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辛顿：亲手开启”全球AI军备竞赛”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0月8日当地时间公布，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约翰·J·霍普菲尔德（John J. Hopfield）与杰弗里·E·辛顿（Geoffrey E. Hinton），以表彰二人在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机器学习领域所作出的基础性发现与发明。

杰弗里·E·辛顿于1947年在英国伦敦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尚在爱丁堡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辛顿，便已开始涉足神经网络的研究领域。然而，据《纽约时报》所述，当时对神经网络持乐观态度的研究者并不多见。

1978年，辛顿成功从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教授一职。2019年，辛顿与蒙特利尔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约舒亚·本希奥，以及纽约大学的杨立昆教授，一同荣获了图灵奖，这一奖项被誉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以表彰他们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面的杰出成就。这三位科学家共同被誉为“深度学习三巨头”，而辛顿更被广泛尊称为当代人工智能领域的“教父”。

在《深度学习革命》这部著作中，知名记者凯德·梅茨，同时也是《连线》杂志与《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深入回顾了深度学习领域所经历的变革，以及那些引领这一变革的企业家与科学家们是如何历经人工智能的低谷，最终将深度学习的浪潮推向全球的。

在这一历程中，杰弗里·辛顿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这一革命性进展的核心人物之一。

由于长期受到腰椎间盘问题的困扰，杰弗里·辛顿无法像常人一样坐下，因此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期间，他选择使用站立式办公桌进行工作。

2012年，他与学生们携手，在神经网络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成果极大地改变了机器对世界的认知方式。随后，在学生的劝说下，他创立了DNNresearch公司。

不久后，这家公司就吸引了中国企业的关注，并引发了百度、Google等四家科技巨头的竞购。这场竞购战在太浩湖的哈拉斯赌场酒店激烈上演，最终，Google以4400万美元的价格成功将DNNresearch收入囊中。

辛顿之所以选择Google，是因为他认为Google能为他的研究提供一个理想的平台。他的经历不仅见证了神经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揭示了这项技术如何在科技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全球竞争。

以下这个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故事，是根据《深度学习革命》一书中的故事摘编而来，有删改：

在多伦多市区，当杰弗里·辛顿踏上前往太浩湖的公共汽车时，他已经度过了长达七年的无法坐下的生活。他经常回忆道：“我最后一次坐下是在2005年，那是一个我后悔的决定。”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在帮助母亲搬动取暖器时就首次遭受了伤害。到了五十多岁，坐下对他来说意味着要冒腰椎间盘滑脱的风险，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剧烈的疼痛会让他在床上躺上数周。因此，他选择了不再坐下。

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里，他使用了一张站立式办公桌来工作。用餐时，他会跪在桌旁的一个小泡沫垫上，神情专注而平静，就像一位在祭坛前冥想的僧人。乘坐汽车时，他会选择躺在后座上，以减轻腰部的压力。对于长途旅行，他更倾向于选择火车，因为这样可以让他更自由地调整姿势。然而，飞行对他来说却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商业航空的航班，因为起飞和降落时要求乘客保持坐姿，这是他无法做到的。

他坦言：“我每天都在与疼痛作斗争，情况已经严重到可能导致瘫痪的地步。因此，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只要我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它就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困扰。”杰弗里·辛顿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坚韧不拔的写照，也反映了神经网络技术发展背后的艰辛与执着。

那个秋季，他舒适地躺在公共汽车后座上前往纽约，随后转乘火车，一路穿越至加利福尼亚州特拉基，直达内华达山脉的巍峨之巅。抵达后，他又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惬意地伸直双腿，仅过了半小时，便已置身于太浩湖畔。

此行之后，他着手创立了一家新公司。这家公司的创始团队中还包括另外两位成员，他们都是曾在他大学实验室里孜孜不倦研究的年轻研究生。与众不同的是，这家公司并不生产任何实体产品，也未曾有过这样的计划。其网站上仅简单地展示了一个名字——DNNresearch，而这个名字甚至比网站本身还要不起眼。

当时已64岁高龄的辛顿，在学术界显得游刃有余。他顶着一头蓬松的白发，身着羊毛衫，言谈间透露出幽默风趣。正是在这两名学生的极力劝说下，他才下定决心创立这家公司。然而，当他抵达太浩湖时，却意外地收到了来自中国最大科技公司之一的橄榄枝，他们开出了1200万美元的高价，意图收购他这家初出茅庐的公司。紧接着，另外三家公司也迅速加入了竞购行列，其中不乏美国的两家科技巨头。

