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話你知漢字有多神奇

目前，世界上絕大部分文字均為拼音文字，漢字是主流文字中唯一一種沒有演變為拼音文字的。從功能性方面反對漢語拼音化的理由中，同音字多可能是最有道理的一個，這也是漢語和其他主要語言相比非常鮮明的特點。

漢字簡化若純用拼音，容易導致歧義，甚至會造成現實經濟損失——韓國修建京釜高鐵時，由於防水、放水讀音相同，均為방수（bangsu），在不標漢字的情況下工人竟誤把水泥上的防水字樣當成了放水，導致大量混凝土枕木龜裂。

更有人喜歡引用趙元任教授的遊戲之作《施氏食獅史》來講述拼音化的不可行：

如果用拼音的話，就會出現所有文字拼寫都相同的一幕：

粵語朗讀《施氏食獅史》

表面上看，漢語的同音字確實很多，光是一個yi的音節，就有幾百個常用字和次常用字。如果使用拼音，意義、異議、熠熠、意譯、翼翼就全都變成一個寫法了，確實會產生很大的不便，這樣看來，似乎漢字的地位無可取代。

不過，現代人的難題早已在歷史上就有了解決方法，用不同的拼音文字來書寫漢語早已有之，它們也都有不錯的使用效果。現今最早用大段拼音文字記錄的漢語可能當屬唐朝時吐蕃漢人用藏文拼寫的漢語。

吐蕃曾是一個有相當實力的帝國，極盛期曾北進控制塔里木盆地，東邊頻頻侵擾唐朝，並於公元763年一度攻陷長安，唐朝被迫請回鶻幫忙才把吐蕃人趕了回去。

從公元781年開始到公元848年，河西走廊長期被吐蕃盤踞，直到歸義軍興起才擺脫了吐蕃的桎梏。眾所周知河西走廊是長期講漢語的地方，但吐蕃百餘年的統治相當程度上藏化了當地漢人，詩人司空圖甚至有「漢人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感慨。

敦煌為河西走廊的文化中心。由於吐蕃腹地文化水平較低，吐蕃攻陷敦煌後藉助漢人善造紙的技能建立了抄經所，強迫漢人用藏文抄經，敦煌就此成為藏文經卷的主要傳抄地，當地漢人也多通藏文。

這其實就是一種漢字拼音化的改造。藏文字母不僅被用於較短的應用文中，頗多較長的文本也用了藏文字母拼寫，譬如下圖所示的這份敦煌經卷中，有一段藏文字母拼寫的《遊江樂》民歌全文：

尤為有趣的是這一文本寫成的年代已是歸義軍時期，文本正面即為漢文抄寫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這說明了敦煌漢人可能並不覺得漢文相對藏文就特別好用——雖然官方恢復了漢文的使用，抄經的任務不再必須使用藏文應對，但這不妨礙他們繼續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

這個改造的例子延續時間有限，隨著河西走廊慢慢擺脫吐蕃影響，用藏文寫漢語的做法也漸漸消亡。而且唐朝敦煌方言與現代漢語的特點有所不同，它的語音較為複雜，同音字較少，因此藏文拼音這種特殊拼法使用起來具有更高的識別度。

中古以後，漢語的語音體系劇烈簡化，同音現象驟增。但即使如此，也並不一定非要依賴漢字來消除歧義。近現代時期，也仍然有用其他書寫形式書寫的漢語。人們在不依賴漢字的情況下不僅仍能滿足基本的交際需求，還在此基礎上誕生了複雜的文學作品。

元明清時期，中國整體文盲率高，尤其是在遠離文化中心的西北地區。但是人們生活中總有對書面語的要求，如學習、通信等，西北某些回族人為了克服不識文字帶來的不便，從阿拉伯字母中取材，創製出了一種被稱為「小兒錦」的文字。

小兒錦也稱小兒經，大體上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當地漢語。由於地域和個人差異，拼寫法上往往也稍有不同。阿拉伯字母本身在表示聲調方面乏善可陳，小兒錦也不區分聲調，幸好西北陝甘地區的漢語聲調體系本就相當簡單，並未造成嚴重不便。

