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自述：我相信责任，相信权威，相信怜悯

本文摘录自机械工业出版社《生态愿景》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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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我从事什么职业时，我通常回答：“写作”。严格地说，这并没有问题。从20多岁至今，写作一直是我从事的教书和咨询等工作的基础。迄今为止，我出版了25本著作，其中包括两部小说和一部准自传性故事集。当然，我不是“文学家”，也从未被误认为是文学家。

但如果人们接着问我：“你写什么？”我就会开始闪烁其词。我写了相当多关于经济的文章，但显然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我写了相当多关于历史的文章，但显然我也不是一名历史学家。我还写了大量关于政府和政治的文章，虽然我最初是一名政治科学家，但多年前就已离开这个领域。而且，我也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我非常清楚（多年来一直很清楚）自己试图做什么。

我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以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的方式关注人文环境。

甚至我撰写的两部小说，虽然纯属虚构，但也属于社会生态学之列。其中一个故事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社会，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1980年前后美国的一所天主教大学。

相比于上述所有人，在气质、理念、方法等方面我更接近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白芝浩。他1877年去世，享年51岁。同我差不多，白芝浩也生活在一个社会巨变时代，他最早看到新机构的出现：作为民主体制正常运作关键的文官制度和内阁制政府；作为经济体系正常运作关键的银行。无独有偶，100年后我最早把管理层视为新兴组织型社会的新社会机构，并在不久后最早看到作为新核心资源的知识和作为新社会统治阶级的知识工作者的出现，这不仅仅是“后工业主义的”，而且是后社会主义的，也越来越是后资本主义的。

与白芝浩类似，我也把连续性需求（白芝浩称为“习俗的羁绊”，我称为文明）和变革创新需求的张力视为社会和文明的核心。

因此，对于白芝浩自称是一名自由的保守主义者或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从不自称是一名“保守的保守主义者”或“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我能够理解他的意思。

社会生态学的主题

非凡的三人组合

他们三人的公众形象都不是非常完美。

之所以受到质疑，正因为他们试图平衡连续与变革，也就是因为他们既不是莽撞的自由主义者，又不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所以常常处境尴尬。

他们试图创建一个稳定的社会和稳定的政体，既能保留历史的传统，又能推进可行的变革，并且实际上是非常迅速的变革。他们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近代唯一源自欧洲大陆的政治理论，起码在50年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前是唯一的。他们还构建了一套持续近100年的政治结构，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终告崩溃。

当时整个欧洲没人能看到这一点。托克维尔没有看到。白芝浩在其他方面是一名敏锐的美国研究者，但也没有看到。布莱斯在不朽名著《美利坚共和国》中同样没有看到。顺便说一下，直到今天欧洲似乎还没有多少人理解。起码，我自己从未能让欧洲人理解美国最高法院的独特作用。霍尔姆斯大法官也未能使伟大的英国朋友波洛克爵士理解，两人的通信可作为证明。

第1、2、3本著作的由来

促使我放弃法治国理论著作的原因是，纳粹在德国上台以及该国未能保持任何连续性。由此孕育了我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经济人的末日》（1937年完成，1939年初出版）。该书记录了一个丧失所有连续性和所有信仰的社会的崩溃，描绘了一个陷入极度恐惧和绝望的社会。随后是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在这本书中，我试图为工业社会构建一种兼顾保护与创新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这直接引出了我分析机构（工业社会通过这种机构赋予人们身份与功能，并整合个人的努力实现共同的成就）的著作，即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

但这些年来我开始认识到，变革也必须加以管理。实际上我开始认识到，一个机构（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军队等）保持连续的唯一方式是把系统的、有组织的创新融入结构中。这最终引出了我1986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该书试图发展一门创新（作为一项系统性活动）学科。

关注连续与变革（社会的核心两极）之间的张力也导致我对技术越来越感兴趣。但即使我曾担任技术史学会主席，也从来都对技术本身不感兴趣。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技术从未被整合到社会研究中。技术专家认为技术与工具有关。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仅有的例外是马克思和熊彼特）都认为技术犹如研究领域之外的恶魔力量，永远都会造成威胁。

我把技术视为社会中的人类活动。

实际上，我对技术的看法与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代的进化论理论家）相同，他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有意识进化的动物；他发明了工具。”