辛顿造访了哈拉斯与哈维斯，这两座巍峨的赌场酒店坐落于太浩湖南端，依山傍雪，蔚为壮观。这些由玻璃、钢铁及石材构筑的宏伟建筑，在内华达州葱郁的松树间巍然屹立，它们不仅是赌博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扮演着会议中心的角色，配备了数百间客房、几十个会议厅以及各式各样的普通餐馆。2012年12月，这里迎来了一场计算机科学家们的年度盛会——NIPS大会。NIPS，全称为“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尽管其名称预示着对计算机未来的深入探索，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会议。

作为一位伦敦出生的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辛顿便在英国、美国及加拿大的多所大学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人工智能的前沿领域。他几乎每年都会出席NIPS大会，但这一次却与众不同。尽管那家中国公司已经对DNNresearch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辛顿深知，还有其他势力同样虎视眈眈。因此，NIPS大会似乎成为了一个理想的竞价场所。

就在两个月前，辛顿与他的学生们共同颠覆了机器认知世界的方式。他们成功构建了一个名为“神经网络”的数学系统，该系统模仿了大脑神经元的网络结构，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识别出诸如花朵、小狗和汽车等常见物体。辛顿与学生们展示了神经网络如何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来学习这种极具人性化的技能。他将这一技术称为“深度学习”，并坚信其潜力无穷。这项技术不仅将彻底改变计算机视觉领域，更将广泛应用于从智能对话助手、自动驾驶汽车到新药研发等各个领域。

神经网络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然而，早期的先驱者们始终未能使这项技术如他们所愿地发挥作用。进入21世纪后，大多数研究人员对这项技术失去了信心，视其为技术上的死路一条，并对过去半个世纪里科学家们试图让数学系统模仿人类大脑的自大尝试感到困惑不解。那些仍在坚持研究神经网络的学者，在向学术期刊提交论文时，往往会巧妙地隐藏其真实研究内容，用更为委婉、不易引起同行反感的术语来替代“神经网络”这一说法。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人坚信神经网络终将实现其潜力，辛顿便是其中之一。他致力于设计的机器不仅能够识别物体，还能辨识口语词汇、理解并运用自然语言进行对话，甚至有望解决人类自身难以攻克的问题，为生物学、医学、地质学等多个领域的探索提供创新且精确的方法。然而，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大学里，这种立场也显得格格不入。他多次向学校申请聘请另一位教授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致力于打造能够自主学习的机器，但这一请求多年来始终未获批准。“有我一个人疯狂就足够了。”他如是说。

然而，在2012年的春夏之交，辛顿与他的两名学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证实了神经网络在识别常见物体方面的精度超越了其他所有技术。同年秋天，他们发表了一篇长达9页的论文，向全世界宣告了这项技术正如辛顿长期以来所坚信的那样强大无比。

数日后，辛顿收到了一封来自名为余凯的人工智能研究员的电子邮件，彼时余凯正就职于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公司。从表面上看，辛顿与余凯之间似乎并无太多交集。辛顿出身于战后英国的一个显赫科学家家庭，这个家庭的影响力与其成员的独特个性相得益彰。他曾在剑桥大学求学，后在爱丁堡大学获得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并在此后的30年里一直担任计算机科学教授。而余凯，则比辛顿晚出生30年，他在中国成长，父亲是一名汽车工程师。余凯的求学之路跨越了中国南京和德国慕尼黑，最终他踏上了美国硅谷，在一家企业研究实验室工作。

尽管两人在阶级、年龄、文化、语言和地域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他们却共同对神经网络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初次相识是在加拿大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这场研讨会作为民间活动的一部分，旨在重新激活这个在科学界几乎陷入沉寂的研究领域，并将其重新命名为“深度学习”。余凯正是积极传播这一信念的推动者之一。

回到中国后，余凯将这一理念带入了百度，他的研究很快引起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关注。当辛顿那篇长达9页的论文在多伦多大学发表时，余凯立即向百度的智囊团建议，他们应尽快招揽辛顿。在邮件中，余凯将辛顿引荐给了百度的一位副总裁，而这位副总裁则为辛顿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开出了1200万美元的高价。

