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品版權沙龍】資深出版人分享：好書是怎樣煉成的？

書是冰冷的，

因為有人，

才有了溫度。

對於幾位資深出版人而言，

出版到底有何魅力？

一起聽聽他們的分享吧！

許多接觸過李安的人，都被她對出版的熱誠折服。加入香港三聯二十八載，目前已是副總編輯的李安，談起作者和讀者仍是滔滔不絕。她認為與作者、讀者打交道，是從事出版的最大樂趣。

「這是心靈的交流，做一本書，可以在短時間內與作者的關係變得深厚。我們手上的書稿，很可能是某位作者一輩子的研究成果，也可能是最觸動他們內心的一些抒發，編輯有幸跟他們並肩作戰，是極其難得的機會。」

她又相當重視讀者的反應，認為香港的讀者很正面。「我們每做一個嘗試，很多時候讀者會有很大的迴響，讓我們知道，原來我們走的路是對的，這給予我們信心繼續走下去。當別人跟我說：『你們做的書很好、很漂亮』，我就覺得值得了。」

李安策劃的選題，絕大部分是原創，很多時候會經歷從零開始的階段，這也是她認為做出版的最大挑戰。「很多時候一個選題源自一個虛無縹緲的想法，甚至是一種感覺，如何將它變成一份書稿，成功出版，對編輯來說是很大的考驗。」她笑言每一個新的選題都是起跑線，經驗豐富的和經驗尚淺的編輯，對同一選題的做法可能很不一樣。「經驗不是太多的編輯會有一種觸覺，有新的演繹方式，坊間和社會的接受程度可能會更大，這個過程，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作為香港資深出版人，李安如何看待「香港出品」？「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很有個性，不少出版物從內容到設計都非常有個性，這也是最吸引讀者的地方。有些讀者曾經跟我說，通過香港三聯的書，可以看到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的特點，這是令人感到高興的。」

「香港出品」對香港三聯而言甚具代表性，出版社從八十年代已開始策劃出版香港專題書種。李安回憶道：「香港三聯在香港出版版圖中很強調如何發掘香港特色，我們是比較早做的，這也是得益於三聯的前輩，例如八十年代已開始策劃香港古今系列，到九十年代，也就是我剛加入三聯的時候，適逢香港回歸前夕，我們出版了很多專題史、通史類圖書。此外，我們也趁此歷史機遇做了很多『百年』圖書，例如交通百年、行業百年。」李安形容香港三聯是很好的土壤，可讓一眾編輯有機會從出版與傳播的角度切入香港、觀察香港。

「讀書就是樂趣啊！既可以讀書又能夠出版好的圖書，把知識和思想推薦給更廣大的讀者，豈不是其樂無窮的大好事？」香港中華書局總編輯侯明認為，這就是在香港做出版的最大樂趣。同時，在香港可以擁有豐富快捷的資訊和開闊的國際視野，不斷學到新東西，並在市場競爭中提升市場化運作的能力，也是這位資深出版人眼中的無窮樂趣。

談到香港的出版環境，侯明如數家珍：「有人說『香港是一本讀不完的書』，其中的一層意思，強調的應該是香港的歷史、文化及至社會、制度等所具有的特殊性。在大的時代背景下，香港讀者不斷為本地出版提出新的課題以及內容與形式的創新要求。同時，成熟的法治環境和市場模式，以及開放、自由、包容的社會環境，為出版創意提供的空間和舞台幾乎是無限的，你有多大的本事都不會埋沒，都可以盡情施展。」

她又認為，香港雖然地方不大，但文化事業旺盛，絕非一般人口中的「文化沙漠」。「這裏有上千家書店，圖書館、博物館也為數眾多，每年舉辦的國際水準的文化藝術活動精彩紛呈，為出版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意靈感和空間，這對求新、求變、求完美的出版人來說是值得慶幸的，也值得大家格外珍惜和呵護。」

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是幸福的，即便面對重重挑戰，侯明迎難而上，她認為與內地市場融合，是目前香港出版業應付困境的最佳方法。「香港出版最大的挑戰是專業人才不足，這一點相應制約了香港出版業的健康發展。在這種條件下，與內地市場融合，讓香港出版的好書進入內地市場，滿足內地各界讀者的需求，是行之有效的突圍之路。」

香港圖書市場狹小，競爭激烈，如何脫穎而出，生存並發展下去？「完全靠團隊的文化理想和市場經營能力。以中華的非凡出版為例，就是在這片紅海中打拚出來的，每年出版的書種不多，卻有一半以上都是暢銷書，極受年輕讀者追捧。」而歷時五年完成出版的五十種系列叢書「新視野經典文庫」，也是香港中華書局的成功案例，這套書代表了當代學人對傳統經典的獨到理解，面世後深受歡迎，書還未出齊，版權便已全部賣出。

