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地學人 | 劉夢溪：京港兩地書——我與金耀基先生的學緣與友緣- 大数跨境

联合出版集团

2020-09-22

导读：同為記述彼此的學緣和友緣，我是這樣寫，他是那樣寫，兩廂對照，格外有趣。

圖 | 1993年1月，本文作者和金耀基先生在香港第一次相見時合影。

我和金耀基先生第一次晤面，是在1993年元旦。因參加香港法住文化書院舉行的學術年會，意外得此機緣。我們約好在文華酒店一樓咖啡廳見面，交談近一個小時。當時他已經是多項榮譽在身的中文大學的副校長，但身上臉上無一處看得出與這些榮譽相關的東西。不過是一位健談風趣、瀟灑通達的名教授而已。隨後是當年的11月17日至25日，馬來亞大學召開國際漢學研討會，我和金先生都應邀出席，有了更多的交談機會。特別遊覽馬六甲海峽，陡然產生的滄海桑田、天涯歸客的歷史幽思，使我們的精神潛界不期而然地重合在一起。吉隆坡會後，我應香港大學中文系的邀請，主持1993至1994年度的查良鏞學術講座，又有機會與金先生一起暢敘。說起來，頗有點像林黛玉諷刺寶姑娘所說的：和賈寶玉的見面過於頻密，沒有間錯開，變成了見過了還不斷見面。

圖 | 在馬來西亞國際漢學會議上，金耀基、柳存仁、劉夢溪（自左至右）合影。

正是如此，僅過了一年多之後，也就是1995年的11月，我和內子應台灣「中央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的邀請訪台，交流匝月。回程過港，承陳方正先生安排，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訪學一周。除了一次學術演講，大項目就是和金耀基先生的訪談對話。這是事先和金先生約定好了的。一共兩次，一次在1995年12月3日的下午，一次在12月4日的下午，每次兩個小時。另有一次晚餐也作了長談，劉述先教授和童元方女士亦在座。中心題旨是圍繞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問題。

回到北京以後，很快就是元旦、聖誕和春節。二月過後，才開始整理寫作與金先生的訪談對話。但訪談的現場速記稿，無論如何找不到了。幾乎翻找有一個多禮拜，還是無影無蹤。我書房堆垛之亂，在京城是有名的，有時越想保存好的東西，越不易找到。想起金先生幾年來厚待我們夫婦的情誼，不僅焦急，而且感到些許惶恐。那時我不會使用錄音機，是一邊談一邊作簡要記錄，嗣後如同寫文章一樣寫成文稿。我的速記只有我自己能看懂，談話時的思想、觀點、邏輯，很少會有遺漏。速記稿沒有了，幾乎無從寫起。內子拿來她的簡單記錄，由於方法與我不同，仍無法理出條貫的思路。不得已，只好硬著頭皮，迫使自己重回對話的現場，邊追憶邊一點一點地寫了起來。大約用了三四天的時間，總算寫出了這篇訪談對話的文稿。框架還可以，主要是血肉不夠豐滿，精要思想多有遺落。

金先生何等眼力，他一下就看出了全部問題所在。於是親自動手，對訪談文稿作了大量增補和修改。有了他的改稿，我重新成文就便利多了。最後，這篇訪談以《為了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金耀基教授訪談錄》為總題目，內分十三個小標題，分別是：一，歐洲是現代化的第一個個案；二，文明秩序的「舊」與「新」；三，「軟心腸」和「硬心腸」；四，新儒家問題；五，中國文化的耗散與重構；六，民族文化認同與知識分子；七，家庭倫理可否成為現代文明秩序的資源；八，「家國」與「党國」；九，文化的重建與社會的重建；十，關於挑戰-回應模式；十一，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立不能捨棄農村；十二，「亞洲價值」和「中國式民主」；十三，題尾：香港回歸暨前景展望。該訪談對話稿文長一萬五千言，發表在《中國文化》1996年秋季號，讀者反應熱烈，京中學界師友也多有稱道者。

