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好多外國人學說中國話，拼音是非學不可嗎？-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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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好多外國人學說中國話，拼音是非學不可嗎？

联合出版集团

202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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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量外國網友湧入中文社交平台，從「交貓稅」進階到「第一批學會中國菜的人交作業」，眼下最新熱潮是學中文。某語言學習平台數據顯示，與同期相比，美國學中文的用戶激增了216%，全世界都在學習中國話。

（圖源網絡）

中文學習中逃不開漢語拼音，學習語文要用，辦理證件要用，出國生活也要用，但是它卻給很多人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煩惱——老外似乎並不習慣漢語拼音的讀法，如Xing（邢）先生老外就鮮少能讀對；Quan（全）小姐可能被讀成關小姐。

就連著名大學似乎也對漢語拼音有抵觸情緒。北京大學不叫Beijing University而要叫Peking University，清華大學則是Tsinghua University，廈門大學最厲害，直接用了個讓人不明所以的Amoy University。

（圖源網絡）

漢語拼音為什麼和英語讀音對不上號？而這些大學的拼音又都是如何來的呢？

各國文字有着不同的書寫系統。一旦有人要和使用不同文字的其他人群接觸，那麼出於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乃至學習對方語言的考慮，把本國文字以另一種文字的形態轉寫就是非常必要的。

對於多數主流拼音文字來說，字母之間都有相對明確的對應轉化關係，設計一套轉寫方案相對容易。古羅馬時期羅馬人和希臘人交流頻繁，就產生了一套標準化的以拉丁字母書寫希臘語詞匯的方法，兩種文字的轉化幾乎完全程式化，如希臘字母Γ、Δ、Η、Θ、Ξ、Ψ在拉丁文中就分別轉為G、D、E、TH、X、PS。

但是漢字並不是純粹的表音文字，因此在文字上和一種拼音字母建立對應關係並不現實。

直到近代之前，中國人自己也鮮少有使用拼音的需求——歷史上用拼音文字表示漢語的情況並不常見，一般只出現在由於各種原因遊離於主流漢文化外的族群中，如部分西北地區的回族人在內部通信時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寫的漢語，即所謂小兒經。

因此，早期漢語拼音的設計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外國人，只有極少數例外情況，如敦煌被吐蕃佔領時期當地漢人用藏文字母拼寫漢語。

至遲在漢朝，中國就開始和文字不同的異族交往。他們將漢語的發音用自己的文字記錄，形成了拼音的雛形，如往來中國的粟特胡商將店拼為tym，前來廣州的天方商人則把廣州拼作khanfu（廣府）。

圖 | 利瑪竇畫像（圖源網絡）

但是這些早期拼音非常零散，並不系統，只是對需要的人名地名或漢語借詞進行轉寫，並沒有對漢語進行整體的拼音化。漢語拼音化真正走上正軌，還是從明朝開始陸續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的功勞。

為了向中國人傳教，西方傳教士熱衷於學習漢語。學習漢語可能尚算容易，學習漢字則門檻極高。於是西方傳教士想出了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並編纂字典以便學習的方法。

最早對漢語進行系統性拼音化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和羅明堅。他們在1583年至1588年間編寫了漢葡字典，並用上了自己設計的漢語拼音方案。該方案奠定了日後傳教士漢語拼音的基礎，但傳播不廣，很快就湮沒無聞了。

影響力較大的則是1626年由傳教士金尼閣編著的《西儒耳目資》，它反映了明朝後期官話的讀音。由於是傳教士為西方人學習漢語方便所創，金尼閣又是法國人，因此《西儒耳目資》拼音較為接近法語以及拉丁語的正字法，如然的聲母用j表示，後鼻音韻尾則用-m表示（雙拼寫為xoam）。

金尼閣之後，傳教士紛紛設計起了自己的拼音。這些由傳教士設計的拼音和金尼閣一樣，也主要是為西方人學習方便，因此根據傳教士自身來源、在華所在地等因素，這些拼音也有着不同的拼寫。同樣一個「莊」字，英國人寫chuang，法國人寫tchouang，荷蘭人更是能寫出tschoeang來。

不過這些拼音方案也有共同特徵，如對漢語的不送氣清音和送氣清音用附加符號區別，如波/頗、多/拖、戈/科的聲母分別寫為p/p’、t/t’、k/k’，在西方語言中一般用來表示濁音的b、d等字母因漢語官話中沒有嚴格對應的音而往往被棄之不用。

圖 | 林巧稚大夫（圖源網絡）

大量在非官話地區活動的傳教士也設計出種種方言拼音，特別在閩語區，傳教士設計的福州話平話字和閩南白話字流行甚廣，並被用作在當地辦學的教學工具。閩語和其他漢語方言相差較大，寫不出字的詞很多，用漢字書寫口語困難，不少當地民眾甚至把這些拼音當作了主要的書面交流工具。直到20世紀50年代，林巧稚大夫在進行對台廣播時仍然使用傳教士創製的閩南白話字撰寫講稿。