問侯明對於香港出版業有何盼望，她認為香港是個中西文化薈萃的寶地，出版人借助國家發展大勢，一定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出版物，成為國際出版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如何做到準確判斷或預見讀者多元閱讀需求，做出讀者期待的圖書，這永遠都是巨大的挑戰。如何讓出版物既能呈現文化價值，也能實現商業價值，也是出版人每天都要思考和必須回答的課題。」

毛永波在2002年加入香港商務印書館，令他難以忘懷的是當年總經理陳萬雄先生把新亞書院校歌的兩句歌詞──「艱苦我奮鬥，困乏我多情」，作為出版社的年度口號，鼓勵大家在艱難的情況下奮發努力。

如今，毛永波身兼總編輯與副總經理職務，回首過去，談話中處處不忘初心，特別是提到他在出版社第一本跟進的書《虫畫虫話》。「商務印書館的書一向都是『高大尚』，我收到阿虫的書稿時，也有點猶豫，是漫畫呀，出版社不出漫畫，老師也反對學生看漫畫。」然而，他最後決定出版，契機在於書稿中一幅畫有一個櫻桃和一個苦瓜的圖。「當年香港受『沙士』的影響很深，整個社會正處於低潮，我覺得這個時候大家更需要鼓勵，那幅圖畫令我知道，可以從這個角度，讓這本書變成從順境轉入逆境時的一個溫暖的鼓勵。」

書出版後出乎意料的暢銷，不到一年重印五次，後來更出版套裝。對商務印書館來說，《虫畫虫話》是個意外，也是個另類。作者阿虫於去年作古，毛永波感觸良多：「當時很多人寫懷念文章，從眾多的文章中，我再次確認，當日出版阿虫的書是好的決定，因為這本書對於社會起到撫慰的作用。過去學校是拒絕漫畫的，現在是老師向學生推薦漫畫，這本書還被推選為中學生最喜歡的書之一。」

書被推出市場上能否受到關注，總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成功的出版人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一雙善於觀察社會脈搏的眼睛，能夠「為讀者找書，為書找讀者」──這也是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經營理念。毛永波認為，出版對他來說是觀察社會的一種方式。「我們要時刻感受到社會的潮流，如果能夠和社會的脈動有同樣的波幅，大家會有互相振動的作用，效果會放大。」

談到「香港出品」，毛永波指跟整個社會發展相關，也和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密不可分。「比如香港商務印書館引以自豪的故宮出版、敦煌出版，其實契合到內地改革開放的進程。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後期，國家的影響力增強了，香港在其中起了『窗口』的作用，發揮了中西薈萃的優勢，各種思想、文化融在一起，特別是在香港受過嚴謹學術訓練的學者，他們對於我們的出版，在背後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最後，他寄語正在從事出版與打算投身出版行業的人：「我們跟一般生產行業不一樣，我們是做精神產品的生產，你覺得路途太漫長，其實看看腳下，你會很踏實，因為我們的書都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當有一本書出版之後對社會有作用，對個人甚至編輯存在的意義，會有重新的認識，你會發現自己做了一件事情，竟然可以變得美好。」

新雅文化事業是全香港首屈一指的童書出版社，其所出版的兒童與青少年讀物相當多元化，出版社總經理兼總編輯尹惠玲在集團的工作經驗也是非常全面。她既做過編輯，亦做過推廣公關、門市零售的工作，現在除了掌管新雅文化事業，也兼任集團旗下專事出版生活類圖書的萬里機構總經理一職。

出版工作經驗如此廣泛豐富，出版業在尹惠玲眼中應該有特別的意義？「出版是結合文化、創意和經營的行業，編輯會運用自己的創意，加上作者的專業，兩者相結合，做出一些在市場上既為大眾接受，亦可以獲利的作品，文化價值也因此而傳播，整個行業能夠持續發展。」

童書市場是不少華文出版社的兵家必爭之地，尹惠玲坦言，新雅同樣面對激烈的競爭。「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在華文出版市場規模最小，經營成本卻很高，租金、人工、物流等等，都是限制，出版社要獲利是很困難的。其次是出版資源不夠多，香港的繁體中文圖書市場規模不及台灣大，要得到外國童書的版權，較難與台灣出版社競爭，他們的印數比香港出版社要多，所以在爭取超級暢銷書的版權時會不及他們。」

市場儘管小，競爭儘管大，新雅作為香港童書出版社的執牛耳者，自有其獨到的應對策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經營好本土市場，香港市場雖小，但只要經營得好，銷售也是不錯的，例如新雅出版的《我們的身體》、《轉轉樂：數學概念趣味桌遊書》等童書，皆有五六千冊的銷售。」

尹惠玲又大方分享爭取外國童書版權的妙方。「海外出版社不單看印數，還會看你如何推廣他們的書，以及如何把書的品牌做好。我們會透過推廣活動、書店活動、學校活動、『新雅姐姐講故事』活動、社交媒體等渠道全方位宣傳。在國際書展上，我會向每一個合作過的出版社展示過去一年我們所做的推廣情況，讓他們知道新雅積極且有心思地推廣圖書。」

