋史記》（1870年）封面，陳力衞自藏

成城大學教授陳力衞與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崔文東也為本書貢獻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兩篇論文分別選取歷史與文學方面的典型個案，探討晚清中國與明治日本之間西書漢譯及出版的跨域交流。陳力衞教授重點考察村上英俊的漢文譯著《西洋史記》，通過對譯文中特殊語詞和表達風格的分析，指出在中國人熱衷了解西方歷史的潮流下，該書因漢譯文字之便而被引進到中國再版，一度被視為重要的西學知識資源，但卻因書中音譯詞偏離了晚清漢譯西書的主流傳統，且內容上缺少西方近代歷史變遷的部分，最終難以為繼。崔文東博士以意大利英雄傳記從日本到中國的跨域流動為線索，考查兩國譯者及改編者如何將意大利國族運動的英雄人物作為反覆書寫的對象，創造出同中有異的傳記譜系，並以此推動本地政治、文化思潮的發展。這類跨國傳播的譯作已經超越了傳記文學範疇，不但有助於加深對晚清時期西書翻譯多元路徑的認識，而且也應被視為近世中日思想文化互動交流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