而在19世紀中葉之後，陝甘地區一部分回族人遷居中亞。他們被當地的突厥語民族稱為東干人，他們說的漢語也就成了所謂的東干語。

東干人中的絕大多數都不通漢字。在20世紀初，蘇聯為他們創製了用西里爾字母拼寫的東干文——實質上就是一種用西里爾字母書寫的漢語。

這兩種文字都較為忠實地記錄了口語。由於不標聲調，也存在類似小兒錦的弊端，但他們創造性地發明了不少解決方法—口語中遇到歧義時，往往會以其他詞語替代，雖然這樣做有時會造成書寫文字和口語的差異。這就好比文字上很少有人會避免使用「期終」，但在口語中則頗有些人會說「期末」以避免和「期中」相混淆。

東干文的使用者並不局限於日常生活的交流，還在新文字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文學形式。由於距離較遠，他們對於漢語文化中雅正的詩詞歌賦較為陌生，而且不指望科舉功名，也並無需求，所以他們的文學和自己的生活更貼近，並富有族群特徵。這種差異可能會讓漢族人難以理解。

東干文豪亞西爾·十娃子（Ясыр Шывазы）的詩歌是東干文學的代表作品：

在當下任何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看來，這首所謂的詩恐怕都有些過於通俗，但是文學根植於語言使用者的環境之中。東干人只是語言上選擇了漢語，他們的習俗、環境迥異於中原，對文學的理解自然也相當不同。在他們看來，這是一首真正的好詩。

歷史上的案例對當下爭論的借鑒意義畢竟有限，雖然漢字在功能上有被取代的可能，但對漢字體系的徹底放棄會造成巨大的文化斷層，可是繁簡的區別遠不能說可以產生這麼重大的文化影響。

對於一個熟悉簡體字的中國人來說，從識簡到識繁並非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20世紀80到90年代，大量音像產品片源來自港台地區，可並沒有太多人抱怨片子的繁體字幕看不懂。

恢復繁體字對接續傳統的有效性更是值得懷疑，就算以繁體字進行基礎教育，也未必就能提高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真正的差別或許主要在於對古文的體系的理解，無論是用簡體還是用繁體，未受過系統教育的人對於文言文的理解其實都非常有限。普通人突然學會繁體字，也不可能就搖身一變，成了「龍的傳人」。

當下，簡體字在中國已經全面鋪開，擅動文字體系的益處相當有限，而且很可能需要支付類似韓國高鐵事件的高昂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如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就從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再改回老文字，近年又有和新一套的拉丁文字並行的體系，這幾番更改事倍功半，由此付出的不必要社會成本更不言而喻。

但是，作為自漢字隸定以來幾千年穩定使用的傳統文字，社會不妨對繁體字多點寬容，在非官方的場合對使用繁體字（如店招等）的限制可以放寬。

至於和中國港台地區乃至韓國等使用繁體字地區接軌的問題，語言學家鄭張尚芳的意見頗有參考價值：將并（並、併）、后（后、後）等簡繁一對多的情況加以小範圍的校正，以使簡體繁體能夠建立固定的一對一關係。如此一來，在當今的技術條件下，無論簡體繁體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互相轉化。

東干文等案例的最大啟示或許是無論繁體字還是簡體字，功能性上都並非不可替代。從實用角度來說，即使是拼音文字改造，也總能有合適的替代品出現。但文字的使用從來都不是規劃的產物，它鑲嵌在使用者的具體環境中，漢字能不能有簡化字、可不可以簡化為拼音文字的討論，或許本就不適合以提案的方式進行。

《東言西語：在語言中重新發現中國》

作者：鄭子寧

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22年5月

語言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本書以一種深入淺出的方式，把漢語普通話、拼音、方言、地域差異、古漢語、姓名、稱謂、外語習得等語言與文化的核心問題融會貫通於近50個精彩絕倫的故事之中，用具有內在統一性的連貫邏輯，帶我們在語言中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中國。

END

（圖文轉載並改編自香港三聯書店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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