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金耀基：從太學到大學，從經學到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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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學與經學

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是一個有獨特文化性格的偉大農業文明國家。中國這個獨特的文化內涵就是後人所謂的六經，即先秦學者為教授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而編輯整理的「教材」。漢代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之後，因《樂》已佚失，《詩》《書》《禮》《易》《春秋》稱為儒家五經。五經可說是儒學的核心內容，但孔子之世，他是私人講學，經學並無制度性教育機構之支撐（古代周朝的官吏教育機構為「辟雍」，為諸侯設的學校為「泮宮」），儒家在春秋戰國時也只有與道、法、墨、諸子爭鳴的地位。直到漢代，董仲舒獨尊儒學之議，把儒學從「子學」地位提高到「經學」的位置。漢武帝（公元前124年）首創「太學」，設五經博士七人，學生五十人。據《後漢書》言，到漢質帝時（公元146年），太學生人數已擴張至三萬餘人。太學是最接近現代大學意義的國家高等教育機構，太學的中心教育就是經學教育。太學與經學的密切關係成為傳統中國教育的基本形態。

傳統中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的名稱與內容，兩千年來非無變化。就高等教育的「名稱」言，晉代雖仍設太學，到276年，又創立「國子學」（專收五品官及以上子弟）。隋唐時期，太學外，有「國子學」及「四門學」（專收十九歲以上男子）。宋代太學仍舊，但宋代私人興學，書院地位重要，經學權威由太學轉向書院。宋末年書院達三百到六百所，朱熹主持白鹿洞書院，是儒之道德教育之制度性建構。元代末年，書院成為主要高教機構，可能達九百所。在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書院更多達一千二百三十九所，惟明代亦多次摧毀書院，最後一次毀了的是東林書院（無錫）。經明一代，太學、國子學、國子監的名稱已成為同義詞。清代基本沿襲明制。

老子 | 圖：Wikimedia Commons

就高教機構的教育內容而言，自始至終都以經學為核心。應指出者，唐代太學除儒經外，還包括道教（老子之學），作為官學教學內容。此外，另設書學、算學、律學。宋代則太學在經學外，設有律學、醫學、畫學，這些都是「技術性」科目。當然，宋代在經學教育上有里程碑式的擴大與提升，即是宋代之經學除繼續視漢以來的五經為經典外，朱熹訂正的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也成為儒家的經典，其地位便在五經之上。總之，自宋之後，四書五經成為中國的神聖之書，讀書人所讀之書是四書五經，科舉考試考的也是四書五經（唐代與北宋，科舉所考的內容還包括詩賦，明中業後，詩賦已成為文人的業餘活動）。

我們可以簡要地說，中國兩千年的高教機構是太學，而太學的教學內容是經學，故馮友蘭說自漢至清兩千年來是「經學時代」，是很正確的。而自隋代起，科舉制與高教制基本合一，讀書人（儒生）因科舉入仕，成為帝國治理體系的基本組成。這是文化系統與政治結構的互相滲透，可說是儒學文化與帝國體系的融合為一。我曾稱帝國時代的儒學為「制度化儒學」（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西方漢學家亦或因儒者為國家治理體系的中心，而稱中國為儒者之國（Confucian state）。總之，太學與經學的合一是塑造中國的古典文明的一個根本力量。

大學與科學

大學英文是“university”，與「太學」雖只一「點」之差，但卻是不同性格的高等教育機構。大學是中國現代化之產物，它是從歐洲橫向移植過來的。

清中葉鴉片戰爭後，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自強運動，是中國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現代化運動的第一波。此一波重「開鐵礦，製船炮」，可說是軍事與國防現代化的先聲，但同時亦在教育上有新措施，如設同文館。除學西文外，亦設有科學之科目，如數學、化學等。李鴻章且曾建議增設「科學館」而未果。甲午戰敗，朝野震撼，遂有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是中國為自救而生的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二波，着眼於西方之所以強於中國的制度之探索。維新失敗，君主立憲之路亦告終，惟此後亦有所謂「晚清新政」，1905年清廷下詔「廢科舉、設學校」則是新政之最有深遠影響者。自此，中國出現了新式或洋式的學校（從小學到大學），北京的京師大學堂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教育內容而言，京師大學堂雖仍保有經學科，但科學的科目已堂而皇之進入了大學之殿堂。

青年時代的蔡元培 | 圖：Wikimedia Commons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年帝制，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三波，是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發端。時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任命留德的翰林蔡元培為教育總長。蔡元培任內的大手筆是頒佈了〈大學令〉，廢忠君尊孔等封建思想，為共和國創立大學新制。大學設文、理為主的多種科目的知識結構，廢除了經學科。〈大學令〉之最重大的歷史意義是宣佈了兩千年的經學時代的結束，而同時科學則成為中國新大學的核心。

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依〈大學令〉之精神，把經學的部分內容併入文科之中：

《詩經》《爾雅》——文學

《易經》《論語》《孟子》——哲學

《春秋》《尚書》——歷史學

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他說：把經學併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在這裏，我想指出，蔡元培為中國創建的大學制是借鑒於德國的新大學的。需知，西方的大學發源於歐洲的中古大學，有八百年歷史的歐洲的中古大學是以《聖經》為教學核心的，此猶如中國的太學是以四書五經為教學核心一樣。但到了十九世紀，德國的大學革新，引進科學，而把神學請出大學。故蔡元培構建的中國大學是以歐洲的新大學，或歐洲的現代大學為模型，其學術核心是科學。

由「太學」到「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制度之變，由「經學」到「科學」是中國學術文化之變。大學是中國現代化之產物，而大學的成立亦因此成為中國百年現代化的根源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