但是這些拼音的流傳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傳於一時一地，難堪大用。真正有全國性影響的拼音方案，到19世紀末才問世。

1892年，英國人翟理斯修訂完善了威妥瑪於1859年設計的拼音，形成了今天所謂的威妥瑪拼音。威妥瑪拼音和現代漢語拼音在不少地方已經相當類似。如用ao表示奧，ch’表示產的聲母。與之前的諸多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瑪拼音系統簡潔統一，表音方便準確，很快成為第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漢語拼音方案。

雖然威妥瑪拼音是現行漢語拼音出現前最普遍的拼音，但是如果按照威妥瑪拼寫，北京是Peiching，廈門是Hsiamên，清華則應該是Ch’inghua，並非這些學校現在常用的名稱。Peking、Tsinghua、Amoy的由來另有緣故。

1906年，在上海舉行的帝國郵電聯席會議要求對中國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法進行統一和規範以方便通信。在此之前，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已經要求各地郵政主管確定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寫。赫德希望各地能用地方音拼寫，但各地郵政局長則往往用已經通行的威妥瑪拼音交差。

圖 | 青島啤酒（圖源網絡）

當時中國郵政系統高層由法國人控制，威妥瑪拼音英文色彩濃厚，不為法國人所樂見，因此在1906年的會議上最終確定了一個混合系統的拼音方案。這個拼音方案引入了大量北京話中已經消失，但是在老官話中還存在的發音區別，如分尖團（青島Tsingtao、重慶Chungking），保留入聲（無錫Wusih、廣西Kwangsi）等。對閩粵地區的地名，則依照赫德的指示往往用當地方言拼寫，如佛山Fatshan、肇慶Shiuhing、廈門Amoy（今天的廈門話門讀mng，但是早期廈門話更接近漳州話，門讀mui，故拼為moy）。這套拼音方案即所謂的郵政式拼音。

圖 | 清華大學（圖源網絡）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還有廈門大學的英文名如此奇特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都採用了郵政式拼寫，其中Tsinghua為老官話拼寫的清華，Amoy為閩南語的廈門。

而Peking就更加特殊，它並非老官話中北京的讀音，也不是方言音，而是北京的外語慣用名——依照郵政式拼音的規則，對有慣用名的城市，郵政式拼寫繼續沿用已有的外語慣用名。

所謂外語慣用名，即某地在外語中有一個和來源語不一樣的名字。這種現象並不算罕見，如英語中中國並不用Zhongguo而用China，埃及並不用Miṣr而用Egypt，而德國則以Germany稱之，不用德語自己的Deutschland。

外語慣用名的形成一般是因為該地非常重要，因此說外語的人在長期使用中並不遵從該地所說語言中對它的命名，而用自己早已習慣的叫法。

比如英語裡面絕大部分外國地名都遵照來源語言的拼寫，但歐洲各國的首都往往例外。臨近英國的法德等國名城多早為英人所熟知，也往往擁有慣用名，意大利長期作為歐洲的文化中心和商貿要地，也不乏有慣用名的城市。而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和英國交往密切的印度，不少大城市在英語中也有慣用名。

相應的，英國最有名的城市London（倫敦）在許多歐洲語言中也有自己的慣用名，如法語、西班牙語的Londres、意大利語的Londra等。

圖 | 廣交會（圖源網絡）

近古以降，作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中國有最多外語慣用名的城市，如英文的Peking，法文的Pékin、意大利文的Pechino、西班牙文的Pequín/Pekín。而另一個慣用名較多的中國城市則是廣州，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寫作Canton，西班牙文是Cantón，葡萄牙文則是Cantão（均來自「廣東」），毫無疑問這和廣州作為貿易大港的歷史有關。

相比之下，上海雖然在19世紀後迅速發展，但是由於歷史相對較短，並沒有機會形成外語慣用名，上海大學也就無法像北京大學那樣自己起個特立獨行的外文名。不過上海人很快就不用擔心歷史上的短板了。

1957年，新的漢語拼音方案出爐，拼音的目的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其初始目標為最終取代漢字，後因不現實改為幫助識字、推廣普通話。因此，漢語拼音主要是為本國人服務，其拼寫法是否符合外語習慣不再重要，系統的簡約和學習的高效成為設計時更大的考量。新的漢語拼音用上了全部26個字母，至於Fuxing、Xing、Quan等，老外會怎麼讀本就不在考量範圍之內。

圖 | 上海復興西路（圖源網絡）

雖然漢語拼音主要是對內的，但它也被賦予了成為漢語拉丁化轉寫標準方案的光榮使命——1978年開始，中國出版的外文出版物涉及中國專有名詞轉寫時均須使用漢語拼音。1982年，漢語拼音被國際標準化組織認可為漢語拉丁轉寫的標準。在中國堅決要求下，所有漢語專名的拉丁轉寫都應該以漢語拼音為標準。諸如Peking、Canton這樣的慣用名漸漸為Beijing、Guangzhou所取代。以此而言，至少在外文名稱上，百年魔都和千年帝都竟算是平起平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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