作為佐證，不妨講一個與這篇訪談錄有關的後續故事。十年後的2006年9月，《21世紀經濟報道》的編者打電話給我，問我手邊有沒有合適的文章給他們發表。我說其實報紙應多刊載一些有思想的文章。他們說正是此意。我說有倒是有，但已經發表了。我是指2006年8月13日《文匯報》「學林」專刊，發表的我在紀念費孝通先生逝世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題目是《「文化自覺」和「美美與共」》。他們說，正因為看到了，才特地約稿。當說起什麼樣的文章才算作有思想，我提到了與金耀基先生的對話。不料他們看了此篇訪談文章之後，立即表示可以重新刊載。我說已過去十年，他們說完全適合當前。《21世紀經濟報道》有一個專欄，叫《重塑新時期的基本價值》，於是便在2006年10月2日和10月9日，用兩個版的篇幅連載了這篇訪談文章。原來的題目是《為了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畢業於北大歷史系的編輯馬娟小姐，改作《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蒼涼與自信」是她閱讀文章時感覺並捕捉到的情感認知。顯然比原來的題目好。因此當後來中華書局出版我的《學術訪談錄》的時候，就是以《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蒼涼與自信》，作為全書的書名。

至於為什麼關注經濟與社會的敏銳的報紙編者，會認為一篇舊文仍具有當今的價值，讀者如果細詳自然有分曉。我要說的是，這得歸功於金耀基先生，是他的思想的濃度和活性，把舊雨變成了新知。如果不是金先生耗費心力對文稿加以修潤，不可能有大家現在看到的那樣的思想深度。

圖 | 2004年，本文作者與金耀基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學術對話。

金耀基先生本來一向以研究知識分子和中國的現代化著稱。他早期的《從傳統到現代》《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等著作，所關涉的都是此一方面的內容。後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四卷本著作精選，包括《中國的現代轉向》《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社會學與中國研究》，更成為研究者奉為典要的必讀之書。金先生的現代化研究，是建立在本國文化土壤之上的多方探討。他當然深知就中的糾葛與張力，但他不得不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是命定的，只能從中華民族的歷史出發，釐清自己在多元國際化社會環境中的位置，發展自己的潛能，為可預見的將來構建新的文明秩序。他引用墨西哥詩人帕茲（Octavio Paz）的說法，認為現代化既是「命定的」，又是「被詛咒的」。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具有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試圖拋開本國固有資源來實現現代化的訴求，是不可想像的。就文明類型而言，他說中國是「文明體國家」，有自己獨立發生發展的文明建構的歷史。他的這一思想，經常為我所引用。

他的另一本廣為學界人士推重的著作，是《大學之理念》。此書對現代大學的發展過分側重知識傳授，而忽略健全人格培養的「止於至善」的目標，作了深切的反思，最能見出他的傳統性、現代性和前瞻性合一的教育情懷。這裏，需要講述一件與此直接相關的事情。2015年春節前夕，我們通電話，講到近來我頗為關注當代文化的價值重構問題。嗣後他寄來一篇文章，即《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寄示此文的同時，附有一信，抄錄如下。

夢溪先生如見：

歲末來電話，聞音而喜，雖不能暢談，亦年尾快事也。

茲奉上2009年之講演《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文中所論與先生近年所關懷之文化問題頗有契合處，特請指教。今年中廣東人民出版社將出版我之選集，題曰《中國文明之現代轉型》，屆時當寄上請教。

方正兄月前帶來先生寫龐朴先生一文，讀後感慨無已。

特此祝

羊年吉祥

金耀基 2015.2.18．除夕

當我細讀金先生的《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這篇文章之後，感到深獲我心，當即寫信告知我的閱讀心得。他得信後，又打電話與我繼續交談此一話題。金先生的文章雖然已先期披載於香港的學術刊物，考慮到其對百年以來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的檢討與反思，以及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價值建構的點睛和切中，經徵得金先生同意，我還是決定在2015年的春季號《中國文化》雜誌，重新予以刊佈。我的信的原件，金先生在他的《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一書中作了收錄，不妨也抄錄出來，供讀者參酌。