起初，辛顿以为与北京百度公司的洽谈已接近尾声，双方似乎达成了共识，但他的内心仍存有一丝犹豫。近几个月来，他不仅与百度有所接触，还有其他几家公司，大小不一，其中包括百度的两个美国主要竞争对手，也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这些公司频繁致电辛顿在多伦多大学的办公室，询问要如何才能将他及他的团队纳入麾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众多机会，辛顿向百度提出，在正式接受其1200万美元的报价之前，他希望能有机会探索其他可能的报价，百度对此表示了理解并同意了他的请求。这一举动，无形中为辛顿争取到了更多的主动权。

在学生的提醒下，辛顿意识到，对于百度及其竞争对手来说，他们可能更愿意花费巨额资金收购一家公司，而不是用同样的价钱从学术界聘请几位新员工。于是，他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并命名为DNNresearch，以彰显他们专注于“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s）的研究方向。

随后，他咨询了多伦多的一位律师，讨论如何能让这家初创公司——仅有三名员工、没有实际产品、几乎没有任何商业记录——的价值最大化。律师给出了两个建议：一是寻找专业的谈判代表，但这样做可能会激怒那些潜在的收购者；二是通过拍卖的方式来确定最终买家。经过考虑，辛顿选择了拍卖。

最终，有四家公司参与了DNNresearch的竞拍：百度、Google、微软以及DeepMind。值得一提的是，DeepMind当时还是一家仅成立两年、在业界知名度不高的初创公司，它位于英国伦敦，由年轻的神经科学家戴密斯·哈萨比斯创立。然而，这家公司后来却成为了这个时代最著名且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之一。

在拍卖活动即将展开的那一周，Google的工程负责人阿兰·尤斯塔斯驾驶其私人双引擎飞机，在太浩湖南岸附近的机场平稳降落。他与Google内备受尊敬的工程师杰弗里·迪恩一道，邀请了辛顿及其学生在哈拉斯赌场酒店顶层的牛排餐厅共享晚餐，该餐厅以装饰中点缀的1000个空酒瓶为特色。

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辛顿65岁的生日。他站在吧台边，而其他人则坐在高脚凳上，他们热烈地讨论了Google的宏伟蓝图、即将到来的拍卖，以及辛顿在多伦多大学实验室中正在开展的前沿研究。对于Google的代表而言，这次晚餐的主要目的是与辛顿的两位年轻学生初步建立联系，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面。

与此同时，百度、微软和DeepMind也派遣了代表前往太浩湖参与活动，但各竞拍方并未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而是各司其职。此前为辛顿及其学生拉开竞拍序幕的百度研究员余凯，在拍卖开始前已与他们进行了会面。

拍卖活动在哈拉斯赌场酒店的731号房间进行，从这里可以俯瞰内华达州葱郁的松树和皑皑白雪覆盖的山峰。每天，辛顿都会设定下一轮报价的时间，到了指定时间，他的两名学生会来到他的房间，通过他的笔记本电脑查看报价动态。房间内的两张大床之间摆着一张桌子，上面倒置着一个垃圾桶，笔记本电脑就稳稳地放在垃圾桶上，这样辛顿就可以站着操作电脑了。

报价过程是通过Google旗下的Gmail电子邮件服务进行的，因为辛顿拥有一个Gmail账户。然而，这一安排却引起了微软的不满。在拍卖开始前的几天里，微软表达了担忧，认为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Google歌可能会窃取他们的机密信息，并以某种方式操控报价。

尽管辛顿本人对此并不十分担忧，但他还是与学生们讨论了这种可能性，并认为这更多是微软对Google日益增强的实力所做出的尖锐反应。从技术上讲，Google确实有能力读取任何Gmail邮件的内容。尽管邮件服务条款中明确表示不会这样做，但现实情况是，如果Google违反了这些条款，可能也不会有人察觉。

最终，辛顿和微软都决定放下这些担忧。他表示：“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Google不会读取我们的邮件。”尽管当时无人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

拍卖规则很简单：每当拍卖开始后，这四家公司就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提交比前一次至少高出100万美元的报价。这一小时的计时是从最新报价邮件的时间戳开始算起，如果一小时后没有新的报价，那么当天的拍卖就会结束。

