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 圖：網絡
《荀子·勸學》: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胡適當了一輩子的「青年導師」、「學界祭酒」和社會的「意見領袖」，偶然也會勸勉大家「努力做學閥」。
他喜歡熱鬧、喜歡交際應酬、喜歡提攜後進扶危救急，但也會拉幫結派爭名爭位，有時也會月旦人物引來是非。
是以他一生之中，有過眾多的學生和朋友，但也結下了一些冤家或對頭。在所有的冤家和對頭中，馮友蘭如果不算是胡適最討厭之人的話，起碼也是最討厭的人之一。
胡適的主要敵人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上的敵人，一類是學術文化上的敵人。一般而言，胡適對政治上的敵人要比學術文化上的敵人更為寬容一些。
但無論是對政敵還是學敵，胡適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份和「縉紳階級」（gentleman）的架子，而總會顯示出其寬厚、持平、講理、公道、彬彬有禮和不為己甚的良好態度和修養。
例如，魯迅是胡適的政治敵人，對於魯迅經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訐譏刺，胡適似乎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而對於魯迅在文學創作上的天才，胡適一生都秉持着「最誠意的敬愛」，對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無論是在公開或在私下也一再表示欽佩，並為陳源、蘇雪林誣指該書抄襲自日人鹽谷溫一事大聲替魯迅叫屈。
魯迅 | 圖：網絡
再如，胡適對梁漱溟的文化觀幾乎完全不能同意，兩人也常為中西文化問題有口頭上或文字上的爭論，有時雙方都不免動了火氣而互指對方「刻薄」。
但在胡適的內心深處，對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聖賢自任的氣魄和擔當其實是十分的敬服，有時甚至還會興起自愧不如之歎。
梁漱溟（左）、胡適（右） | 圖：網絡
又例如，郭沫若兼胡適的政敵與學敵於一身，而胡適也頗為鄙薄其「阿諛」和「無行」，但由於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適也照樣提名他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郭沫若 | 圖：網絡
胡適曾說過：「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此話說得何等的好！如果說，胡適對魯迅、郭沫若等政敵學敵，確實秉持了「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但當他一面對馮友蘭，便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不僅「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難得一見，就連他平日頗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份，還有那「縉紳階級」的架子，也可以因馮友蘭而放下。
圖 | 網絡
胡適對馮友蘭的心結，是大約在1929年底讀到馮友蘭寄來的《中國哲學史》部分書稿時種下的。在胡適而言，馮書不僅在精神上和自己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唱對台戲，而且還用「釋古」的典範取代了自己書中所樹立的「疑古」典範，拔趙幟，樹漢幟，等同於入室操戈。
圖 | 香港商務印書館
面對馮書的挑戰，胡適除了想到反動勢力的反撲之外，還極可能想到學生對師門和「文化革命」的背叛。既然對反動須予以打擊，對叛教者更不能寬恕，胡適對馮友蘭的批評，便不再念及師生的情誼。
1931年版《中國哲學史》，書中附有陳寅恪的審查報告。 | 圖：香港商務印書館
對馮友蘭而言，在私方面，他之所以在數年間變成了學術的主流派，全憑自己的努力和爭氣，而胡適並無給予過多幫助，他對胡適並無虧欠；在公方面，學術文化本是天下公器，他與胡適所爭者，乃係中國學術文化之大是大非，孔門素有「當仁不讓於師」的遣教，西哲亦有「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之明訓，又豈可以私誼以害公義！職是之故，馮友蘭對自己與胡適的論辯也據理力爭，寸步不讓。兩人一來一往互相批駁，使得彼此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僵。
圖 | 網絡
胡適對馮友蘭的心結，幾乎是終生不可開解。胡適長時期對馮友蘭的種種苛責，與他一貫待人接物的溫良恭儉讓，構成了如許巨大的反差。這不僅使胡適的研究者咸感困惑，就連胡適自己一時間亦難以說清楚講明白。
本文轉載並改編自香港商務印書館微信公眾號，原文節選自《新儒家眼中的胡適》
《新儒家眼中的胡適》
作者：翟志成
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0年6月
作者翟志成，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哲學博士（歷史學），曾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新亞學報》主編，其研究專長為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思想史，有《當代新儒學史論》《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五論馮友蘭》等專書以及中英文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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