耀基先生道鑒：

乙未除夕之手示並大著《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拜悉。三複其義，獲益良多。我近年之所思，在返歸六經，重構中國文化之價值系統，從而厘清國學的概念，使之與文史哲之現代分科不相衝突。中國人做人暨立國之基本依據實在六經，此上世紀熊逸翁、馬一浮諸賢所論定，可謂典要至理。此理經數年前惠示齒及拙《論國學》欲在知識教育之外，補充上價值教育一語，益感豁然。今次之大著則從中西大學之道轉換之背景，梳理其「道」變之過程，理據物則無可邁越，行文邏輯亦嚴密流貫，嘆服嘆服！且此義之大，在今日之中國，尤顯急迫，與唐、牟之時代又自不同。蓋內地經不間斷的反傳統，加之文革之禍，近二十年的物欲橫流，不止道亦無道，人亦不知何為其人了。「從經學到科學」之立說，我想是基於歷史事實之敘述，自為的論。揆之內地，尚衍生出一科學變形之史實，即以一統之學說為唯一之科學，以至科學泛化，終致取消了科學本身。今日之價值由流失到混亂，此亦一重要原因。所引西方哲人魯易士、普南之論，亦甚具啟發。而歸之為「求真」之外，須補之以善、美，誠然誠然。求真帶來了科學爆炸，也帶來了欲望的無所節制，及自然環境的破壞。此事久難全也。王國維上世紀初曾有哲學之「可信與可愛」的矛盾，金岳霖也有過中國哲學未來方向的遊移：回到中國的古聖或亞理斯多德，還是數理邏輯分析哲學？他說他很困惑。則耀基先生此文，不僅可解夢溪之惑，王、金大師之惑並為之解矣。文集乞得便寄下，先此為謝。不備，即祈

春安撰吉。

夢溪拜上三月十四日

本人正在關注並深研的問題，得到向所服膺的耀基先生的理據支持，內心的充實和歡悅可想而知。當時的激動之情和所激發的學理興趣，不可遏止地在信中流溢出來。不僅此也，在刊發金先生《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這篇大著的同時，我還寫了一篇引申論述的編後記，後來曾作為單篇文章發表在報刊。

這件事，其實還和我們之間的另一故事有關。2008年年初，我將《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和《論國學》兩書寄請金先生指正。他於3月8日寫來一封四頁紙的信函，這是金先生寫給我的最長的一封信。開頭一段寫道：「周末返中大研究室，欣見大著《論國學》《中國現代學術要略》兩冊，甚感。大著所論問題，所寫人物皆我深感興趣者。三日來，拜讀十之七八，誠通古知今，博洽周證，厚積薄發之作，識見與氣局，非時流可及。寫王國維、陳寅恪，筆意高卓，最獲我心。寫馬一浮，故事說的好，寓意深沉，但我總覺他是有宋以來講德性之知的通儒，殿后意義大過啟後，較之王、陳承先而又開啟學術新運者頗有不同。」除卻謬許之言，讓我感動的是，金先生以繁忙之身，竟用了三天的時間，幾乎將兩本書讀竟。而評王、陳、馬，稱馬作為宋以來倡德性之知的通儒，其「殿后意義大過啟後，較之王、陳承先而又開啟學術新運者頗有不同」，此一斷判，只有慧高識卓的通儒方講得出。

信中涉及國學的部分尤具啟發意義。拙《論國學》梳理國學概念的緣起和流變至詳，列舉了胡適、錢穆、馬一浮等各家的論述，認為國學作為一門學問只是一現代學術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的概念。古代也有「國學」的名稱，但都是指國家所立學校的意思。金先生認同我的說法，故回應說：「國學二字，即中國之學，確是依『他』而起，無西方之參照，即無國學之可說。」又站在他的中國現代化研究的立場，寫道：「中國與中國文化之涵義，是有永續性而又有變動性者，此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國文化之所以可久可大也。鄙人講中國現代化已四十年於茲，從學術文化觀點說，亦只是這個意思，即現代化後之中國文化，其內涵必不可不有西學之元素，此應是中國文化之內涵的第二次擴大化也。」金先生此義極為重要，即和老輩如梁任公一樣，絕不把中國的學問與外國的學問對立起來。他因此將中國文化中的西學元素，視為中國文化的擴大化。佛教傳入，他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第一次擴大化，而晚清的西學進入則是中國文化的第二次擴大化。大哉，斯論！吾往矣，吾往矣。