DeepMind选择用公司股份而非现金进行报价，但面对科技界的几大巨头，它很快便无力竞争，选择了退出。百度、Google和微软则继续留在竞拍中。随着报价的不断上升，从1500万美元到2000万美元，微软也曾一度退出，但后来又重新加入。

辛顿和他的学生们在讨论他们更倾向于哪家公司时，每一个细节都显得非常重要。

某天傍晚，当他们凝视着窗外的滑雪山峰时，两架飞行方向相反的飞机在空中留下了一个交叉的轨迹，就像一个巨大的“X”。在房间内的紧张气氛中，他们不禁好奇这个迹象的意义，然后才想到Google的总部位于一个名为山景城的地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选择Google？”辛顿问道，“或者，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选择它？”

当报价达到2200万美元时，辛顿决定暂停拍卖，与其中一位竞拍者进行协商。半小时后，微软再次选择退出。此时，只剩下百度和Google在竞拍，而两家的报价也在持续上升。

最初，是由余凯代表百度进行报价，但当价格达到2400万美元时，一名百度的高管从北京接手了报价。余凯偶尔会去731房间看看，希望能对拍卖的进展有所了解。

然而，对于余凯的频繁造访，辛顿却感到有些困扰。已经65岁的他，在太浩湖时经常因为那里寒冷、稀薄且干燥的空气而身体不适。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再次生病，更不想让余凯或其他任何人看到自己的虚弱状态。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老了，身体不行了。”他说道。于是，他将靠墙的折叠沙发上的坐垫全部取下，铺在两张床之间的地板上，用熨衣板和其他物品塞住缝隙，再用水浸湿几条毛巾搭在上面。每天晚上，他都躺在这个临时搭建的“湿棚”里，希望这能帮助他缓解不适。

但是，随着拍卖的进行，戴着眼镜、圆脸庞的余凯总是不断地过来与他交谈。辛顿并不想让余凯看到自己为了保持健康所做的这些努力。因此，每当余凯过来时，辛顿都会示意他的两名学生——他们三人团队中的其他两位成员——将坐垫、熨衣板和湿毛巾都收起来。“这是你们作为团队一员的职责。”他对学生们说道。

有一次，余凯匆忙离开，竟忘记带走放在椅子上的背包。辛顿与他的学生们注意到了这个背包，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好奇，想探究里面是否藏有能透露百度意向报价的线索。然而，经过一番思量，他们还是觉得这样做并不妥当，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久之后，他们就明显感受到百度对于这次竞拍的决心与实力：报价一路飙升，从2500万美元直冲到3500万美元。每次报价总是在一个小时倒计时即将结束的前一两分钟才姗姗来迟，使得原本即将落幕的拍卖再次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时间也被一再拉长。

随着价格的不断攀升，辛顿决定将报价的时间窗口从原先的一个小时缩短为30分钟。尽管如此，报价依然迅猛增长，很快就突破了4000万美元大关，紧接着是4100万、4200万、直至4300万美元。“这感觉就像是在拍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他感慨道。某晚，当价格飙升至4400万美元时，已近午夜时分，辛顿决定暂时中止拍卖，他需要休息片刻。

次日，就在拍卖原定开始前约30分钟，他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各方拍卖开始的时间将有所推迟。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又发出了第二封邮件，正式宣布拍卖结束。

原来，在前一晚的某个时刻，辛顿已经做出了决定，将他的公司出售给谷歌，而不再继续推高价格。在给百度的邮件中，他明确表示，自己将会把收到的任何其他信息都转发给他的新雇主，尽管他并未透露新雇主的具体身份。

事后，他坦诚地表示，这正是他心之所向。就连余凯也预料到，辛顿最终会选择加入Google，或是其他某家美国企业，毕竟辛顿的腰背问题让他难以承受长途飞行至中国的身体负担。

事实上，余凯对于百度能在竞拍中占据一席之地感到相当满意。他认为，通过这次竞拍，百度的智囊团已经深刻意识到，在未来的几年里，深度学习将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与美国竞争对手的激烈角逐中领悟到的。

辛顿之所以决定终止拍卖，是因为对他来说，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找到一个合适的归宿，远比追求最高的价格更为重要。

当他向Google的报价者表示接受4400万美元的价格时，对方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因为他们坚信他不会放弃仍在不断上涨的报价。然而，辛顿的态度是认真的，他的学生们也与他持有相同的看法。作为学者，他们更忠诚于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而非其他任何事物。

