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趣讀｜古人如何儲糧，如何運糧？

中國古代非常重視糧食儲備，設置了從中央到地方功能各異的倉儲。糧食運輸以水運最為便捷、價廉，故大開運河，整修內河航運，在河道沿線設置大量漕倉。糧食生產和保存都有一定的周期，所以漕運的數量並非越多越好，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數額。為保障漕運，隋唐以來政府非常重視河道治理，成本越來越高。晚清因黃河泛濫，運河阻塞，河道治理成本太高，導致運河漕運無法實施，糧食運輸方式隨之發生了改變，海運和鐵路運輸逐漸取代了運河漕運，倉儲設置也由此發生變化。

漢代初期賈誼提出「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積貯糧食是治國之本。糧食生產有周期性，所以一定要有儲備才能維持人們食用。歷代大小政權都特別重視糧食儲存。糧食產地與食用地很多時候並不一致，故糧食運輸在古今都是必需的。

糧食運輸的成本即使在現代來說也是非常高昂的，所以古代非常重視糧食的儲存和運輸，儘量減少中間的成本。古代糧食運輸多採用成本低廉的水運，為此陸續修建了中國大運河，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

圖 | 京杭大運河

倉儲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程度。據《禮記·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一般情況下三年耕作可以儲存一年的餘糧，九年可以儲存三年的糧食。這種「耕三餘一」的儲糧備荒思想既反映了當時農耕的技術水平，也反映了時人應對糧食安全的智慧，對中國社會影響深遠。糧食安全說到底是一個動態安全，並非需要無限制地儲備糧食，只要國家的糧食儲存和生產能維持在一定水平就能保持安全。唐代漕運專家裴耀卿就指出：「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即無憂水旱」，正是反映了這一思想。如果糧食積壓太多，反而會面臨着去庫存的壓力，也浪費了運輸成本，所以糧食儲存需要有合理的儲備比率。

中國古代需要大量利用漕運才能維持各地糧食需求的平衡，如何處理好倉儲與河道運輸之間的關係是歷代政府思考的重要問題，這就涉及到如何平衡漕倉的設置與河道治理成本。

一般來說，糧食倉儲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供應官民食用的倉，另一種是用來周轉運糧的倉。糧食運輸在古代利用水運是比較合算的方式。漕運就是通過水路運輸糧食的一種形式。通過水路運輸糧食，不可能依靠同一艘船一次運到，必然需要有適應不同河段航行的船隻和水工分段運輸。為了方便遠距離存儲與轉運糧食，國家與政府往往在河道沿岸的樞紐地點設立倉儲，用來儲藏從各地運來的漕糧，然後根據不同河段水位流量以及需要等情況，再轉運到目的地去，所以稱為漕倉。

秦漢統一王朝形成後，糧食周轉的需求更多，各地建設了大小不等的漕倉。秦時的內河航道沿岸就有很多漕倉。據北大藏秦《水陸里程簡冊》，南陽郡內有「宜民庾」、「武庾」、「訄渠庾」、「陽新城庾」四處倉庾，作為南陽郡內的重要水陸交通網絡的組成部分。

秦朝還有在規模和效能諸方面均為倉儲系統最高典範的國家糧倉——敖倉。敖倉在滎陽，臨汴水，楚漢戰爭時為劉邦集團的勝利提供了重要基礎。整個西漢，敖倉始終作為規模最大、最重要的糧倉，為維護中央專制政權發揮着作用。

圖 | 敖倉與河、濟、鴻溝水運示意圖（圖源《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

漢代重要的漕倉還有京師倉，即華倉，位於黃河與渭河交匯處附近，可以通過漕渠連接黃河進行水運，主要儲存從關東運往京師長安的糧食。粟穀從京師倉西運，可以轉儲於首都長安城外東南的太倉。長安附近還有多座國家重要倉儲，其中細柳倉、嘉倉皆連通渭水。陝西蒲城縣西頭鄉西頭村洛河附近出土「澂邑漕倉」瓦當，透露出這裡曾存在過一座重要糧倉。考古工作者還發現了一條從未見諸歷史文獻記載的人工漕運渠道，從今蒲城縣城南村東分引洛水，至渭南縣單家崖附近匯入渭河，其被認為是用於向都城長安漕運食糧，故「澂邑漕倉」是「京師至關重要的供食糧倉」。

隋代立都長安，京畿之地糧庫空虛，需要從關東地區向長安調運糧食。開皇三年（583年），文帝詔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漕運關東及汾、晉之粟，充實長安倉廩。隋唐時期與漕運有關的倉儲，有黎陽倉、河陽倉、常平倉、廣通倉、洛口倉、回洛倉、含嘉倉、武牢倉、柏崖倉、永豐倉、渭南倉等，均分布在漕運交通便利的河口交匯處或水、陸運輸便利的地方；倉城遺址均選擇在依山傍水或地勢較高且水陸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一個倉儲與大運河通濟渠或永濟渠、黃河的漕運水系緊密相連的關係；這一時期的大型糧倉多集中於洛陽及其附近，如回洛倉、河陽倉、洛口倉和含嘉倉，由此可知洛陽作為漕運中心的地位和作用。隋代修建大運河，特別是煬帝時期陸續開鑿通濟渠、邗溝、永濟渠和江南運河，打造了以洛陽為中心的漕運系統，溝通了東西和南北運輸，由此在運道沿岸設立了眾多漕倉，可以彌補不同河段運力上的差異，提高漕運效率。