用心經營，從來是做好工作的不二法門，做出版也一樣，也正是如此，新雅文化事業贏得了海內外不少出版社的信任，樂意與之合作，合力推廣優質兒童讀物。尹惠玲認為，香港的傳統與先進並存的環境對於出版童書是有優勢的。「對比起兩岸市場，香港一直以來接收不同文化，出版的圖書較大膽，但香港又可以很傳統，所以香港的童書出版是很多元的。傳統的文化知識、品德教育類圖書有，普世價值觀、科普類的書也有，經濟、政治、哲學的童書，我們也會出版。只要出版人有創意，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發揮的空間也是很大的。」

香港中和出版總經理陳翠玲居港二十年，在此之前，她在內地出版社已任職副總編輯、副社長，對於在香港這片小小的地方做出版，她認為挑戰極多。「在香港做出版確實不容易，因為它市場真的小，讀者的本土性比較強，這是我過去沒有遇到過的。因為市場小，選題要做得很精準，一些細節要做得很精細。」

有挑戰，也有克服挑戰的滿足感，過程中也充滿樂趣。「在香港做出版，讓我感到興奮的是可能性比較多，比如可選擇的選題、形式可以更多樣化。香港圖書市場雖然小，但它有很多外文版的書，所以能借鑑的東西也多一點。」香港國際化程度高，這特點多少能反映在出版物上，但在既狹小又多元的城市裏挖掘讀者的口味，難度一點也不小，陳翠玲深有同感。「香港讀者的口味和趣味太多元了，在這裏要做暢銷書也好，要做學術書也好，其實都比較難，暢銷書很難形成，學術書又很難達到一定的量。」

雖然如此，她仍認為香港出版有一定的生命力，因為香港讀者對於書的某些方面的要求一直很高。「香港國際化程度比較高，香港讀者的世界觀比較開闊，我覺得他們對於書的內容雖然不太求深，但是他們很求新、求異，這一點是比較明顯的。另外，香港讀者對書籍的形式美非常講究，有時候甚至超過了對內容的講究。」

陳翠玲認為，要做好「香港出品」，一方面要把書的內容做好，按照市場的特點、讀者的趣味，特別要兼顧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去做，另一方面，在經營上也要考慮把書的內容多方面去利用。「不要光做紙質的書，要善用不同的媒介把書的內容反映出來，將書立體化、全媒體化。今天的出版業要兼顧一點相關的創意行業，互相取長補短。出版業如果是單打獨鬥，會很難維持下去。」

陳翠玲還特別強調市場開拓，「香港出品」的市場不只在香港，它還有更廣大的發展天地──整個大中華地區。或者會有出版人認為這是極難之事，陳翠玲則指這是有可能的。「就拿中和出版來講，我們成立這九年以來，在台灣市場上一直佔有將近百分之三十的銷售比例，其實不算小。在內地的市場，現在集團裏的廣州中商銷售平台越做越好，我們今年在這個平台上的銷售有很大的長進。」

說到底，香港出版人還是要尋找更多的可能性。「如果香港出版業僅僅是固守在香港這一點上，其實它很難做下去。但如果把市場開拓一下，在整個大中華市場有所突破，能立體開發內容，我覺得香港出版是有前景的。」

對於肩負集團出版社電子書總代理的重任，聯合電子總經理陳鳴華認為既有樂趣，也有挑戰。他指出樂趣主要有三方面：「跟上潮流、促進閱讀、提升出版，既不遺餘力傳承經典的紙本閱讀，也緊隨科技進步推動電子閱讀，達到兼收並蓄，並存發展的效果。」

另一方面，陳鳴華也坦言，雖然傳統出版業認識到數字業務對促進轉型的意義，但推動起來仍有難度，例如市場資源有限，用戶習慣固化，技術開發滯後。他指出：「這導致香港的電子出版呈現供需脫節、動力不足的情況，目前仍然欠缺優質的產品和平台，部分希望使用電子書的讀者未能享受到優質的體驗和服務。」

陳鳴華認為香港的傳統出版業優點甚多，轉化成電子出版是大有可為的。「香港的出版業總體上規範有序，產業鏈相當完整，而且具備相對的國際視野，注重營銷手段，產品也富有在地特色，有較高的主題策劃和文本表現力。」

然而，市場縮小，讀者流失，用戶注意力轉移，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現實。雖然面前困難重重，陳鳴華卻另有一番見解：「香港出版的新業態根基尚淺，目前還沒有發展成熟。但只要真切地認識目前的危機，抓住大灣區國家戰略和科技興起這兩個極為難得的機遇，積極進行創新轉型，開拓新業態，開發新用戶，必定能夠重建重塑香港出版的文化創造力和社會影響力。」

陳鳴華相信以香港自身的優勢和能力，抓住國家發展戰略如大灣區機遇，化危為機，令出版行業順勢轉型，閱讀模式得以升級，市場發展得以活躍，香港絕對有可能成為兩岸四地華文出版的重鎮，在跨界出版與融合出版兩方面成為國家的海外策源地，從而令香港的中文出版走向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