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管理笔记

2025-10-24

导读：你是不是总被无形的压力包裹：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熬夜，为选文科还是理科纠结，为“怎样才能变优秀”焦虑，甚至会因

你是不是总被无形的压力包裹：为一道解不出的数学题熬夜，为选文科还是理科纠结，为“怎样才能变优秀”焦虑，甚至会因一次考试失利怀疑自己的能力。我们总以为“天才”是天生的，成功是遥不可及的。

翻开《归来仍是少年——杨振宁传》，当我们读懂这位见证了20世纪物理学巅峰、更亲历过家国动荡与人生抉择的老者，在战乱中不辍的坚持、在权威前不盲从的勇气、在选择时不功利的笃定，便会发现：那些让我们焦虑的难题，早已在他的故事里藏好了答案。

“渗透”而非“灌输”：父亲杨武之的慢教育，影响杨振宁一生

1928年，杨振宁见到了因去美国留学而与妻儿阔别5年的父亲。父亲一见面就问振宁读了什么书，振宁熟练地背出:“粗成四字，经书暇日，子史须通。………”父亲很满意，送给振宁一支自诲尔童蒙，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武之（1925年前后摄于芝加哥大学）

还有一次，小振宁翻到父亲书架上的德文《数论》，缠着父亲教他，父亲杨武之没有直接讲解，而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给杨振宁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通过“文史渗透”培养健全人格。杨武之认为“学好传统文化、培养人格，比做天才儿童更重要”。杨振宁初一、初二的暑假，杨武之请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丁则良教他《孟子》，丁则良“不仅讲《孟子》，还补充上古历史知识”，两个暑假后杨振宁能“将《孟子》从头背到尾”。

这种“文史渗透”并非“刷题式背书”，而是通过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的讲解，让他理解“儒家君子的价值观”，后来他评价费米“是标准的儒家君子”，正是这种教育的体现。

用“生活场景”渗透科学思维。1928年杨武之从美国回国后，在厦门教杨振宁“用大球、小球模拟太阳-地球-月球运动”“唱《中国男儿》《祖国歌》传递科学与家国情怀”，还教他下围棋、认英文字母。

这些“非刻意刷题”的生活场景，让杨振宁在潜移默化中建立“科学具象化、文理结合”的思维，后来他能从“黎曼曲率方程”联想到“杨—米尔斯方程”，正是这种渗透式思维的成果。

书中收录的杨武之题字“振宁似有异禀，吾欲字以伯瓌”，藏着的不是“望子成龙”的急功近利，而是看见孩子、慢慢引导的智慧。

跟“厉害的人”相处：不崇拜，学“方法”才是关键

他师从吴大猷，学习“对称原理”的研究路径。1942年春，杨振宁为撰写学士毕业论文找吴大猷教授指导，吴大猷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给了他一本《现代物理评论》，让他研究其中“分子光谱学与群论关系”的文章。

杨振宁将文章拿给父亲杨武之看，父亲推荐了狄克逊的《近代代数理论》，这本书“精简无废话，20页内讲清群论‘表示理论’”，让他领悟到“群论的美妙及其在物理中的深入应用”，自此开启对“对称原理”的研究，这一领域后来占其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二。吴大猷的引导方法——“以具体文章为切入点，引导自主探索学科交叉逻辑”，成为他后来治学的重要参考。

吴大猷（西南联大时期）

1941年吴大猷让杨振宁研读的论文

他师从王竹溪，掌握统计力学的研究范式。1942年秋，杨振宁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统计力学专家王竹溪。王竹溪通过“相变”系列讲座引发他的兴趣，并引导他完成统计力学领域的硕士论文。

杨振宁后来回忆，王竹溪“重视数学论证与物理定律的结合”，这种方法，让他终身受益，其一生约三分之一的研究工作集中在统计力学领域。

王竹溪先生（1911—1983）（1980年聂华桐摄）

他向费米学“脚踏实地”，向特勒学“归纳法”：1946年杨振宁赴芝加哥大学，因费米实验室保密，先跟特勒做理论工作。费米“既做理论也做实验，脚踏实地”，曾告诫他“多半时间应做小题目，通过小题目训练解决大问题的精神”；特勒则擅长“从物理现象归纳数学表达”，虽常有直觉性想法（90%可能错），但“不怕暴露错误，能快速吸收反馈修正”，这种“归纳法”补充了杨振宁在西南联大习得的“演绎法”，让他明白“物理研究需兼顾理论推演与现象洞察”。

费米的这个教诲，杨振宁后来曾分享给年轻人

遇到优秀的人，不必自卑或盲目崇拜，而是要学会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思考。

以“兴趣”为引，以“准备”为基，以“突破”为果

受王竹溪影响，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时就对统计力学的伊辛模型产生兴趣，1947年他曾花数星期研究昂萨格1944年关于伊辛模型的文章，虽未成功，但摸清了其中“难懂的核心难点”，1949年11月，路丁格偶然跟他提及“昂萨格—考夫曼方法可通过反对易厄米矩阵理解”，他因前期有准备，“一回到研究所就推导出基本步骤”，并在6个月后“融合各片段，得出简单结果”，最终攻克伊辛模型难题。

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振宁（1947年夏摄于怀俄明州魔塔保护区）

1947年杨振宁就对电磁学的“规范不变性”感兴趣，想将其推广到更一般情况。他多次尝试推广麦克斯韦方程，因“计算复杂、公式丑陋”屡屡失败，但记录了大量“规范场与矩阵结合”的思路；1953-1954年，他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与米尔斯共用办公室，两人讨论时决定“修改规范场方程，加入二次多项式项”，发现“计算突然变简单”，最终写出杨—米尔斯方程，虽当时未解决“质量为零粒子”问题，但仍果断发表——这一成果后来成为现代物理学基石。

杨振宁手指杨—米尔斯方程（2011 年摄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杨振宁将自己的研究历程总结为“兴趣→准备工作→突破口”三部曲。

他在书中自述“我父亲是研究数学的，我小时候他很自然地给我讲了一些‘鸡兔同笼’、‘韩信点兵’等四则问题。我学得很快，他很高兴。很多年以后在美国，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小时候我也介绍给他们‘鸡兔同笼’、‘韩信点兵’等问题，他们也都学得很快，我也很高兴。

可是我与他们有一个区别：我父亲介绍给我四则问题之后，过了一年他再问我，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的孩子们，我一年后再问他们，他们就把四则问题完全忘得精光。”由此杨振宁得出结论：外来的信息如果能够融入个人脑子里面的软件之中，就可能会“情有独钟”，有继续发展的可能，像是一粒小种子，如再有好土壤、有阳光、有水，就可能发展成一种偏好（taste），可以使这个人喜欢去钻研某类问题，喜欢向哪些方向去做“准备工作”，如果再幸运的话，也就可能发展出一个突破口，而最后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