而在此信的結尾一段，金先生又提出：「尊文《論國學》中『一點設想』，建議在小學設國學一科，內容以六藝為主。讀來叫我又驚恐，又歡喜，此是文化教育絕大事情，此涉及為『價值教育』（或『倫理教育』）在今日（中、西均然）壟斷的『知性學』外尋求一位置，也是在今日學校（特別是大學）的課程中尋求一位置。我最欣賞尊文所說『這樣將來終會有一天，所有中國人的知識結構裏面，都有我們華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經典為之奠基，使之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一段話。鄙意與尊見略有不同者，以為學校應不限於小學，中學、大學或更緊要。」已往我所申論的方向，應與金先生無不同，但未能像金先生這樣，從百年教育的大格局的角度，提升到在為現代知識教育所壟斷之背景下，為價值教育謀求合法的位置。得金先生此教，我之後寫的眾多有關當代文化的建設與價值重構的論著，都把金先生斯論作為重要理據。而涉及國學課的設置，也力主不止小學，中學和大學一二年級並在其中。然則耀基先生於我是在在可考的亦友亦師，其誰曰不然。

我和金先生的通信很多，常常寄一本新出的《中國文化》，他也會來信致謝。如果寄書，他更是讀之評之，並就書中的議題與我討論。2012年我寄拙著《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給他，不久就接到來示。原信不長，茲抄錄出來與讀者一起分享。

夢溪先生：

自退休以來，看書以興趣為主，每得一書，鮮少讀畢，讀大著則興趣滿滿，讀竟為快。尊著《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無疑是袁宏道、章學誠後論狂之又一篇大文字，若言析理之精，判事之平允，實有超越前賢者。讀完大文，固然餘味無窮，惟亦有言猶未盡之憾。論「狂之兩忌」，雖非大著題旨所在，卻是寫「狂的思想小史」不可或無的重筆，而愚以為此篇太過精簡，實還有太多可說之處也。再者既為寫史，最貴者在乎史識，愚對大文中「治史者如果以為士風可以決定王朝體系的興亡，則與將江山的興廢歸罪於美色惑主的道學者言一樣荒唐無稽」一段話，最是認同讚賞。

謝謝贈書匆頌

研安

金耀基

2012.7.25

這已經是在金先生退休之後，他很少有興趣再去讀完友朋的贈書，可是對我的著作卻另眼相看，硬是讀完了全書，並對最後一章「狂之兩忌」寫得過簡，感到遺憾。但對拙著論魏晉士風一段所說的：「治史者如果以為士風可以決定王朝體系的興亡，則與將江山的興廢歸罪於美色惑主的道學者言一樣荒唐無稽」，表示認同和讚賞，認為是史識之所在。

金先生的著作，除了早期的幾種，都承他有贈書。特地安置在一個意大利書櫥中。他送我的隨筆集《劍橋語絲》和《海德堡語絲》，也為我所樂賞。社會學家的美文，離不開理趣，即使寫人文勝跡和自然景觀，也是「有我之境」。這就如同他的人格與思想，總給人以賞心悅目的感覺。他風度瀟灑，談吐優雅。我們每次見面快談，都能生出審美的歡悅。後來已經記不清楚到底見過多少次面。總之只要到香港，我們就會見面，見面就快意地大談特談。如果與內子一起，他不會忘記請我們吃buffet,他知道祖芬是自助西餐的愛好者。

圖 | 金耀基及夫人陶元禎女士（左二）、劉夢溪及夫人陳祖芬女士（左三）合影。

我們談什麼呢？學術動態固然不無涉及，但主要是縱論天下大事。中日關係，中美關係，歐洲難民，中東格局，氣候變暖，台灣選舉，香港走向，以及各國領袖人物的資質，都在我們的一談為快中。所以然者，是彼此發現我們是可以快談的談伴。如果遇到世界上發生了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而我們又不在一地，只好電話交談了。這種情況，往往是我打電話給他，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如果碰巧都到了某一城市，我們也不會放過見面的機會。2002年5月23日，我在南京參加我的一名博士生答辯，住在西康賓館，恰值耀基先生蒞東南大學演講，當晚10時通電話，他還是來我的住地暢談一番。還有一次，是香港對話之後的1995年12月底，我致信請他擔任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學術評議委員，及《中國文化》學術顧問，他回了一封短簡：

夢溪先生有道：

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手教謹悉，謝謝。承邀為貴所學術評議委員，及《世界漢學》與《中國文化》學術編委，不止「敢不從命」，而且欣然同意。