我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工作是塑造社会、社会秩序、社区的核心要素。

事实上，对我而言越来越明显的是，社会处于两极之间的张力中，一极是伟大的思想（尤其是伟大的宗教思想），另一极是人类的工作方式。因此我认为，技术处理的是人类的工作方式问题，而非工具本身。于是我开始构思一本拟命名为《工作史》的著作，但不幸也没有完成。然而，由于这方面的兴趣，我撰写了许多关于技术史及其特征的短文，其中一些收录进了本书。

形成组织型社会的概念

由于关注连续与变革之间的张力，最终导致我对组织产生了兴趣。我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们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一个组织型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重要社会任务都在管理型机构中且通过管理型机构来完成。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企业，原因很简单，正是这种机构承担了美国战时的各项任务，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胜利。

前文曾提到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那是我尝试从内部研究一家重要组织（将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一个组织安排权力、权威、责任的机构，在以往这即便不是政府任务，也始终是治理任务）的第一本著作，作为例子的通用汽车公司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最成功的制造型企业。后来在1949年我出版了《新社会》，10年后出版了《明日的地标》。在《新社会》中，我最早论述了一个组织型社会，但也谈及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正在成为新的社会和经济核心。大约15年后，我在1976年出版的著作（原名为《看不见的革命》，事务出版社再版时改为《养老金革命》）中论述了组织型社会的另一次重大变革。

我在1940年代刚开始研究组织时，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只看到了两种组织：旧有的政府和新兴的企业。到1940年代末，我已经开始与非营利组织（如医院）积极开展合作。但我这么做是完成对一名公民的普通礼仪要求。换言之，我这么做是一种慈善行为。我慢慢地意识到（必须承认我理解的速度确实非常慢）这些机构本身就很重要，尤其是在美国。我也慢慢地意识到，这个“第三部门”与政府、企业有着根本性区别。政府发布命令，要求人们服从；企业供应商品，希望获取报酬。然而，非营利机构是使人发生改变的媒介，其“产出”既不是服从也不是商品，而是离开医院的痊愈病人、学到知识的学生，人生正被改变的信徒。

此外我认识到，这些机构逐渐承担了美国社会中同等重要的第二项任务：提供有效的公民身份。在现代社会，直接的公民身份已经不再可能。我们能做的只有投票和缴税。

只有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时，我们才再次成为实实在在的公民，再次影响社会秩序、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社会愿景。

我们会取得社会成果。因此，正是非营利机构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公民身份和社区。到1990年，美国每两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位在非营利机构担任志愿者，平均每周工作三个小时。并且我也越来越多地与非营利部门（作为社会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合作，最终成果是我在1990年出版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当然，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已经在各种关于管理的著作中研究组织（刚开始是企业，后来是所有组织）的管理，从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开始，引出了最早论述现在所谓“战略”的书，即1964年出版的《为成果而管理》，然后是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试图将柏拉图到马基雅维利所知的“统治者的教育”投射到“组织中管理者的教育”。1973年，我把20年关于管理的作品汇总整理为一本大部头著作《管理：使命、责任、实务》。

政府有效性的限度

我早期的作品（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初）聚焦新社会现象，即组织，包括组织的结构、宪章、管理、功能。但我从很早的时候就不认同所处时代的基本发展趋势，即权力集中化、社会统一化、政府全能化。

这种趋势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是文职官僚机构的胜利，同时也是军事领导层的惨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创的西方世界相信能够预测未来，并且通过计划予以实现。由此产生了下述信念：政府的征税能力是无限的，因此支出能力也是无限的，这可能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进而人们坚信政府能够并且实际上应该做所有的事情。从1920年到共产主义体制崩溃的70年间，人人都相信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绝无任何共同之处。但这种认识只对了一半，实际上，民主政体与极权政体同样信任集权和政府，在美国，这种信任可能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达到顶峰。事实上，这种信念如此盛行，以至于斯大林主义（最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也不得不通过挥舞计划、国家控制、全面集权的旗帜而披上“进步的”外衣，实际上是“革命的”外衣。

因此，我的作品开始涵盖现代社会的政治机构与社会机构。

形成知识社会的概念

我不是未来学家

我常常被称为“未来学家”。但如果有一个我否认的头衔（社会生态学家必须否认），那就是“未来学家”。首先，试图预言未来往往归于徒劳。凡人不能预知天下事。把无知和不确定性输入计算机就可以变得具有远见卓识，这种想法并不特别明智。

