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何不該效仿紐約和倫敦？

在第五波疫情的持續打擊下，面臨經濟壓力，香港的各行各業如何尋求正確的道路和方向？香港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現任香港著名大型商業集團研究主管洪雯博士在《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從理論和現實、政策制訂和商業運作的不同層面，深入驗證及檢討各種香港深層次問題，點出政府應調整其角色，促進行業實體化、發展2.5產業、構建科技產業等等，亦為一般市民提供建議，協助把握時代發展機遇。

《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

作者：洪雯

出版社：香港商務

出版時間：2021年7月

下文節選自《兩個香港的彌合之路》，探討香港產業結構多元化的必要性和人才流動的問題。

2008年，美國《時代》周刊創造了「紐倫港」（Nylonkong）一詞，在全球引起了廣泛討論，更被港人引以為傲。100多年前尚是小漁村的香港，能成為與紐約、倫敦並肩的全球最領先的國際大都會，實是不可否認的成就。

不過，筆者倒是認為「紐倫港」的說法從兩個方面誤導了香港和國際社會。

其一，「紐倫港」的說法讓很多人將紐約和倫敦視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參照物，參考這兩個城市來尋找未來的方向，而忽略了香港作為一個單獨經濟體，其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要求，與作為城市的紐約和倫敦有本質上的不同。

其二，「紐倫港」被視為全球化的典範，使香港社會追逐與紐約、倫敦看齊的全球化水平和模式，忽略了全球化對香港的衝擊，對比紐約和倫敦所面臨的衝擊可能大相徑庭。

紐約和倫敦是經濟體內部的城市，香港則是一國兩制下的非主權單獨關稅區、獨立經濟體，兩者在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

具體來看，紐約和倫敦是各自國家整體經濟的一部分，與國家內部其他地區之間無論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均無任何阻隔。也就是說，它們各自擁有一個天然的、無邊界阻隔的腹地，支撐起它們作為全球產業鏈頂端的功能。因此，紐約和倫敦可以不必追求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多元化，因為產業、就業多元化的問題可以在全國範圍來解決；這兩個城市只要在金融等高端產業方面發揮帶動全國、引領全球的功能即可，其他功能的不足和實體經濟的缺乏，可以由其腹地來補足（能否成功補足則是另一回事）。

這種核心與腹地之間的相互配合，其基礎正是在於紐約、倫敦的要素和資源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流動。以人口的流動為例，事實上，高度的全球化和產業的高端化，必然導致中下層次的就業流失，其就業結構很大可能性會出現兩極化的傾向，因為往往只有高增值就業及無法轉移出去的消費性低增值就業才能留下來。不過，由於紐約和倫敦的人口與全國相通，難以或不適合在紐約和倫敦謀生的人，還可以在廣大的腹地中轉移，更大機會將工作和個人能力相配對，而不太容易出現「坐困愁城」的局面。

相比之下，香港是一個非主權獨立經濟體，與國家之間雖然聯繫緊密，卻並不擁有一個天然、無邊界的緩衝腹地。即便是被視為香港腹地的珠三角，與香港之間的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均存在邊界，而人的流動更是受邊界所限。

從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口流動狀況來看，現實情況是流入（香港）大於流出，而流入（香港）以基層人口為主，流出（香港）則以中、高技能人士為主。

流入方面，通過單程證移居香港的人數（已超過100萬），遠遠超過通過人才計劃、就業、求學或其他渠道從內地流入香港的中、高端人才（據估計，香港目前有25-30萬「港漂」，包括通過各類人才計劃進入香港的內地人才及其家屬），是香港基層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

在流出方面，香港產業進入內地，必然帶動部分港人到內地就業。不過，這種到內地就業的機會並非均衡地對不同教育背景、不同階層的人士開放。據呂大樂教授對統計資料的分析發現，港企到內地投資，並未能帶動香港中下層勞工到內地就業。早期，走入內地或有能力走入內地的港人以中、上知識和技能水平，有相當經驗及資歷的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士為主（2010年佔在內地工作港人的80%以上），而且近年已轉為以服務業的較高層職位為主。

事實上，因兩地最低工資的差距，低技能勞工並未能跟隨香港企業走入內地的步伐而轉移內地，而社會底層人口更是依賴香港提供的綜援、公屋、公共醫療、免費教育等社會福利和服務，而「固化」在香港，不斷流入而無法流出，形成困局。就連因內地成本較低而到珠三角生活、養老的港人，亦集中在有一定財富積累的中、或中間偏下階層。近年，還出現了在內地的港人因承受不住內地生活指數上漲回流香港的情況。也就是說，愈是基層的人口，就愈離不開香港。這種移入基層人口、流出中高端人口的流向，大大加劇了香港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可見，高度全球化、產業高端化給紐約和倫敦所帶來的弊端，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衝，而香港作為獨立經濟體，注定其與外界之間的人口流通受到各種限制——這種限制使香港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時，缺乏天然的緩衝地帶可依賴，全球化的衝擊因此更顯而易見。

從上述討論可見，作為城市，紐約、倫敦，乃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其經濟結構可以集中在金融等高端產業，不一定追求多元化和實體化；由於其人口可以在國家範圍內流動，因此其就業結構可以得到國家整體產業基礎的支撐，與全國其他城市進行就業分工。

而作為獨立經濟體的香港，勞動力流動性較弱，因此其產業結構必須與勞動力結構有所匹配。不能只保留高增值就業，而將中低增值的產業和職位全部移走；也不能只發展個別產業，導致大部分無法流出的人口無從選擇。

固然，香港可以從全球吸引人才，香港人也可走出香港，走進內地或全球各地。但現實情況是，高端人才的跨境流動相對較易，而基層人口的流動往往受到諸多因素的阻隔，要困難得多。因應香港現實的人口結構和流動趨勢，要避免就業市場出現結構性失調，根本的選擇就是在穩定優勢產業的同時，推動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亦不應盲目放棄中層及基層就業，為香港人提供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選擇。

總體而言，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是一個非主權的獨立經濟體，紐約與倫敦並非適當的參照對象。更恰當的發展參照物，恐怕應該是瑞士、新加坡、韓國這樣的經濟體。

END

（圖文轉載自香港商務出版社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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