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往事 | 學界領袖的隱秘心路

胡適提名錢穆的失敗，雖然在面子上不免有些難堪，但在私衷中應該不會十分難過。

從辯證的觀點，任何事情都會有「正」與「反」的二個方面；當天出席審查會的人文組委員趙元任、李濟、姚從吾、王世杰、董作賓和勞榦都是胡適的親密友人或門生，他們在審查錢穆這個文化保守主義巨擘的院士提名資格時，竟然不約而同地集體「跑票」，此一事例，豈不更有力地證明了胡適所倡導的反傳統主義運動，在當時的主流學界，是何等的成功和何等的深入人心！如果再想深一層，胡適之所以提名錢穆，除了文化「統戰」和維護中研院聲譽的策略性考量之外，在他的內心中會真的認為錢穆的學術成就，也夠資格成為中研院的院士嗎？答案恐怕仍然是「否」字居多。

胡適是「五四」激烈反傳統主義運動的領軍人物。

錢穆 | 圖：網絡

儘管在胡適的內心深處，仍然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價值，儘管在他的某些文章尤其是英文著作中，也留下了一些稱許中國文化的言論，而他在待人接物和處事做人等方面，又要比熊十力、牟宗三等當代新儒學大師，還更像一個傳統的儒者；
但胡適堅信，當前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是「救亡圖存」，而「救亡圖存」的必要和充分條件，端賴於最充分和最大量地把西洋文化移植進來，而中國傳統文化，業已成為西洋文化移入的最大障礙。

職是之故，中國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和最主要工作，便是以最激烈以及最嚴苛的態度，最深入地批判和揭發傳統文化各種「反科學」和「反民主」的弊端。

現階段對傳統文化的正面肯定和讚揚，不僅不合時宜，而且適足以挑激起國人古往今來非常強項的自負和保守心態，認為西洋文化不值得去學，或者認為中西文化各有所長，因而不能或不願降心俯首，切切實實地去學。

更為重要和更為根本的原因，還在於胡適是一個「文化惰性論」的信奉者；他堅信任何民族文化一旦形成，便自有其相當穩固的延續性，極難被外來文化改變或轉化，更遑論被連根拔除或被消滅。

正因為凡民族文化都有著極頑固的「惰性」，而中國文化的傳承之久、影響之廣、入人之深，其「惰性」又要遠比其他民族文化更為沉重，國人多有「治沉痾當用猛藥」的想法，胡適也不例外；目前只怕藥下得不夠猛，中國文化的「惰性」克服得不夠快，西方文化吸收得不夠多，根本不必「焦慮」中國文化或「中國本位」的「隕滅」。

胡適在批判和清算中國文化時，曾說過許多過火、過激或過分的話，這是他和陳獨秀等激烈反傳統戰友的相同之處；但由於深受「文化惰性論」的影響，又使得胡適不敢相信中國文化會被徹底清除、不敢相信「全盤西化」有可能在中國實現，這是他和陳獨秀等人的不同之點。

胡適 | 圖：網絡

儘管胡適曾在口頭上「極贊成」過錢玄同為根除中國文化必先廢漢字的論說，公開支持過陳序經「全盤西化」的規劃，但究其實這只是一種制式的表態反應，一種為鼓吹和推行新文化革命的口號或策略運用；

在他的心目中，無論遭受了多麽暴烈的攻訐、多麽凶猛的批判、多麽徹底的清算，中國文化都會繼續存在，而未來的新文化或世界文化，必將是中西文化的有機融會和結合。

胡適畢竟是個深受西方學院正規訓練的聰明人，當陳序經和他的「全盤西化」的論述，遭受到同樣深受西方學院正規訓練的潘光旦、梁實秋、張佛泉，尤其是吳景超等學者的猛烈批評時，他很快便省察到，他的「全盤西化」的「主張」，和他所宣揚的「文化惰性論」，在學理上或邏輯上是互為水火，鑿枘不入的。

因為，中國文化「大得可怕」的「惰性」，已決定了中國的「西化」，無論如何做不到「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而遺留下來的中國因子與外來的西方因子通過結合所產生的新文化，也不等同於西方文化。

職是之故，胡適在呼應陳序經的「全盤西化」的文章，亦即〈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發表了還不足三個月，便另撰〈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公開承認「全盤西化」「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並決定把「全盤西化」更正為「充分世界化」。