然而，辛顿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想法所蕴含的巨大价值。这一点，当时无人知晓。在这四家公司中，有一小批科学家与辛顿及其学生们并肩作战，他们迅速将这一单一的想法推向了科技行业的核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出人意料地加速了人工智能的进步，推动了可对话式数字助理、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自动化医疗健康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无意中促进了自动化战争和监控技术的进步（尽管这二者从未是他们的初衷）。

“它彻底改变了我对技术的看法，”阿兰·尤斯塔斯感慨道，“也深刻影响了许多人对技术的认知。”

有一些研究人员（其中最著名的是DeepMind背后年轻的神经科学家戴密斯·哈萨比斯）甚至认为自己正在建造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可以做人脑能做的任何事情，并且只会做得更好。从计算机时代的早期开始，这种可能性就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

没有人确切知道这台机器什么时候会出现，虽然从短期来看，推出的机器距离真正的智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但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强大的技术总是让人类着迷而恐惧，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在它们身上豪赌。这一次，筹码比这个想法背后的科学家们所知道的还要高。深度学习的兴起标志着数字技术的构建方式出现了根本的改变。工程师们不再细致地定义机器应该如何运行，一次一条规则，一次一行代码，他们开始打造可以通过自身经验学习任务的机器，这些经验包含了巨量的数字信息，甚至没有人能完全理解。结果他们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机器，这种机器不仅比以前的机器更加强大，而且更加神秘和不可预测。

当Google和其他科技巨头采用这项技术时，没有人会意识到，这项技术还在学习研究人员身上带有的偏见。这些研究人员大多是白人男性，直到新一批的研究人员—包括女性和有色人种—指出这个问题，他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着这项技术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包括医疗健康、政府监控和军队，可能出错的方式也变得更多。深度学习带来了一种力量，当它被那些科技界的超级巨头掌握时，连设计者都不完全知道该如何控制这种力量。而驱动这些巨头的，是它们对收入和利润贪得无厌的渴望。

辛顿的拍卖活动在太浩湖结束之后，NIPS会议也进入尾声，余凯登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在飞机上，他遇到了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微软研究员，名叫邓力。邓力与辛顿有过一段交往，他也在这场拍卖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余凯和邓力是通过多年的人工智能会议和研讨会熟悉起来的，他们在飞往亚洲的长途飞行中挑选了相邻的座位。

由于辛顿没有透露竞拍者的名字，他们两人都不太确定哪些公司参与了拍卖。他们当然想知道，而且邓力也喜欢聊天。他们在机舱后部站了几个小时，讨论深度学习的兴起，但他们都囿于自己的雇主，觉得有义务不透露参与拍卖的事情。所以，他们围着这个问题绕弯子，试图了解对方知道些什么，而不泄露自己的秘密。

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们都知道，一场新的比赛开始了。他们受雇的公司将不得不应对Google的大动作。这就是科技行业的运作方式，这是一场“全球军备竞赛”的开始，这场竞赛将以一种几年前看似荒谬的方式迅速升级。

与此同时，杰弗里·辛顿乘火车回到了多伦多。他最终将前往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的Google总部，虽然加入了该公司，但他仍保留着多伦多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坚持自己的目标和信念，他为其他众多很快会跟随他的脚步进入一些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的学者树立了榜样。

多年之后，当大家让他透露当初有哪些公司参与竞拍时，他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回答。“我签了一些协议，约定永远不会透露我们与谁谈过。我和微软签了一份，和百度签了一份，还和Google签了一份，”他说，“最好不要深究。”

他没有提到DeepMind，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在太浩湖拍卖之后，这家伦敦公司的创始人戴密斯·哈萨比斯把自己的观点烙印在了这个世界上。在某些方面，他认同了辛顿的观点；在其他方面，他可能看得更远。很快，哈萨比斯也加入了同样的“全球军备竞赛”。

这是辛顿、哈萨比斯以及引发这场竞赛的其他科学家的故事，他们是一小群来自全球各地的不拘一格的研究人员，他们会花费几十年来培育一个想法，要经常面对各种无端的怀疑，然后这个想法可能会突然变得成熟，它会被吸进世界上最大的一些企业的机器之中，而这是一个他们全都没有预料到的混乱世界。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