圖 | 含嘉倉倉窖復原設想圖（圖源《中華文明傳真隋唐卷》）

漕倉的設置是服從於現實需要的，具有時代特點。隋唐時期的漕倉建置就有明顯的前後差異，隋及唐初的漕倉多為有倉城建置，位於北方地區，需要轉運大量漕糧，選擇以大型地下倉窖群形式儲糧；安史之亂後，唐廷對東南財賦依賴更深，亟需提升糧食流通速度，新建的漕倉以南方地區為多，增設了一些臨時性轉運倉場，兼之漕糧運輸總量的減少和漕運運道的時斷時續，儲糧方式更具靈活性。明清時期漕運與漕倉建設達到歷史鼎盛時期，最為完善，漕倉分為京通倉、水次倉、小型兌漕倉三類，京通倉是漕糧收儲的終點，水次倉是漕糧中轉的中介，小型兌漕倉則是漕糧繳納的起點。

要保證倉儲制度運轉，不僅要在河道沿岸設立漕倉，還要保障水運暢通，節約運輸費用。中國古代歷代政府花費大量人力和物力修建漕倉、治河，就是為了保漕通運。

漕運需要可供航行的河道才能輸送糧食。中國的河流多是自西往東流，上下游落差較大，通航條件並不優越。因缺乏南北向河流，故需要修建大運河溝通水系，實現南北運輸的暢通。隋煬帝時期大規模修建運河，不僅加強了東西向運輸，更首次實現了南北向溝通。元代則首次貫通京杭運河，為明清的漕運奠定了重要基礎。漕運相對於陸運來說成本較低，但開鑿運河、治理河道並不是一次性工程，還需要長期專門的維護，成本仍然較高，存在不少難題：

一是開鑿難度大。漢武帝時有人建議穿褒斜道，近四百里，武帝派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但卻不可漕，未穫成功。三門峽是黃河漕運的咽喉之地，但因為地理環境制約，歷代或開鑿河道，或鑿山架橋，或變革漕運，或採取迂回方式避開三門天險等方式，極盡全力對此河道進行梳理和整治，實際效果卻難盡人意。

二是河水流量不均，很多水量不足，淺澀阻運。唐代漕運黃金時代，已經感到汴河水量不足，對航運十分不利。宋時河床日趨淤高，水感更顯淺澀。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漕船相繼入運京都，但因汴水淺，只得輦運，造成京城糧價頗貴。

圖 | 張擇端繪《清明上河圖》中從漕船搬運糧食的力夫。

三是泥沙淤塞嚴重，容易廢棄。北宋時期漕運水道以開封為中心，有汴河、淮南運河、江南運河、黃河、蔡河、廣濟河及御河等。為了確保大規模漕運的運行，政府投入了巨大成本，對各漕運水道進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北宋滅亡後，大部分水道失去了必要的治理，河道狀況惡化，導致湮滅、荒廢。

四是航運與灌溉相矛盾。運河兩岸多是良田、城鎮，漕運需要保證水量，就會影響灌溉用水、民眾用水。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都水監丞侯叔獻請求引汴水淤閑田，王安石力主施行。幾次放水後，汴河幾乎絕流，重舟難以行駛，容易擱淺。

五是冬季冰封阻運，減少了運輸量。宋時規定每逢冬十月即閉汴口，防止黃河浮淩進入影響到汴河運輸。

這些難題使得秦漢以來政府為保障漕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河道開鑿、治理中，運河暢通的情形在史書中並不多見，漕糧運輸量也不穩定，起伏較大。漢武帝時山東漕運一年曾達到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而唐玄宗時在韋堅的改進下也不過漕運山東粟四百萬石。由于河道治理的成本高，漕運艱難，在費損率高的情況下，唐代漕運會達到「斗米費斗錢」的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漕運的數量。

圖 | 清人繪《京杭大運河圖卷》之黃、淮、運交會處

由此可知，中國古代一般會考慮倉儲與漕運成本之間的關係，不會因為倉儲的重要而不顧成本去治理河道、增加漕運，造成巨大浪費，甚至會在倉儲較為充足的情況下暫停漕運，節約民力；但在古代不計成本漕運的現象仍不斷出現，破壞了沿河地區的生態環境，引發更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古代戰爭的地理樞紐》（修訂版）

作者：宋傑

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3年11月

在大規模戰爭裡，某個或某幾個地區由於位置的重要，成為交戰雙方爭奪的熱點，它的得失對戰局常常具有決定性作用，這種戰略要地在軍事地理學中被稱作「樞紐地區」。本書上起三代，下迄南宋，用54幅地圖，48萬字，對中國冷兵器時代諸多朝代、政權的戰爭樞紐地區進行了細緻探討，並由此出發，對戰爭的策略、部署、路線等做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圖文轉載並改編自香港商務印書館微信公眾號，原文發表於2023年11月《人民論壇》「讀史札記」專欄，作者段偉。）

➤ 新年獻詞：我們深信「責任感讓我們出類拔萃」

➤ 徐志摩為何會愛上翡冷翠？

➤ 「一本讀書會」名家講座金句摘錄 | 濮存昕：不要賣弄表演，展現你的從容和真誠

➤ 香港三聯書店75周年，我們做了一本書

➤ 2024「一本讀書會」首場名家講座，著名表演藝術家濮存昕攜新書來港分享四十載藝術人生

點亮「在看」，支持香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