胡適 | 網絡

不過，「充分世界化」雖可避免了學理上或邏輯上的「語病」， 但作為新文化革命運動的一個宣傳口號，它又遠不如「全盤西化」那樣旗幟鮮明、那樣簡易直捷、那樣強悍有力、那樣易於激勵和鼓舞人心。以致一提起「全盤西化」，人們立刻便會聯想到胡適，其次才是陳序經。而關於胡適曾經作過的「更正」，除了有限幾個以研究胡適為業的學者專家之外，恐怕再也沒有人留意。

正因為「文化惰性」已經保障了中國文化決無被滅絕之虞，從「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的思考角度，像「廢漢字」、「罪孽深重」、「百不如人」、「沒有靈性」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話語，實大有助於克服中國文化的「惰性」，大有助於西方文化的引進，大有助於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在現階段不僅無害，而且有益，故不妨一講再講、大講特講。

而目前正是「矯枉過正」的時期，亦即要用最猛烈的藥物、最過激的手段、最決絕的心態去批判和清算中國歷史文化的時期，如果有人在此時居然還要禮讚中國文化，或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和正面意義，在胡適看來，又豈止不合時宜而已，簡直是為反動勢力「作有力的辯護」，滿足「東方民族的誇大狂」和助長「東方的舊勢力」的凶焰，違反了全世界「文明進化之公理」，與開歷史倒車無異！而胡適對這些人物和言論所流露出來的輕蔑、鄙薄和不屑，也常溢出言表。

胡適 | 圖：網絡

例如有個湖南的留法學生向胡適請教：

「《中庸》上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話怎麼解？究竟確不確？」

讓胡適「又好笑，又好氣」，在日記中嘲笑他「到了法國七年，法文還不曾學會，卻記得這些昏亂的胡話！」

又例如胡適有一天與一熟朋友飯後一起去探訪《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莊士敦（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閒談中，胡適聽到該朋友說「中國文學勝於西洋」，氣得在日記中大罵其人「見解甚陋，貽笑於外人」。

甚至是「外人」如牛津工程學系詹金教授（Charles Frewen Jenkin, 1865-1940）與牛津之錫蘭學生會會長以及印度學生會會長等人，曾在胡適面前稱許中國和東方文化，也讓胡適聽起來十分逆耳，在日記中認定他們「裝腔作勢」，「說的話不是良心話！」

胡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內涵，除了文化和學術方案之外，其實還包括了政治方案。正因如此，胡適慣常把維護傳統文化與愚昧、保守、反動、「擁護集權」畫上等號。1943年10月12日《胡適日記》有云：

這幾天讀張其昀君借給我看的《思想與時代》月刊。……這是張君主編的，錢是蔣介石先生撥助的，其中主重〔要〕人物為張其昀、錢穆、馮友蘭、賀麟、張蔭麟。……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

《思想與時代》的編者和主要撰稿者既以「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為其宗旨，自然難免要被胡適打入「反動」、「保守」和「擁護集權」的另冊，而錢穆在另冊中名列第二，僅次於《思想與時代》的主編張其昀。

胡適知人論世極看重學歷和出身，像錢穆、張其昀這一類未曾出洋留學的「苦學者」，因僅知「土法煉鋼」之故，「實無所見」是應然的，墮入「反動」、「保守」和「擁護集權」的陷阱是不可避免的，究其實不值得也不必去多所苛責；

而馮友蘭既畢業於反傳統中心的北京大學，又在舉世知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深受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以及現代科學方法的錘鍊，居然還會和錢穆這些未見過世面、未聞大道的「苦學者」一道起鬨，要去「探討」什麼「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在胡適看來，簡直是愚不可及，白吃了許多洋麵包和枉讀了好幾年洋書。

馮友蘭 | 圖：網絡

儘管馮友蘭在胡適的心目中，其「實無所見」比錢穆更不值得原諒，而錢穆也好不到哪裏去。

聯想到在1947年5月22日，胡適提名送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人文組」的「人文」部分擬提名單〉，名單中竟然會有吳敬恆而沒有馮友蘭；胡適之所以要在第三屆院士選舉中提名台、港、海外文化保守主義巨擘的錢穆、「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的錢穆、「不配談中國文化」的錢穆，恐怕除了「釋群疑」而「顯胸襟」、「團結全國學術界」，以及「像〔象〕徵領袖群倫團結一致」等等權術性或策略性的考量之外，再無其他。

本文節選自《新儒家眼中的胡適》。

《新儒家眼中的胡適》

作者：翟志成

出版社：香港商務

出版日期：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