年前先生與祖芬女士來港短聚，快何如之。長談有樂趣，只是苦了記錄人。罪過罪過。照片二楨收悉，再謝，匆頌

春節吉祥

耀基敬上一九九五元月四日

元禎同候

此可見金先生對筆者的信任，以及我們的第一次長談，已有樂趣存焉。我們前此一年在馬六甲海峽的特殊感觸，他也念念於心。當時曾寄照片給我，附函寫的是：「馬六甲古堡『讀壁』一張，甚有味道，『遠眺』一張不見海峽，而海峽如湧眼前。」又雲「來春如到港，當謀良敘也」。馬六甲海峽的經歷，於我可謂出人意外。站在山丘之上的紀念碑前，回頭望海，竟莫名所以地掉下淚來。此猶我第一次去海南的三亞，朋友開車剛轉過山坡，天涯海角在望的一刹那，我也有淚湧出。後來想，可能是歷史的滄桑感和即將去國離鄉的憂思所致吧。

近七八年，我因患有腰疾，行走不便，外出時間減少，香港很少再去。但2013年8月25日至28日，在香港召開的中華國學論壇，由於友情難卻，我去參加了，與內子同行，受到主辦方的熱情接待。離港前一天的晚上，打電話向金先生致以問候，告以會議議程緊湊未克前去探望，不料金先生說他現在就過來。雖然我們住的沙田凱悅酒店，離中大不算太遠，但已是晚上十點，金先生前來讓我和內子深感不安。他帶來一幅裝裱好的書法送我，展開觀賞，是東坡的七律：「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字體娟秀，古典今情，至今銘感。2014年和2015年，我們又多次通過電話。一次他談起許倬雲先生的近況，動大手術後，仍有口述新著問世，不禁讓人歎美。他收到我的三聯版《陳寅恪的學說》後，也曾打來電話，稱有「獨特深度」雲。有時電話是內子接的，喊我來聽，笑稱是金先生的熱線。

我們的熱線，2018年以後，中斷了一段時間。內子染恙，我們在台灣治療前後有半年多。中間也回來，但很快又再去。不料一次竟有了新巧遇。2018年12月22日，金先生的「書法及文獻收藏展」在榮寶齋舉行，我們剛好在北京，即使帶病之身，也一定前往。不僅見到了金先生，也和金夫人陶元禎見了面。他們覺得祖芬的狀況還好。

圖 | 「金耀基教授書法及文獻收藏展」上，老友見面。

展覽的規模很大，嘉賓眾多。分「文心墨韻」「學術語絲」「人間有知音」三部分。開幕式金先生致辭，幾次提到本人。會上送給嘉賓的兩本書：一是《金耀基書法作品集》，一是《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知音》收有我兩封信的原件，並以很大篇幅的文字，記述我們之間多年來的學緣和友誼。

金先生的記述，不僅可作為我這篇文章的參證，更主要是可以作為印證。所謂一個問題的兩面，即同為記述彼此的學緣和友緣，我是這樣寫，他是那樣寫，兩廂對照，格外有趣。時間、細節，彼此的記憶容或有歧，但感受和結論完全若合符契。因為我有日記和紀事年表，涉及時、地、人，我記述得應更準確。他說自1995年之後，我們「成為無話不可談的學問之友」，誠然誠然，我也是這樣寫的。他說我有「文化托命」之思，所以服膺馬一浮，返歸六經，更是人間難得的知音之言。雖然，他的現代化論述，無法離開科學在百年思想文化史上的優先地位，此點與我的觀察微不相同；但在當代價值建構題義方面的交會，用金先生的話說，又使我們成為「同聲相應的共鳴者」。沒想到金先生那樣看重我的信函的書寫，而且謬許我的鋼筆字「寫出了書法的趣味」。其實我毛筆字小時候有點根底，幾十年不寫，就不會寫了。此次觀賞耀基先生的書法展，啟示我今後確應該多寫寫毛筆字。

金先生是浙江天台人，大學和研究生就讀於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長期執教香港中文大學，為社會學系講座教授，1994年當選台灣「中研院」院士。亦曾任新亞書院院長和中文大學校長。有一次我當面問他，以他的才學、胸懷和治事能力，想沒想過在合適的高位上一展懷抱。他說他不是沒有這個機會，甚至也有老輩提議過，但他不想走那條路，他願意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做一個獨立的學者。

本文轉載並改編自中華讀書報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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