问题在于，最聪明、最成功的预言家从未预言的事情总是比预言的事情更重要。

未来学家往往通过预言成真的数量来衡量成功率，但从未计算有多少成真的重要事情是当初没有预言的。

但更重要的在于，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是识别已经发生的变革。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重要挑战是利用已经发生的变革并将其作为机遇。

重要的是识别“已经发生的未来”，这也是我没有完成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该书旨在为感知和分析已经发生且不可逆转的变革（但尚未产生影响，实际上是尚未被普遍看到）提供一套方法。

为何我不用量化研究方法

在被错误地誉为“未来学家”的同时，我也被错误地批评为非定量研究者。事实上，我是一名老定量研究者。1929年，未满20周岁的我发表了最早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同大多数此类研究一样，该文从不言自明的假设起步，经过严密的数学运算，最终得出一个愚蠢的结论：纽约股票市场必将一路走高。

事情的经过如下：1929年8月或9月这篇文章在一份知名经济学杂志发表，就在几周之后，我刚刚证明“不可能”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即1929年10月的纽约股市崩盘（幸亏该期杂志没有留下副本，起码我的手中没有）。顺便说一下，这是我允许自己做出的最后一个预言。而且，我也曾经讲授过统计学课程，并帮助组建了美国产业界（在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最早的运筹部门，因此指责我不熟悉定量方法是不妥的。

社会生态学家应该做什么

首先，需要带着下列问题观察社会和社区：已经发生了哪些不符合常识的变革？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哪些是“范式转换”？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证据表明这是真正的变革而不是一时的潮流？最好的检验：这些变革有成果吗？换言之，产生了重大影响吗？最后可以思考：如果这种变革有意义且有相关性，那么会为我们提供什么机会？

关于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接下来要说的是，他必须旨在发挥影响。社会生态学家的目标不是获取知识，而是正确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生态学是一种实践，犹如医学、法学，自然生态学同样如此。

社会生态学的目标是在连续与保守同创新与变革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创造一个动态不平衡的社会。唯有这样的社会才有稳定性，实际上也才有凝聚力。

无论身处哪个领域，我都会尊重语言。1909年我出生于维也纳，当时该市具有极强的语言意识。1899年，莫纳出版了《语言批判》，开创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语言哲学。当时每位受过教育的维也纳人的书房中都有这本书，我家的书架上也有。

莫纳首先指明语言不是“消息”，不是“媒体”，而是意义。

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是莫纳的继承人，也可以说是遗嘱执行人。维特根斯坦的多数理论，莫纳早在四五十年前已经研究过。我成长的地方维也纳也是克劳斯的家乡，他可谓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大师。对克劳斯而言，语言是道德，是诚实正直的品格。玷污语言就是腐蚀社会，戕害个人。

我成长于这样一个严肃对待语言的氛围中。19岁的时候，我在汉堡一家出口公司当实习生，无意中读到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当时他在祖国丹麦以外几乎无人知晓，并且多数作品尚未翻译为其他语言。本书中“‘不合时宜的’克尔凯郭尔”前面的引言部分讲述了这段经历对我、我的工作、我的生命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宣扬语言的神圣性。对他而言，语言是美学，而美学是道德。

因此，在奥威尔之前很久，我就已经知道堕落的语言是暴政的工具，既是一种罪，又是一种犯罪。

对社会生态学家而言，语言具有双重重要性，因为语言本身就是社会生态。对他而言，语言不是“沟通”，也不仅仅是“消息”，而是实质，是把人类团结在一起的粘合剂。语言创造了社区和交流。因此我一直认为，社会生态学家对语言负有责任。社会生态学家不一定是“伟大的”作家，但必须是谦恭有礼、悲天悯人的作家。

社会生态学的学科

我认为，这是社会生态学家的座右铭，也是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生态学的口号。

社会生态学基于观看而非分析。社会生态学以感知为基础。我认为，这将社会生态学与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区分开来。

社会生态学不仅不能被分解为各个部分，而且顾名思义，它论述的是结构。结构可能不会大于各部分之和。但结构在根本上不同于各部分之和。

当前有很多关于“授权给人民”的言论。这个说法我从未用过，将来也不会使用。

在我看来，作为一门学科，社会生态学的根基不是相信权力，而是相信责任、相信权威（基于能力）、相信怜悯。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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